我的过去只有回忆没有痕迹
我出生在安徽西北部的一个小地方，它是一个三县交界的小村庄，村庄的南边静静地流淌着一条大河。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就随父母到了县城，所以儿时的记忆留给这个小村庄的不多，不过因为当时父母半工半农，农忙的时候和过年的时候便会回来小住几天，记忆也是很零碎的。到后来我上了初中，家里的地就给亲戚种了，老房子里只有一个老奶奶住着算是看房子。再后来院子里墙头上房顶上，蓬草离离，现如今我已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父亲少年时就随爷爷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在那个年代能当工人是件很荣耀的事，仅次于当时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母亲当时是农民，所以在我周岁之前，家里其实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家里还开这个小卖部。父母都很勤劳，不到几年的时间，父母就由结婚分家时的茅草屋（家乡话说是茅埯子）先是翻盖为土坯房子，没两年再翻盖成青砖瓦房后来又砌起了院墙，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青砖院子户了。家里陆陆续续降生了四个孩子，我是老幺。在我出生的时候，家里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还记得是金星牌的，到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换成了彩电，才把它送给了外公家，现在已不知去向。
前面说到我不满周岁就随父母离开农村进了县城。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能当上工人乃至吃上商品粮依旧是很光荣的事。
在这里要说一下我父母的家庭背景。我父亲这边早先祖上是当地的大户，听长辈们到了我父亲的曾祖那一辈因为家里发生重大变故以致一败涂地，父亲的曾祖有三个儿子，三儿子就是我的曾祖，曾祖母是大河对面的一户地主家的闺女。家逢变故时，曾祖已经成婚，曾祖父夫妻生育了四个子女，两儿两女，我爷爷是长子，二爷爷是遗腹子。没错，我二爷爷还没出生时，年仅二十八岁的曾祖就去世了，据说是因病。曾祖母年轻守寡，守着四个孩子，忍受着妯娌们的侵凌，忍辱负重把四个孩子抚养长大。听家里的孙媳辈我妈妈她们讲，曾祖母织布绣花、做饭下地、做买卖打坝子样样行，而且还识字。我印象中的曾祖母是八九十岁的高龄的老婆婆拿着拐杖坐在藤椅上，周围一群曾孙辈，回顾风雨几十年的历程，她得是有多大的感慨！曾祖母是个伟大的女性，活到大家都不知道的岁数，只记得她的孙子辈也就是我爸爸他们说，曾祖母连续很多年别人问她多大了，她只说九十三了，说了很多年，到后来去世时，大家都不记得她多少岁数了。我爷爷是长子，前面说到家道败落，我爷爷在我曾祖母的培养下，后来进了工厂，也就是后来我爸爸进的那个厂，成了工人。那时国家经济都是百废待兴，何况我们小家呢？爷爷是长子，照顾自己弟妹是一个担子，自己家里还有我爸爸弟兄姊妹五个孩子这一个担子，日子仅算勉强度日。到了我父亲十五岁时，爷爷把他带进了工厂开始做学徒，家里开始有了起色。可是好景不长，我父母成家的第二年，爷爷得肝炎去世（当时肝病是绝症）了，年仅四十八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我十七岁的二叔作为工人接爷爷的班进厂，和我爸爸一起重新挑起家里的担子！
再说我母亲这边，我母亲的曾祖辈也是大户，据说当时号称家有良田三百亩，放到后来不定个地主也算是富农了。母亲的曾祖母娘家有个弟弟是个吃喝嫖赌的混账，这个姐姐隔三差五就接济她这个弟弟，到后来发展到竟然背着婆家为了给弟弟还赌债把家里的地给卖了。母亲的曾祖就这样被气死了，当然是气病之后早早就过世了。母亲的爷爷辈日子还算勉强，因为有这样一个曾祖母，家道也是日渐衰败，到了我外公这辈已经是潦倒不堪。对比我父亲的奶奶，再次证明娶一个好媳妇影响三代人！接着说我母亲这边，我母亲的曾祖母不是个持家好手，不过我母亲的奶奶也就是我外公的母亲却是个贤惠媳妇，持家还算得体。外公也是兄弟二人，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姥爷做了一辈子的小学老师，我外公自己是党员做过大队书记。我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的家境较父亲这边较优，而且母亲天资聪慧（遗传了我外公，农村有句俗语叫“闺女仿爹儿仿娘”，我大约是间接遗传了我外公），所以母亲上学上到了高中，但毕竟是农村，又是个女孩子，所以上到高二外公就不让她上了早早地托媒人找婆家，因为父亲这边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爷爷和父亲又都是工人，再加上我父亲年轻时确实是一表人才，这门婚事很快就定了。母亲每谈及此，常深以为憾，更兼婚后未几我祖父中年早逝，家庭负担日重，婚后的最初几年着实很艰辛。
接言前文，我母亲其实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她的志向没有机会施展，但是她却从未放弃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理想。这一点深深地影响着我直至今日！当时我母亲是农村户口不能进厂当工人，但我的父母一直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当时我父母都是农村户口，我父亲虽然在工厂但不是正式工，因为技术好而且进厂时间早，尽管不是正式工却也当上了车间主任，这和现在的公务员体制内的有些情况类似。经过多年的努力，家里日渐好起来，家里有四个孩子，土地四亩半。粮食蔬菜地里长，花钱有一份工人工资和家里小卖部，家里还养着鸡鸭牛羊的牲畜，家里隔三差五的就有肉吃，日子在农村已算上等。母亲的心志很高，她不满足于此，她知道应该再进一步了，她在等待时机。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的厂里发榜招工类似于现在的公务员招考，不过因为过去工厂都有接班制，正式工退休后子女可以接班，所以像对外招工这样的机会很多年都等不到一次，而且当时信息传播没有这么发达，所谓的招工其实还是厂里的职工发展自己的亲属进厂的渠道。对于我们家也是如此，我爸爸作为非编小领导顺利转为正式工，其实转不转无所谓，只是身份问题。我母亲当然也在一直等待并且也要抓住这次机遇，但是，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工厂招工要非农户口。就像现在招考公务员限制户籍一样，在当时非农户口的限制其实对于农村人来说就是这个概念。怎么办？我父母咬紧牙关，力争一定要脱离农村进城当工人，这是她一直的理想！这是老太太几十年人生规划的第一步！办法总是有的，而且当时社会的体制不像现在这么严格，非农户口的解决归到一个字就是钱！当时我父亲通过厂里领导疏通关系，找到当时的派出所，非农户口可以解决，开口要价两万元。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两万元什么概念！我母亲为了她心中的理想，咬咬牙，把家里的值钱的东西几乎全部变卖，恐怕当时只有那个房子和院墙没拆了，再借了点钱，算是把钱凑齐。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解决了，我母亲也有了非农户口，和父亲一起成为城里的工人。我也开始了小县城的生活。
我的脑袋上有三个旋，头顶两个，右前额一个。小时候小伙伴们唱歌谣戏称“一旋好，二旋坏，三旋老鳖盖。”当时只知道好玩，后来渐渐长大了，相士们都说头上长三个穴的人是大人物，不是大奸就是大官。我今年不到三十岁，大奸的事没干过，大官可能这辈子轮不到我。说这么一段，不是为了说我异人异象有大命，是想说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就是这种，有许多小玩伴也有很多奇闻趣事。
前文说的我不满周岁，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进厂的时候，我怀里还搂着你吃妈呢。”很多人都说自己三四岁之前的事儿基本都不记得的，因人而异，我至今还能记得我被父亲从小河边拉去上幼儿园以前的依稀一些生活记忆，我上幼儿园时的年纪是四岁半。
先交代一下我们当时的生活环境。父母所在的这个厂是个国营机械厂，占地一百亩，在当时小县城算是很大一块地方，所以它并不在县城中心，而是靠近县城的一个镇里，相比农村老家，这里距县城要近得多了。因为是个工厂，四面用围墙围起来，西面紧挨着一条直通县城的大马路，路边的商店酒馆一家挨一家，厂里面除了各大生产车间等工作区，其他的就是生活区了，还有一些闲置备用土地被领导家属开辟成私家菜园（特权无处不在），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印象最深的几个地方，一个是父亲所在的金工车间后面的空地，特别阴森恐怖，不要说我们小孩子就是他们大人夜晚都很少从那里走，因为紧挨着东侧院墙，院墙外面据说就是坟地但却从未亲眼见过，因为全厂区只有西边有门。还有一个地方是工厂职工孩子最喜欢的地方，是工厂的油料库，那时我们都称油罐。因为它长得就像个没有车轮的油罐车，而且是两个并排的，紧挨着像两座小山，本来那个位置就高，两个混凝土结构的半圆柱体卧在上面更像是两座人造假山，所以我们小伙伴是最喜欢那里了。小时候快乐的时光有很多半是在那里与小伙伴一起度过的。厂里面空旷地带很多，多半都被勤劳的工人开辟出其他用途，有些地方荒草很多，好像从不像现在的单位还有绿化养护定期割草。所以夏秋时节荒草疯长却没人管，里面的乐趣自不必说，刺猬、野兔、蚂蚱这样的东西可是不少，经常跟着大一点的孩子或者年轻的工人叔叔他们打兔子。厂里的果树也很多，像枣树、梨树、柿子树这种易打理的或者说根本没人打理也不打药的果树，不过都是些小果子，像梨树结的果子只有鸡蛋大小，味道也没有市场上卖的好吃，不过依然不影响我们的食欲，往往果子还没熟，就已经被我们消灭殆尽了。其他还有很多趣事，像考红芋、抓知了、搬罐头瓶鱼、摔泥巴凹呜等这些农村里的玩耍项目我们也有，像比小汽车玩具、踢皮球、跳沙包、摔卡片这些城里的游戏我们也有，这得益于我们的生活区就是在城市和农村边界，所以两边最新式的游戏都能及时在我们这里传播。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是回到我们家，1988年后第二年春天，父亲骑着永久牌大杠自行车（这里要提一下这辆自行车，据说这辆自行车什么时候买的我忘记了，但是它在我四年级转学时父亲还曾有半年的时间用它送我上学，后面会讲到），前面大杠坐着我二姐，我则躺在坐在后座的母亲怀里。告别他们居住多年的农村小院，来到工厂里的新家。说是新家，其实是我父亲平时上班时住的宿舍，未搬来之前，父亲每周双休日骑自行车五六十里路回老家，工作日下班就住在宿舍。因为父亲当时是金工车间主任，所以住的宿舍是两间贯通的房子，而且房子比其他工人的房子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搬过几次家，原先的房子后来我们就一直称为大房子。大房子所在的那片职工宿舍区位于厂子的东北角的高坡上，也就是往南就是前面说的车间区，往西就是前面说的大油罐。厂子的工人鼎盛时期有200多人，按照正式非正式工、性别、级别等分住在大约五个集中区域。我们刚住进厂里的地方就是正式工单身宿舍区，两年后1991年我们搬到西南角的有家庭的宿舍区，其实就是房子大一点房间多一点但是没有院子。又过一年也就是到我上幼儿园的那一年1992年，原先进厂那年寄住在外公家的大哥和大姐也回来了，算是一家人团圆，这时我们家又搬到同区域的一所独门独院的房子里，在这里，我们一家人一起住到1996年（这个时间点后面会详说），而我大哥在1993年考上中专离开家，1996年回来到县里上班。1995年大姐到县城寄宿上初中开始到后来她上高中上大学再到出嫁。也就是说，我们一家六口人真正朝夕共处一室的时间，除了我出生的头一年还有1992-1993这一年，其他时间除非到过年和寒暑假，就再也没有过了。说起来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所以每每看到电视上还有别人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我的心里总是很不舒服，虽然过年和寒暑假都在一起，但是因为常年的分别还有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大等因素，我们家始终没有一种和和美美的温馨感。我大哥比我大十岁，除了这个因素，我们兄弟俩的感情没有别的家的兄弟亲密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长期相处的时间不过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大姐和我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比大哥好些，延续到1995年，好在后来我在市里上高中时有两年是住在她家，所以相对的和大姐关系更亲近些。而我二姐，比我大四岁，几乎在我上高中以前，我们姐弟俩是朝夕相处的，除了1996-1998这两年的多事之秋时期（这段时间我后面会着重写），我和二姐姐弟的关系最好。说到这，因为父母双职工要上班，家里没人照顾，大哥大姐92年才归来，所以也就是在我上幼儿园之前的四年时间里，一直是我二姐照顾我，带着我在厂区里面到处玩。也就是因为要照顾我，二姐直到8岁半了才开始上一年级，为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益感到愧疚和感恩。因为父母想早点送我上学，我是四岁半上幼儿园，两年后不到七岁直接上一年级，小学五年制，直到现在工作一直是班里面的年纪几乎最小的学生，而我二姐却一直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后来还留过几次级。到后来我大学快毕业时，她还在上大学，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是我耽搁了她的学业。所以我一拿到参加工作的第一笔薪水，最先给的除了我父母，还有就是从原本不多的工资里每月挤出五六百元钱汇给二姐作生活费。苦心人天不负，二姐毕业后没有关系户没有花钱送礼，凭真本事考进合肥市某三甲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今年也和疼她爱她的二姐夫顺利完婚。
前面说了很多哥姐的事，我接着回到我上幼儿园之前的这段生活。之所以把这段生活单独分出来来说，一个是因为对我来说不上学的这段时光是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时光，再者也是因为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光。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几件事：
第一件是我们住在厂里的大房子里的时候，那时我还不会走路，而且也不会说话。顺便说一下，我说话很晚，在我三岁半的时候才会说话，害得父母以为我是个哑巴。不过我虽不会说话但是我记得事。我二姐当时四五岁，前面说了，我爸妈要上班没时间带我，就是我的小姐姐天天吃完饭背着我到处玩。当时大房子前面是一片空地，荒草遍地，我们家养了一群鸡。为首的是一只非常雄伟的大公鸡，这只大公鸡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不仅我二姐背我的时候就是后来我自己会走了，它还是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总是追着我啄我的尾椎骨，现在还有疤痕。它后面一群老母鸡，多少只不记得了，只记得很多。二姐每天背我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到门前那片草丛里捡鸡蛋。没错就是捡鸡蛋，有一次二姐背我到一处相对偏远的草丛里，发现了一窝鸡蛋，数量也是记不得了。当时因为每天都要捡鸡蛋，基本上都是一颗一颗的捡到，一次捡一窝真是大喜事，后来不知道这窝蛋怎么处理的。
第二件还是在大房子里的时候，不过是件不开心的事。那时我已经会走路了，我二姐等于小解放了一下，所以看我看得不是很紧。我们俩的活动范围就大了，姐弟俩经常到处串。有一次二姐带我去父母车间，其实是我想吃奶了。母亲满手是油，柴油机油也不知道，只知道黑乎乎的也不洗就把我揽在怀里吃奶，吃完后我就又和二姐出去了。然后，然后我二姐就把我丢了，她自己不知道去哪里玩了，而我自己迷迷糊糊地到处转。等到父母下班后，遇到我二姐了却没看到我，就赶紧到处找。好在当时厂子是封闭的，外人也进不来，反正就在厂子里，那时也没现在人贩子什么的这么猖獗。大家找半天没找着，我二姐这顿打是少不了的。最后在大房子南边的大柏树下发现一个浑身油渍马糊，苍蝇盯满脸的小孩，没错，就是本人。我睡着了，是我自己玩累了自己回家来了。怪谁呢，父母辛苦上班工作，二姐才五岁，在工厂里脏乎乎的乱串，累了像个小乞丐一样睡倒在自家门口的大柏树下……
还有一件是搬到家庭宿舍区之后。那时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菜园，当时我已经三岁了，我二姐七岁。春天的时候二姐从邻居家得到几棵香瓜苗，种在我们自家的菜园里，母亲就当她是玩，也不管它，几棵苗苗最后只成活了一棵，二姐还真把它养活了，最后还真结了一个香瓜，从当时的眼睛看相当于我的手，估计也就橘子那么大。本来以为可以好好吃上这个美味，当年夏天我得了当时小孩必过的一道阎王坎儿——水痘，父母吓个半死，重病期间这个瓜熟了，最后被我全吃了，二姐一个皮儿也没尝。现在说起来，成为家人的笑谈。
1993年秋天的一天下午，那时我是在上幼儿园。前面讲到幼儿园我只上了两年，这时是我上大班的时候。记得这天下午第一节课下课，当然还没有放学，我就背着书包从幼儿园大门下面的缝隙钻出去了。没错，我逃学了。为什么逃学？因为那天上午我三个舅舅来我们家了，来的时候带了好大好大一捆细甘蔗，土话叫甜秫秸，现在很难买到了，就是比甘蔗细很多。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比吃更具吸引力了，所以下午上学时自然是人在教室坐，心早就飞回家里的甘蔗里了。回到家，结果可想而知。我二舅二话不说就去车间把我母亲找回来了，不记得当时怎么开始也不记得怎么结束了，反正只记得母亲手拿很粗的一根木棍，把我从家里一路往学校打，我三个舅舅坐在屋里一动不动，厂里的邻居们都出来看，也忘记有没有人拉把手。……从此以后一直到大学，从未再逃过学，迟到都很少，现在想想倒有点傻。
上面这个故事成了日后我母亲和邻居们炫耀她管教子女活生生的范本，而且现在又成了她教育她的孙子辈的例证，得意神情溢于言表。没错，我母亲自己的学业中途终止更兼日后吃了这么多的苦，所以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教育抓得很紧！男女一样，论挨打的次数与程度，我大姐第一，大哥次之，我第三，我二姐最少。然而，我母亲的教育方式并不完全是一味的粗暴挨打，我总结我母亲的教育方式很特别，简单概括是通俗的一句话“胡萝卜加大棒”另加“激励法”。母亲从小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看电视看历史剧、看书看励志书、讲身边成功案例、讲吃苦受罪的案例等）对我们灌输三个概念：第一个，不要再走父母走过的路。就是因为父母没有人家文化程度高，才会比人家花更大的力气更辛苦的方式去挣钱养家。第二个，好好上学才能出人头地。因为谁谁谁考上大学了有本事，日子多么多么好，不用像别人那样办什么事都要到处求爹爹告奶奶。第三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保持一颗永不满足的上进心，这山比着那山高。说实话，这三个观念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四个姊们。
为了践行她的理念——要把我们四个孩子全部供养成，要脱离农村不要再回农村种地，也不要再像父母一样靠体力劳动吃饭。我母亲从我哥哥开始一直到我考上大学近三十年的时间，她全部的心血都在为这个理想努力。简单说一下我们四个孩子的现状，我们家庭现状后面再说。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县里的一家酒厂一直到现在，大姐大专毕业后在市里面一家公办幼儿园做老师，二姐大学毕业后在合肥一家三甲医院做医生，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某单位。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了。
现在简略地分开来说一下我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教育历程，主要是我母亲，我父亲比较溺爱孩子，所以学习上的事他大约是不管的，母亲拿木条抽我们的时候，是看不到父亲的身影的。所以父亲是认同母亲的管教方式，只是自己不愿也不忍的。
大哥比我大十岁，前文讲到，大哥和大姐在我们进城后被父母暂寄到外公家。他回来的时候我才四岁不到，第二年他就考上中专走了。所以母亲怎么管教他我不得而知，只是依稀知道有段时间，因为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上初三了，因为转校还有不在父母身边，学业有些放松，母亲就让当时厂里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据说当时是大专生毕业）每天晚上给他补课，成绩渐渐回升。到中考时，本来是要上高中的，因为家里孩子多，父母考虑如果再读三年高中加上大学，后面三张嘴还要吃饭上学，就让他上了中专。想着三年后就可以分配上班挣钱分担家庭负担（1993年那会儿中专还是包分配的，哥哥赶上了末班车）。现在大哥一双儿女，嫂子经营一家超市，哥哥在县里股份转制的一家酒厂工作，一家人也算美满，而且我们其他三个姊们都不在父母身边，有大哥照应着，也算是个好事。只是母亲心高，每每想起当年那个决定，总是懊悔不已，她认为这是她这么多年最失败的决定。
大姐，前面说到我大姐是因为学习挨打最多的，大姐挨打一部分因为学习，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大姐长得很像父亲，个头高挑、大眼睛、高鼻梁，而且能歌善舞，从小就是班里瞩目的焦点。大姐很聪明，小学时不仅是班里的才艺能手，学习成绩也很好。我母亲有一点，我们四姊们只要期中期末的考试成绩她认为不理想，一顿打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四个姊妹小学的时候成绩都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比较成熟，初中时，大姐考上县里的重点初中寄宿，后来因为同学矛盾（大姐心高气傲，脾气火爆极像父亲）直接尥蹶子背着行李就回来了，宁死不回去上学了。当时我很小，不知道父母怎么处理的，只记得后来父亲就把她转校了。转校了也不太平，因为渐渐长大了，已不再是小女孩了，早恋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成绩下滑，我母亲找到老师知道了内情。彪悍的时刻到了，先是直接找到对方家长通牒，噼里啪啦一顿呵斥，如果再纠缠大姐就不客气。这有什么用，青春期的热火哪是这么容易扑灭的？我母亲到学校里又是噼里啪啦一顿，内容略。结果是继续转校,于是大姐被转到外公那边的初中继续上。总算是消停下来，后来据说大姐在新的学校还是太扎眼，好在那个学校的校长是我外公那边的亲戚。而且我姐姐不想再被我妈妈转校，也还算太平。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呢。我姐姐的初中成绩这么几闹腾，考高中是不可能了，上中专吧，这次上中专不像我哥哥那次了。中专三年毕业，不包分配了啊，怎么办，父亲在朋友开的企业那里给她找了个流水线操作员。要是其他行业还好，关键这个企业是蒜粉厂，熟悉的就知道在皖西北有个镇全镇遍布大大小小上百个蒜片厂。蒜片厂是大部分是手工作坊，顾名思义就是把生大蒜通过简单工艺削成片状再烘干。大姐去的蒜粉厂是个规模企业，它是把下面作坊制成的干蒜片加工成粉末状。大蒜，这东西我不用多解释了。流水线上，大姐不到一个礼拜，卷铺盖哭着就回来了。怎么办？去哪里呢？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母亲再次扭转方向，重新掏高价上高中！上高中、掏高价，这回到了当初决定我哥哥怎么走的路线上了，还是老问题——钱！我父亲一生谨慎，从不冒险；我母亲从来都是敢拼敢干，认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干！好在我们家，我母亲掌大权，关键时刻，还是我母亲一锤定音。不过因为我姐姐三年中专已经花了不少钱，现在上高中将来上大学，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无底洞，而且前文讲到1996-1998这三年是我们家重大转折时期，财力更加吃紧！父母发生很大分歧，我母亲最后竟然流着泪讲出重话，最终争得父亲同意让大姐上高中。后面三年高中、三年大专，学习优异，到市里的一家公办幼儿园实习并顺利留下任教。再到后来出嫁，入编，现在一儿一女，生活美满！大姐每每回想往事，总是感慨万千啊！这段故事也是我母亲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没错！就是魄力！我母亲做事从来都是深思熟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做还要做成！所以我母亲不到50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发，而我父亲现在都六十多了，黑发满头。关于我大姐还有很多曲折故事，这里主要讲我母亲的教育，所以略过。
下面要说我的二姐了。实事求是地讲，我二姐的资质在我们姊们四人中相对是弱的，我母亲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她的期望不是很大，小的时候也不是很管她。不过我二姐自身却是很努力的，而且母亲也不是放任自流，知道她力量有多大，并不像管教我们其他人那样严厉但总是要管的。所以二姐在上小学的时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比我大两届，得益于此，在我一二年级的时候二姐还算我的半个老师。在1996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反复提到的关键时间点，1996年秋季，父母自己离职下海，到县城里开了间门店做生意。（后面我要详细介绍这一段）1996年，二姐上五年级，我上三年级。当时大哥、大姐都不在家了，父母到县城里去，家里只有我和二姐，然后父亲把奶奶接过来，等于是照顾我和二姐。一年后，二姐以优异成绩考取县里的寄宿制初中，当时我们县都是小学五年制，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上大学我比同班同学要小一岁以上的缘由。再半年1998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上四年级的下学期，我也转学到了县城里了。当时，不知母亲出于什么考虑，把二姐从寄宿制学校转到另一所不寄宿的学校了。这样一来，我们家除了我大姐在外面上学，我大哥在县城上班，我和我二姐又回到了父母身边，这样我们又团聚在一起。还是回到我二姐的教育问题，前面说了我和我二姐虽然有一年多的时间不在父母身边，但是我们却没有因此荒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二姐能顺利考上县里的好初中，我也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都说女生在学习方面都是先扬后抑，我二姐也不例外。她小学时成绩很突出，上了初中在班级里也算中上等，到中考时总分750分也能考个将近600分，但是这个分数想上市一中县一中就有点困难了。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经过父母的打拼已经有所起色，所以不再担心钱的问题。当时母亲就决定让她复读一年再考，结果转过年来考得更差。前面提到，我二姐因为照顾我所以上学晚，到她第二次中考的时候已经17岁了。所以第二次中考考得不如第一次，母亲决定还是先上个普通高中争取三年以后考个好大学。不曾想，二姐高中的学习成绩已然到了班级里的中下等，以当时她所在的学校的升学率，她的成绩不足以考上本科。果不其然，在我上高二的时候，二姐高考成绩只有不到400分。怎么办，复读一年。转过年来我们姐弟俩一起高考，我考到了上海的某大学，二姐又名落孙山。怎么办，当时大哥大姐已经成家，我也考上了大学，等于只有二姐一个还要继续狠抓。再复读一年？她年龄已经很大了，再留一年还是考不上怎么办？有时候，女孩子的年龄比学历更重要！更何况时至今日也流行这么一句话“考得好不如嫁得好！”，当时按照正常人家的做法无碍于两种，要么不上学了出去打工，要么在家乡随便找个活先干着开始说婆家找个人嫁了算了。但是二姐的母亲毕竟不是旁人！在这攸关时刻，我母亲再一次展现她的魄力，或者说是冒险——让二姐从高二重新上高中，而且是每年花高价钱到市一中上。但是当时我们家其实到了又一次危机期，家里的生意不景气，又有其它的琐事，如果父母当时稍微懈怠一点，就会选择让二姐下学了。但是，还是那句话，我母亲毕竟是我母亲！她一直秉承她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尤其是女人一定要自立，决不能指望别人的恩惠施舍，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才能立于不败。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还能过得很好，那就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母亲是这么想的，她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因此，她不愿自己的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所以她宁可耗费别人认为最宝贵的少女韶华时光，也要让二姐更进一步！两年以后，二姐如愿考到省城一所大学学医，三年后有幸进入一所三甲医院实习（这里要提一下我二姐的一大长处，前文说道我二姐的资质也就是智商不算很出色，但是她的情商却很高。二姐从小学考试一直到高中复读前，一直都是班长，深受班主任喜爱和同学们的敬服，你不得不承认在你上学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你的群体里总有那种让你觉得愿意听他指挥的具有领导魅力的人。没错，我二姐就是这样的人，只是学生时代或者说大学以前的时间，这样的特质并没有什么卵用。到了大学，她的这一特质得到很好地发挥，四年连任班长，成绩优异，大四实习被推荐到三甲医院。），毕业后通过考试顺利进入医院妇产科工作，更兼技术出色，成为所在科室的得力干将。这两年先是陆续考取了各类实用证书，今年又顺利完婚。其实在我二姐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开始张罗给她托人说媒，所以工作没几年就通过別人结识到现在的二姐夫，我二姐比起我大姐容貌并不算优秀，脾气也很暴躁。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二姐夫是个军人，反倒被二姐“收伏”。说来也怪，我二姐在上大学之前的学业可以说是诸多不顺，上了大学开始，真是顺风顺水，考什么什么成，没听说有什么再考一次的。这大约就是否极泰来吧，我想这里面二姐的孜孜不倦、厚积薄发是一方面，母亲的信念和魄力也是主要原因。
我两个姐姐的学业路都是颇为曲折，虽说时间可能长了点，但是辛苦努力有收获，女孩子家找个好工作嫁个好老公，这小前半生也还算是小有所得。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母亲对我的学业方面的管教了。
书接前文，这一篇我主要讲一下1996年秋天至1998年春天这段时间我们家的事。我母亲在1988年的第二年正式进厂成为工人，我们家也就成为了双职工家庭，一直到1996年将近8年的时间里，我们家算是沐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阳光下的无产阶级工人家庭。这么多年回过头来想，别的不提，单只从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那时的生活是我们家最幸福快乐的时候。一个独立小院，父母每天按时上下班，双休日。孩子们都还小，花钱的地方也不多，而我父母双职工的工资加在一起在当时也算是中等以上收入，一家人吃穿不愁，而且厂里逢年过节的福利也很好。顺便提一下，我印象中小时候家里的用电用水从来不收费的。不过有一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偌大一个厂子里生活区只有五个厕所，就是前面提到的五个集中宿舍区。领导也如此，当时建房子根本就没考虑过独立卫生间这个概念。我们那个宿舍区也是，家家户户无论早晚都要到那一个厕所去，而且里面的蹲位都是敞开式的而且还是朝外开，那种场景你懂得。印象最深的，很小的时候特别是夜里，母亲会拿着那种铝壳的手电筒带我去女厕所方便，至于为什么不是父亲带我去厕所我就不得而知了，估计和现在很多年轻妈妈带儿子去浴室一样的道理吧。
快乐的时光记忆不深，但是难过的日子却至今难忘。
受当时大环境影响，国企效益低下。原先受县工业局直管的厂子每年生产产品由统购统销变为自负盈亏，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立刻体现出来。我们所在的厂主要的产品是农用机械，原先都是上级每年定下指标，厂里各车间各部门协同完成即可，生产资金的投入与销售渠道的开发都是上级掌握。现在一纸文件甩手不管了，对于工厂来说一是资金断链，二是销售渠道断裂。如此一来，厂子立刻陷入危机，工人工资都发放不出来。其实在90年代初开始，厂里有眼光长远的人就提前跳出去了，有的调到其他企业（比如电力公司、化肥厂、石油公司这些国企），有的调到行政系统做公务员（当然那是不叫公务员叫机关干部），还有的年轻些的南下北上去大城市闯荡，还有利用一技之长开个小门店做生意。我二叔夫妻俩是双接班职工，而且当时只有一儿一女，孩子幼小，当时生活条件非常优越，他们俩在1994年初的时候就已下海做生意了。其实我母亲也早看到危机了，只碍于当时一方面家里孩子多，贸然放弃这里的生活从头开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不是当初2万元钱的事儿那么简单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的犹豫，我父亲当时还是厂里的金工车间主任，官不大。我妈妈后来总说他留恋官味拉不下脸来，其实是因为我爸是个重情的人，父亲平时话就不多，是个技术型的工人，也正因此他被安在那个技术领导位置十几年都不动。父亲十五岁就做学徒进场，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将近二十五年的光阴，岂是说舍就舍得下的呢？因为父亲不善交际，所以调离这个单位也是没有门路的。时间一拖再拖，我们小孩子是不知道父母的忧愁的，依旧是开开心心地过活。到了1996年的时候，厂子大部分车间都已停工，我清楚地记得经常到中午的时候，母亲让我到厂子外面不远的河边找父亲吃饭或者给他送饭，父亲在那里钓鱼打发时间，当时我只觉得好玩，每天下午回来父亲都能钓到很多美味的鲫鱼，母亲洗干净或者做汤或者炸成鱼块，我和二姐吃得挺欢。现在想想当时父母尤其是父亲内心该是有多么纠结！再后来，眼看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大哥大姐还在外面上学。我大哥大姐那时候大了，他们都很懂事，在外面上学都很节俭，这也是我们的家风，时至今日我都是抠门出名，每花一笔钱都记下来。这和后来我们家屡次经济条件吃紧锻炼的有关。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有一天大哥从外面上学放假回来，母亲说要改善生活，和面炸糖糕油角吃。父母在锅边一边炸，我们一边吃，一家人很开心。突然我哥哥直翻白眼，弄得父母手足无措，原来是哥哥狼吞虎咽吃太急噎住了。。。邻居大婶还说，“东妈，你看你儿在学校饿得……”，是啊，我大哥在学校里是得有多长时间没吃过这么饱这么好吃的东西了，母亲后来说起来还不禁涌出泪花……
厂子眼看就不行了，家里还有四个孩子等着上学吃饭，怎么办？我母亲和父亲商量，这样下去不行，我们要出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母亲在农村的时候就开过小卖部，可那时父亲还拿着工人工资呢，现在不行了，小卖部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做什么，要做人无我有的营生，做机械，父亲是金工技术能手，车床、铣床、冲床、钻床、电焊、气焊样样行，母亲也会一些。我们有技术，不用雇工人，自己就可以干这个。可是干这个光有技术不行，还要有设备，车床这样的大件加工设备在当时都是以数万元计的，钱呢？当时家里还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坐吃山空这几年还有多少呢？后来听母亲回忆，为了筹到钱，父亲用他那辆永久牌大杠自行车托着我母亲，夫妻俩在亲戚那到处借，有几次都是下着大雨、顶着暑天的烈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那块土地上。借不到啊，人家为什么借给你呢？你是投资做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成，能不能还给我呢？不借也是情理之中。几番下来，父亲有些懈怠了，问“东妈，你还有劲没有？咱还干不干？”，我母亲当时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一句“干！我某人非要干成不可！”。就这样我父母骑着自行车继续借，最后在外公的远房表姑（老太太比我外公还小，我母亲要称呼她表姑奶奶，你就知道这亲戚有多远。）和二舅的东家（二舅给他当货车司机）那里筹集到原始资金的绝大部分，外公和二舅也出一点，再加上我们家自己的一点积蓄，算是有了启动资金。后面的事就是买设备租门面开张的事了，具体情况不熟悉。1996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我母亲记得很清楚），机械维修门市部正式开业（当时连正名都没有，就是这么个竖牌，我记得很清楚，白底黑字。），开业我没参加，我和二姐当时还住在厂里上学。
万事开头难，具体的生意内容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我和二姐每周五下午放学就在马路边搭乘招手即停的小客车，一人一元钱，半小时的光景就到了父母的门市路边下车。每个周末，母亲总会带我们去县城里的大菜市场去买好吃的，改善改善生活。后来才知道，父母也就是在我们每周去的时候才会吃点肉，平时就是简单的稀饭面条。想来最初的那几年，父母一定吃了不少苦。我和二姐在厂里跟着奶奶住，一年后二姐考到县城寄宿初中，我又在厂里跟奶奶住了半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奶奶我们每天吃的和父母无异，最艰苦的时候我记得，我和奶奶中午喝稀饭吃馒头，馒头拿什么下菜呢？大蒜，前面说了，我们厂在的那个镇是不缺大蒜的。奶奶平时也去旁边的小作坊给人家打零工，按量结账。成百上千斤的大蒜，所以我们的下饭菜就是把大蒜捣成汁加点盐，蘸着馒头吃。当时年纪小，对吃没有很多概念，吃饱算数。只记得一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小学门口有很多卖零食的小店，我几乎没有零花钱也不曾主动买过，所以不记得里面都卖些什么，不过因为班里面同桌小朋友为了抄作业“贿赂”我，倒也吃了一些。唯有门口靠近马路边的一个卖烧饼的走客商，我印象最深，一个手推车，一个废旧油桶改造的大炉子，还有一个操作台。每次从那里路过，总能闻到刚出炉的大大的香喷喷的椭圆形的烧饼，因为它比别人家的大，又好吃，所以当时人家卖五毛钱两个，他却卖五毛钱一个。但是依然有人买，厂里和我同岁同班的一个好玩伴经常一起上放学。他们家是开果园的，而且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零花钱很多，多到只记得他想吃什么就能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他就喜欢吃那个大烧饼，五毛钱，那时候我周末坐汽车才一块钱。我没钱，或者说我要留钱到周末坐车去县城。
一年半的时间，顺便提一下，我父母出去以后，厂子里日益衰败，工人们陆陆续续也都自谋出路了，到了1999年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营企业最终走进了破产的结局。1998年的春天，我上四年级的下学期。父母的门市部略有起色，因为选址在一条集中很多家汽车维修部的路上，而且我父亲的为人诚信，技术又好，生意渐渐好了起来。父母就在离门市部不远的地方又租了几间房子，把我接了过去，二姐也不住校了，大哥也不住他的单位了，除了在外上学的大姐，一家人又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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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转校到县城里的一所小学，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校园比原先镇上的小学小很多，但是楼高很多有六层，教室也很多，每个年级都有很多班。学生都是穿着特别好看的衣服，吃的东西玩的东西，连上课前唱的歌都是没听过的，我现在都清晰地记得其中两首歌“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是过了年转学过去的，所以不会唱，每次上课前只能乌拉乌拉张嘴附和，等我后来会唱了，换歌了。。。
书接上文，我是1988年出生，1992年秋天上幼儿园。按理我当时是不能上学的，当时的幼儿园校长和我父亲认识，推说孩子太小再等一年吧。前面也说了，因为家里没人照顾，我二姐也大了还没上学，所以父母就强推把我塞进了小班。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我上学第一天的场景：那天中午吃完饭，我照常出去找小伙伴们玩耍，玩什么，口语叫搬罐头。就是用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头瓶，瓶口最好是大的，方便小鱼钻进去，瓶口拴上线拉在手里，瓶子里放进鱼饵其实主要是馒头渣等，再把瓶子漫进河里。当年的河水是可以在岸上看到水里的小鱼游动的，等贪吃的小鱼游进去后，收瓶子，大功告成。那一天，我和前面说的那个零花钱特别多的小伙伴还有其他孩子玩得正起劲。就看到我父亲急匆匆的赶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拉走塞到永久自行车大杠上，朝幼儿园奔去……
1994年秋天，上了两年幼儿园，6岁的我直接上小学一年级。1998年春天，转学到县里的小学继续四年级，到了秋天读五年级。1999年考取县二中，2002年考取市一中，2005年考上大学。2009年参加工作。
回顾我的学业历程，因为是自己的记忆，其实每一段都能大书特书一番。在这里我还是以我母亲对我的管教为主线，把它们简单地串起来。
幼儿园两年印象着实不深，除了那次逃学经历，还有就是每年期末拿通知书都会发好吃的，还有根据成绩和日常表现拿的大红花，没错我拿的都是最大的。
小学一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全班第28名（我现在都不记得当时怎么会考那么差），母亲很生气，她寄予厚望的小儿子竟然考得这么差！一顿胖揍是少不了的，好像后来母亲和二姐亲自上阵每天晚上给我补习，效果不错，当年期末考试全班第一。转过年来，下学期期中考试全班第14名，再来一顿揍。期末考试全班第二。上了二年级，上学期期中第6名，期末第一名，下学期期中第三，期末第二。到1998年四年下学期转学前的这一年半里共六次考试，一次第四，一次第二，剩余四次全部第一名。而且是在前面说的父母不在身边的那一年半。说这么多，多少是有点夸耀自己小学时多么成绩优异的意味，不过我主要想说的是下面我母亲在其中的作用。
我从小学到大学，其实学习并不算特别用功，只能算认真。上课认真听课，放学认真完成作业，也没报过补习班也没买过课外辅导书，不过那时候也确实没现在这么多的概念。母亲自己是肄业高中生，所以小学的算术拼音她还能教点，而且前面说了我二姐比我大两届，在我小学“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她们两个算是及时把我从后进生堆里拉出来了。再后来上了路，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学了。母亲对我的学习管教其实主要集中在小学，在我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几乎没有过问，只是到考试的时候问问成绩，后来问了也是白问，因为不用挨打的成绩。母亲对我的学习管教方式很特别，她除了一年级上学期和我二姐辅导过我短暂时间，大部分时间连我写作业都不管，只是在我看电视入迷的时候冷不丁冒出一句“快去写作业去！”了事，写完了也不检查，该吃吃该玩玩。到考试了询问一下成绩，考得好了就表扬一番，考得差了一顿胖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过人之处，其实我母亲是在平时通过观念的灌输引导我们姊们主动去学，并不是说热爱学习（我至今都不热爱），而是让我们意识到为什么要学习还要学好，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也真的就听进去了。所以观念灌输成功，行为就只要督促即可，偶尔出现偏差，及时用棍棒校正，仅此而已。所以说我小时候挨打着实不多，到了初中母亲几乎就没有打过我们了。
1998年春天转学之后，因为要适应新环境，期间有些掉队，还好在上五年级前已经及时追赶回来了。至今我依然对于让小孩子转学这件事持有保留态度，或许可以锻炼一个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身边从小到大因为转学性情学业大变的人比比皆是，后来者之可追。有人会说了，那父母工作生活调动了，不转学不行的呀。我的意见是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三个阶段中间不要随便转学，与升学相比，中途转学，小孩子在班级里只有他自己是陌生的，别人都是相互熟悉的，他就是个另类，小孩子是很敏感的，他要融入集体需要一个过程，这势必是要耗费他的学习精力，而升学则是大家都是陌生人，重新开始，孩子们内心是没有孤独感的。
1999年秋天，我考入县重点初中。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书呆子。早上6点起床上学，晚上十点下晚自习，周末上半天课，其余时间在家继续学习。到了高中依然如此。大学，大学的事大学生们都知道的。
我不是很想回忆我上学的事，单调、乏味。
还是接着说我们家的事。我们家自打我记事起，跌跌撞撞，衣食无忧的日子也有，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有。赤贫算不上，富贵也未曾有过。
经过96-98年三年的艰难初创期，家里的生活条件渐渐有了改善。原本依靠周边汽车维修部的零修业务基本可以解决日常开销，渐渐略有结余。这时母亲思量着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要更进一步了。母亲真的是生错了时代，或者是环境束缚了她的才华。她总是无时无刻地在寻找新的机会，这时候的母亲决定，我们不能只是做普通的维修业务，我们不仅要做维修工还要做制造工。没错，母亲决定开始复原原先那个工厂的生产业务，但是机械用品是耐用品，原先的脱粒机、粉碎机等农用机械市场已经饱和，所以我们要另辟蹊径，做什么呢？母亲和父亲一起通过到周边城镇考察，发现当时很多粮食收购站、粮油店在清理粮食中的杂物时还在采用人力的大筛子，有些地方则经过改良，用电动机代替人力。商机就在这里，母亲脑子里想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用机械代替这一劳作过程。光想没用，怎么做呢？不怕，有我父亲！前面说了我父亲当年是金工车间主任，技术能手。父亲的技术真不是盖的，回到家里，自己在纸上想了两天，买了所需的材料，和店里的钳工（当时因为维修业务忙，门市部应经开始雇小工了）一起配合，不到一周的时间制成样品（机械产品的制造需要很多工序，除了图纸，切割、电焊、电钻、轴轮、机壳、喷漆这些都要自己做，像电机、轴承、皮带轮、开关、筛底这些是可以买到成品，我父亲是金工所以除了做机壳的钳工他不会，其他的车床、铣床、钻床他都自己来），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修正，最终成型，免费放在一家榨油坊（最初的产品定在筛芝麻，筛底这个零部件是个关键，所以开始只用一种筛底。）无偿使用，但是所有权归我们。效果不错，芝麻多用来榨油，而芝麻又特别细小，榨油坊收购的芝麻因为农户总要掺假，所以除杂对于榨油坊来说是必需的而且很繁琐，费工费时，有了这台全自动的筛子，芝麻除杂的效率的提升那是显而易见的。产品成功！不过，产品要有一个名字。母亲根本不假思索就起了一个珍臣（这是化名，原名是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这个名字，于是我们家白底黑字的机械维修门市部的招牌也变成了珍臣机械修配厂，到后来改为珍臣机械制造厂，沿用至今。产品也有了，名字也有了，就缺销售渠道了。我记得有那么个几年暑假，父母都要外出好长一段时间，走遍周边各县市，带着产品照片和材料，像现在的房产中介小哥一样每到一家粮油收购店就去推销，父母自然是不会带我们去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也不得而知，想必也是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白眼。不过我父母保持着他们农民工人吃苦耐劳的韧劲，硬是通过最原始的推销方式在短短三年时间，将产品像播种子一样撒在周边数省多达100个县市。有人可能会说，你说这么牛逼，怎么没听说过呢？没错你肯定不知道，一个是我们的产品它不是日用品家家户户用，它的受众就是很窄的榨油坊、干货店、粮食收购店这样的客户，这样的客户你在一个乡镇也见不几个。就这样，这些“种子”成为日后开枝散叶的原点，粮油收购这些客商他们其实是有固定的圈子的，农户把芝麻卖到集镇的收购店或者粮油坊，这些小店再把芝麻往大商户那里卖，大商户再往其他生产企业卖。这样一个系统，除了农户，每一个环节都要把芝麻再清理一遍除杂。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客户群也是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家的产品往往是原先的一个乡镇集市上有一家用，其他家看着好用就打听到我们这买，这样子就是一片一片的扩散。到后来我们厂扩大生产，丰富产品种类，雇佣更多的工人，我们依然延续这样的营销模式，撒点发芽散叶。到现在，我们家的产品往往是某个地方一片，然后隔个几十里另外一个地方再一片，也就是不是连起来的，而是一团一团。这归结到最初我父母在大热天里顶着烈日，用汗水在周边洒下的那一百多颗“种子”。有人会说，推销为什么在暑假那么热的天呢？你想想呢？暑假，我们孩子们放假了，不用上学在家呆着；更主要的是在黄淮大地的各主要芝麻主产区，芝麻的成熟期是在八九月份，收购也是紧随其后，我们产品推销就是要在人家收购期才最有效。
后来，我们家又生产出其它种类的机械产品，因为科技含量都不高只是普通的机械技术，而且有时我们家也仿制人家的产品，再者我父母也没有专利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并没有把产品做成品牌化。各类产品只有俗名，顶多就是珍臣生产的。说来有趣，后来我父母身体不如以前了，就不出去跑推销了，原先要用货车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模式（这一点我后面要讲，让我们家吃了大亏！）演变成客户打听到我父亲的手机（原先的固定电话渐渐被人忘记了）直接电话联系，议定价格先汇款过来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这边用物流公司打包货运，有点类似淘宝，但是也有很大不同。这种客户完全信任的模式（客户根本不来现场看货，还没收到货就直接汇款到账，而且还不是第三方支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口口相传品质保证，更得益于这么多年我父亲吃过那么多不诚信的人的亏还依然坚持诚信经营的品质。所以有时我们戏言，等到将来父母不干这买卖了，我们这个厂里的这些个铁块头（固定资产）再值钱也没有父亲这个手机号码值钱，因为人家就认珍臣这个牌子，就知道打这个手机号码做生意不会吃亏受骗！有时候，最简单的就是做好的，父亲这么多年从不在电视上做广告，11个数字加珍臣这两个字，纵横鄂豫皖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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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我母亲父母紧紧裤腰带再借了一点钱，在县城里买了一套三室的商品房，当时的市价大约在5万元左右，现在是大哥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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