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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野
春秋和西周相似，在王国或侯国之内，分成国、野两个部分。国是都城及其四郊，是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在郊以外到边境为野，或称野鄙，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给卿大夫，由卿大夫去统治。 国中所居者为国人，其中包括士和工、商或其他一些平民。如齐国把国中分为二十一乡，即士乡十五和工商之乡六。士是贵族中地位最低者，他们世代服兵役，出征时充当甲士；也可以仕进，国家授予他们小块土地以作为俸禄，故《国语》说：“士食田”。士在国人中属于主体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包括士在内的国人在发生暴乱或政变时，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君主或贵族经常“礼国人”，或是对国人“饩粟”，如他们能赢得国人的支持，将是政权能够巩固的重要保证。 在野鄙中，有大片的井田和一些都邑。如齐在野鄙中设王属，每属之下有十县，每县之下有三乡，乡下有十卒，卒下有十邑，每邑之下有三十家。《周礼》说野中有六遂。“属”或“遂”中的土地划成井田，由农民去耕种，其收成归国家，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都、县是贵族的封邑，晋国称封邑为县，鲁国则称为都。卿大夫从封邑所得的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要以贡的形式交纳给国君。 野中的居民称野人或庶人。春秋前期，野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不服兵役，仅承担交税和服徭役等义务。到春秋晚期，野人也当兵，地位有所改变。但无论何时，野人也仍属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阶层。 世族与政治 春秋时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所组成。《左传》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从天子到卿大夫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则分封。各诸侯国之中，长子继位后，次子或庶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子、公孙的家族称公族。由于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族。同姓或异姓贵族都有自己的氏名，并享有封邑和田地。邑或田地的多少、大小，各国不尽相同。如卫国的卿可以拥有百邑，大夫为六十，而晋人以为大国之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当时官禄与土地是相应的，有官则有土，亦享有禄。拥有大片的田地，是卿大夫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实力的物质基础。 卿大夫的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卿在封邑上修建起号称为都的城堡，有的规模甚至可和国都相埒；还设置有治事的内朝和官属。治理都邑的有邑宰。分管其他具体事务的有马正、司马、工师、贾师等官职。贵族还有权诛戮或惩罚有罪的族众或臣僚，为了封邑的安全，一般都设有私人武装的甲卒(或称私属)，国君出征时，贵族往往以其甲卒相从。可见在卿大夫都邑中，不仅有农民为贵族提供租税和力役，而且还有军队、法庭和官属。因而这类都邑实际上是侯国的一个缩影。 当时称这种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家族为强家。各国都有若干在侯国统治集团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家（公族）。君主如得不到公族的支持，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但公族势力过于强大，又会削弱公室的力量。特别到春秋晚期，同姓或异姓的强家，其实力越来越大，如晋的□氏“其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富于周公”，君主已有名无实。这种“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造成权去公室，政在家门的结局。所以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官制和兵制 王室或侯国中职位最重要者为卿士，是君主之辅佐，当时简称为卿。一般高级官吏皆由大夫充任，而大夫中能秉国政者则号为卿。在卿位者多为公 子、公孙。晋国情况略异，卿常由异姓大夫担任。 卿除主政外，作战时或充当将帅。春秋早期，周王室之左、右卿士及齐之国、高二氏，分别担任左、右军之军帅。以后卿人数渐渐增多，如郑、宋有六卿，晋最多时可达十二卿，而掌实权者仍是其中的一二人，他们被称为正卿，郑则称为“为政”或“当国”，以区别于其他的卿。在卿位者仍有具体官职，如鲁的三桓，分别担任司徒、司马和司空；宋的正卿任右师、大司马、左师、太宰等职；楚之二卿为令尹、司马。卿的官位常是世袭的，故当时称之为“世卿”。 各国管具体事务的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这四种官职名称之前或有加上一“大”者。宰也是常见的官名，或称太宰，有的国家其地位颇为重要。属于师傅之官有太师、少师、太傅。以上几种官职常由卿来担任。此外还有祝、宗、卜、史之类的官职。再有是掌管来往贵宾的行人，管理刑狱的理或大士和尉氏，管理市场和手工业的褚师、工正和工师，管理山林川泽的衡、麓和虞人，管理地方的封人、县师或隧正。楚的官名较特殊，最高执政官的卿为令尹，其他管理各种具体事务者也多以尹为名，如有箴尹、沈尹、连尹、清尹等十几种名称。秦国也有庶长、不更等他国所不见的官名。 作战时以车战为主，故各国都有数量甚多的兵车。春秋晚期，晋有兵车四五千乘，其他如楚、齐也有几千乘。出师作战时，军队分为中、左、右三军。中军一般由君主统率，左、右军则归卿率领。晋于春秋早期即由卿主三军，中军帅称元帅或将军，同时又是晋之执政。军队士兵主要由小贵族士所组成，庶人或牧、圉也有随军出 征者，但非军中主要力量。中军是王卒或公卒，即君主之族众，当时称之为国士，是三军中精锐部分。左、右军由卿大夫的族众所组成。晋在军师之下，有军大夫、军 尉、司马、候等官职。 除战车外，也有步卒。如晋国为了和戎、狄作战，曾经“毁车为行”，“行”就是步兵，郑国称步兵为徒兵。但终春秋之世，车战仍比步战更重要。吴、越两国设有 舟师，是一支重要的水上攻战力量。 春秋时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即墨、劓、宫、刖、杀五种。杀为死刑，其余皆为毁伤犯人身体某部的肉刑。特别是刖刑，是当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手段。《左传》 说齐国于春秋末曾经“履贱踊贵”，表明被刖足者之多。有些贵族因犯罪也受此刑，齐的鲍牵即被刖足。较轻的刑罚有鞭刑，官吏有过者即遭鞭打。犯人也可用甲、盾 或铜块来赎罪。还有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奴隶者，《周礼》说：“丈夫入于罪隶，妇人入于舂藁。” 到春秋晚期，由于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在刑法方面也要求作相应的变革。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公 布范鞅所作的刑书。公元前501年,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在此以前，所谓“议事以制”，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 强国的争霸活动 周东迁和诸侯的强大 西周末年，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晋、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 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周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 与周相邻的郑，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不仅战败戎人，而且还灭掉了许国。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郑，结果被郑打得大败。 此后，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除郑以外，宋、鲁等国都很强盛。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 齐桓公的霸业：齐在经济、文化上都较为先进，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春秋初年，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桓公继位后，任用管仲为辅佐，稳定了国内的局 势，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国力大为充实。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当时北方戎、狄势力强大，华夏小国深受其害。 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次年，狄又破卫 （今河南淇县），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齐乃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摧折狄人南下的锋芒，使邢、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楚开始强大，先后灭掉了邓、申、息 等国，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到成王时，楚打算更进一 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大为不满，于是连年进攻郑，以此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率领鲁、宋、陈、卫诸国之师，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蔡不堪一击而溃败，齐遂进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责问齐师。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次齐虽未胜楚，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参加盟会者有鲁、宋、郑、卫等国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会上规定：凡同盟之国，互不侵犯，还须共同对敌。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成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桓公死，诸子争立，内乱不息。齐失去其霸主地位。齐称霸时间虽不长，但对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在宋襄公时期，也跃跃欲试，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 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国语》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有难攻易守的好处，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桓叔实力超过晋君，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是为武公。到 其子献公时，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随后灭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县）、魏（在今山西芮城）三个小国，接着又灭虢(在今河南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两国，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献公时晋开始强大。献公死，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故一直受制于秦。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是为有名的晋文公。他备尝“险 阻艰难”，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等人，并注意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经过文公的治理，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而且还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这一机会，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把阳樊、温、原和攒茅 之田（今河南济源、武陟一带）赐给晋文公。文公通过兴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自齐霸中衰，楚又乘虚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当时不仅鲁、郑屈服于楚，甚至象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由于晋的强盛，晋楚之争势在 必然。公元前632年，晋楚发生城濮之战，楚人战败。晋文公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仅能使内部稳定，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 秦霸西戎：周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周东迁后，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时居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秦渐强大。秦 和晋通婚，故关系较密切，两国又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在晋文公卒后，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后因郑有备而退回，但在行经今河南渑池、洛宁一地时，遭到晋伏兵的狙击，秦师全军覆灭，三师被俘。此后，秦不断和晋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秦战败；一年后，穆公亲自率兵伐晋，渡过黄河后，烧毁乘舟，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秦由于国力不如晋，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故秦很难进入中原。出于以上原因，秦只好向西发展，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史称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同时，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 楚庄王之胜晋：在晋文、襄时期，楚不敢与晋争锋。到楚穆王时，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先后灭掉了江（在今河南汝宁）、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 河南固始）等小国。晋自襄公卒后，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杀灵公立成公, 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 楚人范山对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看出晋国的弱点，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庄王初年，楚的局势很不稳定，接连发生贵族暴乱，又逢天灾侵袭，而邻近于楚的群蛮、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庄王平息乱事，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能够赏罚分明，大小贵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辑睦”；对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经常出兵，但国内也可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由于庄王治国、治军有方，楚国力日益强盛。 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陈的都城；次年又兴兵围郑，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公元前594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告急，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郑等国都屈服于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战和鄢陵之战 随着晋霸的中衰，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渐对晋藐视起来。齐顷公时，齐一面和楚连结，一面又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公元前589年,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晋派兵攻齐，两军激战于鞍（今山东济南），齐师战败。齐与晋结盟，并答应归还占领鲁、卫之地。这次战役表明，晋虽不如以前强盛，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 鞍之战晋获胜后，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这年冬，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接着楚在蜀（今山东泰安）举行了盟会，参与者有齐、秦、宋、郑、卫等十国，声势颇 盛。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当然，楚也不敢攻晋，两强处于相持阶段。 公元前580年，晋厉公立。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被晋人称为“四强”的齐、秦、狄、楚，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晋、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公元前576年，楚首先违约而向郑、卫发动进攻。次年，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军救郑，晋、楚两军大战于鄢陵，楚战败而退兵。鄢陵之战后，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 起来。 晋悼公复霸 厉公被杀之后，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故在悼公时期，晋势复振。 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杀伐，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 下，晋略占优势，故楚不敢与其相抗。悼公能够复霸，原因就在于此。当然，晋的霸业，至此也已接近尾声。 向戌弭兵：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晋、楚、齐、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 间，晋、楚、齐、秦、宋、卫、郑、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齐、秦是大国，邾、滕是齐、宋的属国，这四国不参加盟约。会上规定晋、楚之从必须交相见，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 霸主，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 弭兵之会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晋、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 小国对霸主的贡赋 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特别到春秋晚期，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左传》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除了晋以外，楚是另一个霸主，齐是强邻，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据《左传》记载，鲁在春秋时期，对晋、楚、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 郑国地当晋、楚之间，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郑受害最大。郑在子驷当政时期,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后来子产当 政，他对晋人说：“以敝邑之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和鲁一样，为了少受讨伐，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郑人每次 赴晋，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如晋安葬晋平公，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春秋晚期，晋的执政都很贪婪，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左传》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又说：“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鲁不堪晋求。”霸主国的苛求无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但和鲁邻近的滕、小邾、杞、等小国，都要经常去朝鲁，如杞对鲁稍有不敬，鲁则出兵讨伐之，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 吴的兴起和吴破楚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 从春秋晚期开始，吴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583年，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派巫臣使吴，并把中原的乘车、射御、战阵都教授给吴人，还“教之叛楚”。从此，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属于楚的一些蛮、夷，也渐被吴所吞并。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即吴王阖闾。《左传》称阖闾与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在今安徽泗县北）。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吴重用楚亡臣伍员。伍员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后以三军攻之，楚一定无法支持。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果然，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转战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带。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楚军失利。吴从攻楚以来，五战皆捷，吴军遂 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县）。楚申包胥入秦乞师，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 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吴军逐出楚境。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 吴伐越和越灭吴：越和吴相毗邻，占有今浙江一带。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今浙江嘉兴，吴师败，吴王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今江苏苏州），又乘胜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并使人向吴求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 吴胜越以后，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齐试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吴人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又开凿河道，将长江、淮水接连 起来，开辟出一条通向宋、鲁的水道，进逼中原，在其压力下，鲁、邾等国纷纷臣服。公元前485年，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次年，又兴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齐军主帅国书战死，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这次会上，晋与吴都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故不敢与吴力争，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传》说夫差时,“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说他不恤民力,“视民如雠”。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但连年的兴师动众，造成国力空虚。越王战败以后，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而吴对此并不警惕。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 乃乘虚而入，大败吴师，并杀死吴太子。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吴长期的穷兵黩武，民力凋敝，难以和越对抗。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勾践灭吴之后，步吴之后尘，以兵北渡淮，会晋、齐诸侯于徐州。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墨子》说当时的强国是楚、越、晋、齐，“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战国初，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 各国君主权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鲁国在僖公时，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后代称季孙氏。季友之兄庆父、叔牙之后为孟孙氏、叔孙氏。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故称三桓。僖公以后到春秋末，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襄公时，季孙宿执政，三分公室，鲁君实力被削弱。到昭公时，昭公被逐出鲁国，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传》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于季氏颇得民心，故鲁国出现“民不知君”的现象。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阳虎、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象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即所谓的“陪臣执国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以公族子孙为主，如有戴公之后的华、乐、老、皇四家，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荡、鳞、向四家。整个春秋时期，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桓两族，其中尤以戴族为多。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势力被铲除，剩下戴族的乐、皇几家。 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驷、丰、游、印、国、良七家为强族，即所谓的七穆。从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二氏掌握大权，以后又有崔、庆二氏，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后逃到齐，桓公使其为工正。齐庄公时，田氏渐渐得势。景公时，田乞为大夫。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其粟，予民以大斗”，以此来笼络人心,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景公死后,田氏灭国、高二氏，田乞专齐政。到其子田常时，鲍氏、晏氏也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到田盘时，田氏的宗族“尽为齐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齐宣公则有名无实。后田氏废康公（宣公子），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公子、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这就是所谓的“晋无公族”,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排斥公族，导致异姓或国姓中 疏远的卿大夫得势。文公、襄公时,狐、赵、先、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胥氏、栾氏被翦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却未形成象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象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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