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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館閣書風盛行中法書名帖浩如煙海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中對乾、嘉時代碑學興起的原因做了理論闡述。云：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 而這一結論也成了其後一百多年以至今日的定論。其實，這是與事實相左的。 清代繼承明代的書法收藏與刻帖十分豐富黃惇在闡述明代內府收藏時查《明史·太祖本紀》載：“(洪午八月)庚午，徐達入元府，封府庫圖藉，守宮門，禁士卒侵暴。”⑿元內府收藏全部為明所接收，並未有金人入汴京時燒掠不禁的情形。就私人收藏來說十分富有，以嘉靖時權臣嚴嵩、嚴世蕃父子收藏書畫為例，文嘉《鈐山堂書畫記》⒀記錄提學賓涯何公檄他往閱官籍嚴氏書畫名作三千多件，其中包括傳世墨跡《王獻之鴨頭丸帖》、《索靖出師頌》、《顏真卿書朱巨川誥》、《孫過庭書譜》、《懷素自敘帖》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由於蘇州地區書畫市場的繁榮，明代的私家收藏十分繁富。當時，著名的收藏家有華夏之真賞齋、黃琳、文征明父子孫三代之停雲館、項元汴之墨林堂、王世貞兄弟之弇山堂、董其昌之戲鴻堂等均有收藏書畫著錄。除了名家收藏以外，財力巨大的徽商作為財富儲存和社交需要亦有海量收藏。沈振輝《明代私人收藏家百例辨析》一文則列有一百零七位明代藏家基本情況表，足見收藏之風盛行之一斑。明代本朝人朱存理的《珊瑚木難》、都穆的《寓意編》、汪珂玉的《珊瑚網》、張醜的《清河書畫舫》等，皆著錄了這些存世的大量歷代法書名帖。作為歷代書法作品傳播媒體之刻帖，是繼北宋之後的另一次高潮。著名的明代官帖即有《東書堂集古法帖》、《寶賢堂集古法帖》、《肅府帖》等。而私帖則有著名的《真賞齋帖》、《停雲館帖》、《餘清齋帖》、《來禽館法帖》、《戲鴻堂法帖》、《墨池堂選帖》、《郁岡齋墨妙》、《玉煙堂帖》、《潑墨齋法帖》、《渤海藏真帖》、《寶彜堂刻帖》、《有美堂法帖》、《清鑒堂帖》、《凈雲枝藏帖》、《天益山顛帖》等。明代自萬歷年間開始亦十分重視將本朝書家作品刻帖傳世，著名的本朝書家合集有《寶翰齋國朝書法》、《金陵名賢帖》、《澄觀堂帖》、《晴山堂法帖》、《舊雨軒藏帖》等。而名家個人刻帖更十分繁富，黃惇所著《中國書法史·元明卷》在羅列此類刻帖時列有一表，著名的個人刻帖則有如《停雲館真跡》、《來禽館真跡》、《玉煙堂董帖》、《瑯華館真跡》等三十余種。 清代公私收藏和刻帖皆勝於前朝。清繼明後，書畫收藏達到歷史的高峰期。清初承襲明代之風，文人士大夫收藏風氣十分濃厚，截止到乾隆朝之前，最負盛名的收藏家有孫承澤、馮銓、梁清標、宋犖、高士奇、卞永譽、安岐等人。順治時期的孫承澤收藏書畫既多且精，就其書法來說就有東晉王羲之《裹蚱帖》、王獻之《地黃湯帖》、唐代陸柬之《陸機文賦》、《孫過庭書譜》等鉅跡。所著《庚子銷夏記》一書八卷，除了對自己的收藏進行著錄還進行考證。同時期的馮銓則收藏有西晉陸機《平復帖》、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唐代歐陽詢《蔔商帖》、《張翰帖》、孫過庭《書譜》等，並將其大部份歷代藏品匯刻入他的《快雪堂法書》。梁清標的收藏既精且富，他挑選其部份收藏精品摹勒上石刻成八卷本的《秋碧堂法書》。宋犖（一六三四—一七一三）青綸館藏有曹魏鍾繇的《薦季直表》、唐代杜牧的《張好好詩》等名跡。高士奇（一六四五—一七0四）著有《江村銷夏錄》和《江村書畫目》，後者列載有書畫精品而“永存秘玩”的就達五百二十種，他死後，其藏品全部被乾隆帝沒入宮中。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一二)著有《式古堂書畫匯考》六十卷，皆為其收藏考證的實錄。安岐一六八三—一七四四)著有《墨像匯觀》四卷，共中兩卷為法書，財力雄厚長住揚州，其鑒賞又精，端方在其書序裏稱“以故法書名畫之歸鹿村者，若魚之趨藪淵”，可見其收藏之富。李自成和滿請軍隊進入北京後，造成社會混亂，宮廷和豪門收藏書畫流散民間，所以北方的民間收藏亦富。劉恒在《中國書法史·清代卷》中引孫承澤在其《庚子銷夏記》中記載：“滄桑後，名畫滿市。”談遷在《北遊錄·記郵下》中說可以很便宜地在市場上買到大內書畫，包括馬遠、宋高宗、蘇軾、吳鎮、馮子振、張居正等人的作品。同書記載吳偉業回憶： 先朝節慎庫內圖書，俱宋宣和物。金人入汴，歸之燕，元仍之。明初，徐中山下燕，封府庫圖籍。甲申之變，李賊遁，都入清宮。同年孫北海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時也，今散佚無壹存。向分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大觀殿法帖，宋高宗所賜喻雩者，多鍾王秘跡。⒁ 除孫承澤外，宋權、宋犖父子也從皇帝得賞賜珍品，其中書法即有宋徽宗、米芾、李之儀、陳升之、康裏子山等宋元名家作品。到了康熙朝後，皇帝開始重視書畫收藏，大臣則反過來向皇帝進貢，於是內府收藏逐漸豐富。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皇帝來曲阜，賜“萬世師表”四大字，衍聖公孔毓圻則將所藏王羲之《黃庭經》等書畫進貢內廷。到了乾隆時代，皇帝的書畫收藏興趣達到高潮，《秘殿珠琳》、《石渠寶笈》所錄清代內府書畫收藏則見其洋洋大觀。 清代初期繼承明末風氣，刻帖之風和收藏之風同樣興盛。當時的刻帖即有著名的孫承澤《知止閣帖》、馮銓《快雪堂法書》、梁清標《秋碧堂法書》、卡永譽《式古堂法書》等。由於藏家鑒賞水平高，故作品可靠，所用刻工技術精湛，刻帖均十分精美。馮銓的《快雪堂法書》五卷，首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其他均晉唐宋元名家法書，作品質量和勾摹鐫刻俱極精善，被稱為有清一代最佳刻帖。梁清標的《秋碧堂法書》則刻有陸機《平復帖》、王羲之《上虞帖》、杜牧《張好好詩》及唐宋名家書跡多種。安岐則將孫過庭《書譜》墨跡勾摹上石，形神俱佳，世稱下真跡一等。乾隆時代內廷刻帖達到高峰，乾隆十八年(1753)刻成《禦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三十二卷共收入魏晉至明代壹百三十五位書家的三百四十件作品及二百多種題跋，規模之大，收羅之廣，鐫刻之精，均為歷代所未有，其全部原石至今仍在北海公園白塔西側閱古樓嵌置可鑒。 由此可見，康有為所謂“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均為不實之論，其將之歸結為這一時期藝術發展史發生變化的原因也是站不住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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