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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漫长的人类战争史长河，极目四望，迄今为止，尚未有哪场陆战能在规模上超过二战时期的苏德战争。这场战争挟装甲革命与重工业革命之双重风潮，以德、苏两大军事体系二十年军改成果为孤注，以二战东线战场名扬后世。强强相撞，伏尸千里；猛士名将，累出不穷。在核恐怖强行关闭大国全面战争之门七十年后的今天，回首望去，后人难免惊为绝唱。在面对那一串串数字和一页页档案时，甚至不免有传说时代巨灵互斫之苍茫。其与今人之距离，似有千年之遥，而非短短的七十春秋。 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即便是在核武器称雄的时代，热战也并未绝迹，常规军事力量依然是大国达成政治诉求的重要手段。而苏德战争的胜利者苏联，又正是冷战的主角之一。直到今天，苏系武器和苏式战法的影响仍具有全球意义。我们就会发现，这场战争又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 要知道这场战争究竟离我们有多近，恰恰要先能望远——通过对战争史和军事学说发展史的长程回顾，来看清苏德战争的重大意义。 正如俾斯麦所言：“愚人执著于自己的体验，我则师法他者的经验。”任何一个人、一个组织的直接体验总是有限的，但如能将别人的间接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直接体验，方是智者之所为。更高明的智者又不仅仅满足于经验的积累，而是能够突破经验主义的局限，通过学说创新形成理论体系，从而在经验和逻辑、事实与推理之间建立强互动，实现真正的以史为鉴和鉴往知来。 无怪乎杜普伊会说：“军事历史之所以对军事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因为军事科学不象大多数其他学科那样，可在实验室里验证它们的理论和假说。军事试验的种种形式，如野战演习、对抗演习和实兵检验等，都永远不会再现战争的基本成分：致命环境下对死亡的恐惧感。此类种种试验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这种益处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i]但这绝不等于说战争无法研究，只能战争中学战争。突破的关键即在于如何发挥好战争史研究的作用。所以杜普伊接着强调：“象天文学一样，军事科学也是一门观测科学。正如天文学家把天体作为实验室（研究对象），而军人的真正的实验室则永远是军事历史。”[ii] ※特拉佛·杜普伊及其著作《战争与武器的演变》 从这个角度上讲，苏德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型实验室，而且是一个直接当下，具有重大特殊意义的实验室。 回顾战争史册，不难发现，受技术手段的局限，战场的范围长期局限在指挥官的目力范围之内。故而，在这个时期，战争行为大致可以简化为两个层级，一为战略（strategy），一为战术（tactic）。 战术是赢得战斗的方法，战略则是赢得战争的方法。战之术可以直接构成战之略的实施手段。一般而言，战争规模越有限，战争结局越由战斗决定，战略与战术的边界便越模糊。甚至可以出现“一战定乾坤”的戏剧性结局。这又进一步引发出战局和会战两个概念。 所谓战局，就是英语中的Campaign，俄语的кампания，德语的Feldzug。Campaign的词源是campus，也就是营地。因为在罗马时代，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军队每年会有一个固定的季节性休战期，是为宿营时期。这样就可以很清晰的划分出以年度为单位的“战局”。相对不同的是德语 Feldzug的词根有拖、拉、移动的意思，对弈中指移动棋子。已隐约可见机动战的独特传统。但三方对战局的理解、使用并无本质不同。 而会战（英语中的Battle，俄语的Битва，德语的Schlacht）则是战斗的放大。换言之，在早期西方军事学说体系中，战略对应战局，战术对应战斗，而“会战”则是战略与战术的交汇地带，战局与战斗的中间产物。在早期冷兵器战争时代，会战较为简单，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放大的战术行动和缩小的战略行动。但是，随着技术的变革，社会结构、动员体系、战争规模的巨变。会战组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于战略和战术之外的层级。拿破仑的战争艺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会战的艺术。 ※《拿破仑在瓦格拉姆》 但是，拿破仑并未发展出一套会战学说，也没有形成与之相表里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教育体系，反而过于依赖自己的个人天赋，从而最终走向不归路。得风气之先的是普鲁士军队的改革派三杰（沙恩霍斯特、格奈瑟瑙、克劳塞维茨），收功者则是促成德意志统一的老毛奇。普德军事体系的发展壮大，正是研究透彻了拿破仑又超越了拿破仑，在战略和战术之间增加了一个新层级——Operation，根本改变了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研究范式。所谓Operation本有操作、经营，（外科）手术等多层含义。其实就是战略实施中的落实性操作。是因为战术已经无法直接构成战略的实施手段而增加的新环节。换言之，在德军军事体系中，Operation是一个独立的、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行动层级。 与之相表里，普德军事系统又形成了现代参谋制度，重新定义了参谋，并形成了以参谋军官为核心的现代军官团，和以参谋教育为核心的现代军校体系。参谋总部其实是一个集研究、教育、指挥为一体的复合结构。参谋总长管理陆军大学，而陆军大学的核心课程即为战争史研究。同时负责将相关研究兵棋化、实战化、条令化。这种新式参谋主要解决的就是Operation Level的问题，这与高级统帅思考战略问题，基层军官、士官思考战术问题正相等同。 ※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参谋本部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式参谋总部制度迅速在全球范围扩散，举凡英法俄美意日等列强俱乐部成员国，无不效法。但是，这个制度的深层驱动力——Operation Level的形成和相应学说创新，则长期为德军秘而不宣，即便是其亲传弟子，如保加利亚、如土耳其、如日本，均未得门径窍奥。其敌手如法、如英、如俄、如美，亦均茫然不知其所以然。 最早领悟到德军作战层级独创性和重要性的军队，正是一战后涅磐重生的苏联红军。 苏军对德语的Operation进行了音译，是为Операция，也就是日后中苏合作时期经苏联顾问之手传给我军的“战役”概念。换言之，所谓战役学，其实就是苏军版的Operation学说。而美军要到冷战期间才明白这一点，并正式修改其军事学说，在Strategy和Tactic之间增设Operation这个新层级。 与此同时，英美体系虽然在战役学层次反应迟钝，却看到了德、苏没有看到的另一个层次的变化——战争的巨变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战略、战术之间，更发生在战略之上。 随着战争本身的专业性日趋强化，无形中强化了军人集团在战争中的发言权，同时弱化了文官和文人战略家对战争的介入和管控力。但正如克劳塞维茨强调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iii]因而，战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无论军事技术如何变化，这一个根本点不会变化。但现代战争的发展却导致了手段高于目的的客观现实，终于在一战中造成了莫大的灾难。战争的胜利不等于政治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迫使战争的胜利者开始反思固有战争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形成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观念，这就在英美体系中形成了大战略（又称国家战略、总体战略、高级战略）、分类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文化战略等等）、战术的三级划分。大战略不再像传统战略那样执着于打赢战争，而是追求战争背后的终极目标：政治目的。因为此种战略在国家最高决策层面运作，所以美国学界又将大战略称为国家战略。用美国国防部的定义：“国家战略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冷战初期，美国以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民营战略智库（如兰德公司）、常青藤联盟高校人才库相呼应的制度创新，其实就是建立在大战略学说领先基础上的国家安全体系创新。[iv]而德军和苏军受传统“战略-战局”概念的束缚，均未看清这一层变化，故而在宏观战略指导上屡屡失误，而只能仰赖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战略怪才，以杰出个体的天赋弥补学说和制度的不足，等于又回到了拿破仑困境之中。 从这个角度上看二战，苏德战争可以说是两个走在战役学说创新前列的军事体系之间的超级碰撞。同为一战失败者的德、苏，都面对一战式的堑壕难题，且都嗅到了新时代的空气。德国的闪电战与苏军的大纵深战役，其实是两国改革派精英在同一场技术革命前面，对同一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正是这种军事学说的得风气之先，令两国陆军在军改道路上走在列强前列。二战期间两国彗星撞地球般的碰撞，更进一步强化了胜利者的兼容并蓄。冷战期间，苏军的陆战体系建设，始终是以这个伟大胜利为基石，不断深化。 在这个基础上再看冷战，就会发现，其对抗实质是美式三级体系（大战略、战略、战术）与苏式三级体系（战略、战役、战术）的对抗。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先吸取对方之所长，弥补己方之所短。结果，苏联未能实现大战略的突破，建立独立自主的大战略学说、制度、教育体系。美国却在学科化的战略学、国际政治学和战争史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Operation Level，并借力新一轮技术变革，对苏军进行创造性的再反制。这个连环反制竞争链条，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俄军已暂时被清扫出局，但这种反制的殷鉴得失却不会消失。值得所有国家的军人和战史研究者注目。而美国借助遏制、接触战略，最终兵不血刃的从内部搞垮苏联，亦非偶然。 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东线史的独特重要性，东线研究本身也因而成为了另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可以说，苏军对苏德战争最具切肤之痛，在战争期间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二战后，这个传统被继承下来，形成了独特的苏军式研究。与此同时，美国在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就开始利用其掌握的资料和德军将领，进行针对苏军的研究。众多德军名将被要求撰写关于东线作战的报告。[v]但是，无论是苏军的研究还是美军的研究，都是内部进行的闭门式研究。这些成果，要到很久之后，才能公诸于世。而世人能够看到的苏德战争著述，则是另一个景象。 ※二战德军名将劳斯（左）与霍特（右）在美军要求下分别撰写的《装甲作战》，近年方才付梓刊行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五年，是宣传品与回忆录互争雄长的十五年。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以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刊行了一大批带有鲜明宣传色彩的出版物。[vi]与之相对应，以古德里安、曼施坦因等亲身参与东线鏖战的德国军人为代表的另一个群体，则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反击。[vii]这些书籍因为是失败者痛定思痛的作品，著述者本人的军事素养和文笔俱佳，故而产生了远胜过苏联宣传史书的影响力。以至于很多世人竟将之视为信史。直到德国档案资料的不断披露，才逐渐让后人意识到，这些名将回忆录因成书年代的特殊性，几乎只能依赖回忆者的主观记忆，而无法与精密的战史资料互相印证。同时，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些身为楚囚的德军将领大多谋求：1，尽量撇清自己的战争责任；2，推卸战败责任（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将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败因统统归纳为希特勒的瞎指挥）；3，宣传自身价值（难免因之贬低苏联和苏军）。而这几个私心又迎合了美国的需求：1，尽快将西德纳入美国领导的反苏防务体系之中，故而必须让希特勒充分地去当替罪羊，以尽快假释相关军事人才；2，要尽量抹黑苏联和苏军，以治疗当时弥漫在北约体系内的苏联陆军恐惧症；3，通过揭批纳粹政体的危害性，间接凸显美国制度的优越性。 ※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古德里安的《一个士兵的回忆》、李德尔·哈特整理的《隆美尔战时文件集》、梅林津的《坦克战》皆是上述时代风潮的产物。 此后朱可夫等苏军将领在后斯大林时代刊行的回忆录，一方面固然是苏联内部政治生态变化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可说是对前述德系著述的回击。然而，德系回忆录的问题同样存在于苏系回忆录之中。两相对比，虽有互相校正之效，但分歧、疑问更多，几乎可以说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俨然是在讲两场时空悬隔的战争。 结果就是，苏德战争的早期成果，因其严重的时代局限性，而未能形成真正的学术性突破，反而为后人的研究设置了大量障碍。 进入六十年代后，虽然各国关于东线的研究越来越多，出版物汗牛充栋，但摘取桂冠的仍然是当年的当事人一方。幸存的纳粹党要员保罗·卡尔·施密特（Paul Karl Schmidt）化名保罗·卡雷尔（Paul Carell），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德方资料，并对苏联出版物进行了尽量全面的搜集使用，更对德国方面的幸存当事人进行了广泛的口述历史采访，在1964年、1970年相继刊行了德军视角下的重量级东线战史力作——《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和《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viii] ※保罗·卡雷尔所著《东进》（左图）与《焦土》（右图） 进入七十年代后，研究趋势开始发生分化。北约方面可以获得的德方档案资料越来越多，苏方亦可通过若干渠道获得相关资料。但是，苏联在公布己方史料时却依然如故，仅对内进行有限度的档案资料公布。换言之，苏联的研究者较之于北约各国的研究者，掌握的史料更为全面。但是，苏联方面却没有产生重量级的作品，已经开始呈现军事学说的滞后与体制限制的短板。 结果，在这个十年内，最优秀的苏德战争著作之名被英国军人学者西顿（Albert Seaton）的《苏德战争》摘取。[ix]此时西方阵营的二战研究、希特勒研究和德军研究均取得重大突破，在这个整体水涨的背景下，苏德战争研究自然随之船高。而西顿作为英军中公认的苏军及德军研究权威，本身即带有知己知彼的学术优势，同时又大力挖掘了德国方面的档案史料，从而得以对整个苏德战争进行了全新的考订与解读。 继之而起者则有英国学者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与美国学者厄尔·齐姆克（Earl F. Ziemke）。 和西顿一样，埃里克森（1929年4月17日-2002年2月10日）也曾在英军中服役。不同则在于： 其一，埃里克森的研究主要是在退役后完成。他先是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深造。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曾作为苏格兰边民团的一名预备军官被重新征召入役。危机结束后，埃里克森重启研究工作，1958进入圣安德鲁大学担任讲师，开始研究苏联武装力量。1962年，埃里克森首部著作《苏军总部：1918-1941年》出版，同年在曼彻斯特大学出任高级讲师。1967年进入爱丁堡大学高级防务研究所任职，1969年成为教授，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苏德战争。 其二，埃里克森得益于两大阵营关系的缓和，能够初步接触苏军资料，并借助和苏联同行的交流，校正之前过度依赖德方档案的缺失。而苏联方面的战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足以为这种校正提供参照系，而不像五六十年代时只能提供半宣传品性质的承旨之作。同时，埃里克森对轴心国阵营的史料挖掘也更全面、细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同行。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其著述后面所附录的史料列目，即可看出苏德战争研究的史料学演进轨迹。 埃里克森为研究苏德战争，还曾专程前往波兰，拜会了苏军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这个非同凡响的努力成果，就是名动天下的“两条路”。 所谓“两条路”，就是1975年刊行的《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与1982年刊行的《通往柏林之路》。[x]正是靠了这两部力作，以及大量苏军研究专著，[xi]埃里克森在1988-1996年间成为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主任。 ※约翰·埃里克森所著《通往柏林之路》（左图）与《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右图） 厄尔·齐姆克（1922年12月16日-2007年10月15日）则兼有西顿和埃里克森的身影。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齐姆克虽然在二战中参加的是对日作战，受的也是日语训练，却在冷战期间华丽转型，成为响当当的德军和苏军研究权威。曾在硫磺岛作战中因伤获得紫心勋章的齐姆克，战后先是在天津驻扎，随后复员回国，通过军人权利法案接受高等教育，1951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位。1951-1955年，在哥伦比亚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工作。1955-1967年进入美国陆军军史局成为一名官方历史学家。1967-1977年在佐治亚大学担任全职教授。其所著《柏林战役》、《苏维埃压路机》、《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东线的抉择》、《德军东线北方战区作战报告，1940-1945年》、《红军，1918-1941年：从世界革命的先锋到美国的盟友》等书，[xii]对苏德战争、德军研究和苏军研究均作出了里程碑般的贡献，与埃里克森堪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齐姆克所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左图）与《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右图） 当《通往柏林之路》刊行之时，全球苏德战争研究界人士无人敢想，仅仅数年之后，苏联和华约集团便不复存在。苏联档案开始爆炸性公布，苏德战争研究也开始进入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加速发展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在剧烈地震、风暴中震荡前行的时代。在海量苏联史料的冲击下，传统研究纷纷土崩瓦解，军事界和史学界的诸多铁案、定论也纷纷根基动摇。埃里克森与齐姆克的著作虽然经受住了新史料的检验，但却未能再进一步形成新方法的再突破。更多的学者则汲汲于立足新史料，急求转型。连保罗·卡雷尔也奋余勇，在去世三年前的1993年刊行了《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覆灭》。奈何宝刀已老，时过境迁，已难以再掀起新的时代波澜了。 事实证明，机遇永远只向有准备、有行动力的人微笑，一如胜利天秤总是倾斜于能率先看到明天的一方。风起云涌之间，新的王者在震荡中登顶，这位王者就是美国著名苏军研究权威——戴维·格兰茨（David Glantz）。 （未完待续） [i]（美）T·N·杜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页2。 [ii]同上。 [iii]（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43-44。 [iv]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优秀制度被一些后发国家移植后，往往不见成效，甚至有反作用。原因并非文化的水土不服，而是忽视了制度背后的学说创新。 [v]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战史部（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U. S. Army）即成立德国作战史分部（Operational History（German）Section），监督被俘德军将领，包括蔡茨勒、劳斯、霍特等人撰写东线作战的回忆录，劳斯与霍特将军均以“装甲作战”（Panzer Operation）为主标题的回忆录即诞生于这一时期。可参见：（奥）艾哈德·劳斯著，（美）史蒂文·H·牛顿编译，邓敏译、赵国星审校，《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德）赫尔曼·霍特著，赵国星译：《装甲作战:赫尔曼·霍特大将战争回忆录》，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 [vi]如国内在五六十年代译介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斯大林的军事科学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辉煌胜利》等等。 [vii]此类著作包括古德里安的自传《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自传《失去的胜利》、梅林津所写的《坦克战》、蒂佩尔斯基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等。 [viii] PaulCarell, Hitler Moves East, 1941-1943 New York: Little, Brown; FirstEdition edition, 1964；Paul Carell, ScorchedEarth, London: Harrap; First Edition edition, 1970 [ix] AlbertSeaton,The Russo-German War 1941-1945,Praeger Publishers; First Editionedition,1971. [x] JohnErics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Harper&Row,1975)；John Ericsson, The Road to Berlin: Continuing the History ofStalin's War With Germany,(Westview,1983)。 [xi]JohnErics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 1918-1941: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Macmillan,1962);Panslavism,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64);TheMilitary-Technical Revolution, (Pall Mall,1966);Soviet Military Power,(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1976);Soviet Military Power and Performance,(Archon,1979);The Soviet Ground Forces: An Operational Assessment,(WestviewPr,1986);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1994);TheEastern Front in Photographs: From Barbarossa to Stalingrad and Berlin, (Carlton,2001). [xii] EarlF. Ziemke ,Battle for Berlin: End of the Third Reich,(BallantineBooks,1972);The Soviet Juggernaut,(Time Life,1980);Stalingrad toBerlin: 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Military Bookshop,1986);Moscow toStalingrad: Decision in the East,(Hippocrene,1989);German NorthernTheatre Of Operations 1940-45,(Naval & Military,2003);The Red Army,1918-1941: From Vanguard of World Revolution to US Ally,(Frank Cass,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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