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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有了信息电子化，电话、电邮等正日益取代信函，投书远方已成稀罕之事。不久前清理自家旧物，无意间从一抽屉里翻出旧笺若干，如掘出一堆出土文物，让我惊喜，也不免惊惶：这也许就是此生我收到的最后几许墨迹？来信者多为同行故人。他们的墨迹有几分模糊，但字如其人，或朴或巧，或放或敛，仍能唤醒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感谢纸墨这些传统工具，虽无传输的效率优势，却能留下人们性格的千姿百态，亦无消磁、病毒、黑客、误操作之虞，为我长久保存了往事的生动印痕。也感谢一个时代的风云聚散，让我得以与这些来信者有缘相识，无论是擦肩而过，是同路一时，还是历久相随，他们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读书读人读世界的一部分，已悄悄潜入一个人的骨血。于是一封封重新展开。我刚从北京回来，看见莫言、李陀、史铁生、郑万隆和张承志，好极了。他们老说就欠少功一人。我临走时遇上北京大雪，美极了，可仍然比不上你们这些美丽的人。我想，做一个写好小说的人不太难，但难在做一个能写好小说的好人。如果我到湖南，我当然不想成为“抓稿人”，只想跟你和有趣的朋友（是何立伟、彭见明他们吧）开心地聊聊，一如在北京那样。不过，目前我又非做抓稿人不可，真可怜。事情是这样，洪范书店再编三、四册，我就想到你的《女女女》。如果你不反对，请循例签写同意书寄回就行。据说你有一篇新作《棋霸》，不知刊在哪里。西西是香港作家，身居灯红酒绿之地，仍有几分艺术的高冷和狂野，《胡子有脸》《母鱼》《我城》等作品变化多端，现代主义前卫风格天马行空，相对于满城花哨的地摊书，堪称香港一大异数。内陆开放之初，她是两岸三地的文学交通中枢之一，将一大批内陆作品引入繁体字，其规模和反响达一时之盛。但作品之外的她毫无先锋造型，既不会目光直勾勾，也不会烟酒无度、满口粗话、深夜海边暴走，倒是质朴如一村妇。第一次在酒店相见，她衣着低调，张罗茶点，引见和关照几个随行青年，在茶座的一端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更愿意让她的学生们多说——文学班主任的服务十分体贴。市场化经济大潮扑来，新时期文学迅速转入疲态和茫然，包括西西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大多音讯寥落，相忘于江湖。2008年春，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待了两个多月，好几次打听她，不料教授也好，作家也好，青年读者也好，都说不出一二，甚至对这名字也不无陌生之感。我大吃一惊：这还是香港呵？还好，总算有一位颇费周折找来了她的电话号码。我们通话结果是发现她竟然近在咫尺，与我同住在土瓜湾的一角。这个土瓜湾，靠近九龙城寨，即当年清政府嵌入殖民地的一处留守官署，亦即后来匪盗横行的一块法外真空，直到再后来才经陆港双方签约，将其改造成一个公园。我租房在此，常沿着港湾散步，看各类争奇斗异的市井食肆，看水面倒影中的灯火万家。我何曾想到，我可能早与她在此路遇多次，只是已互不相识。她由丈夫陪伴，偶尔还靠丈夫搀扶，前来与我见面，看来身体已不是太好——这也可能是她多年来息交绝游的原因之一。阁下保持了自己的品位，但又对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坛应对自如，实属难得。登机后拿出你的随笔集，不料不是送给我的。连你这样从容自定的人也被笔会搞昏了头，可见笔会不可轻易办。你的智慧陪我在飞机上度过了三个多小时，直送我到家，可谓圆满。蒋子龙算得上新时期“改革文学之父”，以小说写遍国企、机关、乡村的改革，写遍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自信和《农民帝国》的困惑。肯定是社会的碎片化和改革的歧义化，撑破了他的笔墨控制，让他后来不再容易踩到朝野各方的共振点。但不少同行还是余妒未消，说我们当年写小说想得奖，同那姓蒋的写小说想不得奖一样难呵。更大的奖牌当然是：八十年代曾有工人在厂门前贴出大标语：“欢迎乔厂长来我厂上任！”某省政府还曾以红头文件转发过他的小说，以作为各地改革的思想动员和办法参考——这些奇事，在文学史上一定绝无仅有。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大型国企的金属味，是有棱有角的坚硬体，比如每天坚持几千米游泳，一游就是数十年不辍，每天都活得英风勃勃，精神抖擞，当当响汉子一条。天津好几位男作家似乎也有这股劲儿。有一本安徽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几乎全是新作品，无奈印时不校，错字有三百多处。香港林先生若回信应承，我便把书稿和勘误表一并寄去，等书出后，再呈你批评。我母亲于九月二十八日去逝。至今都在忙着丧事，感慨万千，但我有了基本想法，即不愿藉母丧而作文章。此外，我在联系着一些老同志，编一套批评和介绍西方文化政治源流、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各西方国家左翼的丛书，盼用它普及新的世界观点。此事刚刚起步，俟明年书成后，我们几个人都谈到你，盼你发表意见。正如你所说，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机已经开始。不过我更觉得与之区别的必要。作家中具备区别和分庭抗礼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你应当站出来，得更靠前一些。想象中，张承志是一个策马走天下的独行游侠。但他似乎活得比同行们都要大，上下五千年，东西数万里，都是他心中沉甸甸的块垒。他是学考古的，对东亚、中亚、西亚、南欧、南美的一路人文深探，使他无法再回到文学圈的沙龙和酒会。他重新戴上白帽子，从中体会“清洁的精神”，但这也给他引来了不少误会。我曾向他请教过伊斯兰的问题，发现他对极端暴恐势力的痛恨，其实比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徒还要更强烈，更焦急，更沉重，也更多一些学识支持。只是这一切，同某些时尚人士不大容易沟通。那些人不知黎凡特与古希腊的关系，不知阿拉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一句话，他们哪怕花十分钟翻翻书的兴趣也没有，更愿意在流行媒体的标题中找真相。张承志早就放弃了小说，多年来只写散文，甚至是接近诗的散文。这大概是一个十分合适的选择。小说是一种不那么“清洁”的形式，至少就材料层面而言，需包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总是不避泥沙俱下的芜杂，因此不那么鲜明，不容易绝决。这种大众读物也不可能偏离大众思想情感的中值均线太远。相比之下，张承志似乎被对抗逼成了对抗，志在纯粹，行事苛严，总是在生活中高度苛严地挑选朋友、读物、活动、立场、表情、话题、场合、词句、饮食、着装、文体句法……以对抗心目中那些卑污势力的侵害或利用。这种无时不在的警觉，这种时时紧绷的排除法，与小说伦理和小说美学当然格格不入——至少是差别甚大。他前期的小说《黄泥小屋》《海骚》《心灵史》等，其实已早有诗的趋向。这几年由机缘牵引，确实也另外地体验了一回生命。常悲切我糊糊涂涂地来到人世上，东零西碎的见闻似也有一些，但究其根底，却仍是一片黑暗，亦必是糊糊涂涂地离去。因想倘能于根底处有所知晓，庶几就不虚此生了。子曰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由下而趋向于上，其势亦是人生之必然。倒也省些蛛丝马迹，见我辈中人也渐渐向此中转。曾读到你推荐《坛经》的文字，也以为是一种消息。听洪声说起你在读拙作《如是我闻》，深觉欣慰，盼能读到你的意见。那当然还只是初步地写出一个头绪，其间的幽密，自还十分渺茫。先写下来，让它去经受自己的缘分。由此以往，倘还有写作，大体亦将依此线索。那么当然把文坛种种都抛弃了，而经受自身的这一份因果。贵州的文事同各处一样，也十分寥落。但文事一如原先的文事，又焉得不寥落？寥落也是必然，也是因果。唯其寥落，心才渐渐有生机透出来。我在拙作中引过老子，那便是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礼，礼失而后义，这之后，便该是义失而后利了，而今正是唯利是图之际。利也是要失的，利失之后，循环过去，则就是道了。眼下却也能让人感到道的悄然兴起。九十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急剧分流之时，有的卷入政治，有的扑向市场，有的则投奔宗教。较之于有些人放眼《圣经》或《可兰经》，何士光最终选择了道与佛。在世俗化传统超强的中土，佛和道保留了中华文明对永恒和辽阔的一线远望，指向一份安放灵魂的幽深。一旦满世界“义失而后利”，物质化大潮逼压，宗教也许就是比抑郁症、狂躁症更积极一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当一些面孔哗变成唯利是图，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远古的终极之问总是会及时归来，进入有些人睡前或醒后的片刻惶惑——这些惶惑无疑值得尊敬。一位当红作家因此而突然销声匿迹，从人多声杂的地方抽身而去，其内心诸多痛感，我们大概也不难想象。但宗教也有风险。我给何士光写过书评《佛魔一念间》，载于1994年《读书》杂志，曾指出求术也可能“执迷神秘之术”，求道也可能“误用超脱之道”，两个层面都不是那么保险的。这话的意思是：宗教若能让强者清心节欲，让弱者得到心灵安抚和互助实惠，那么不管折腾出多少离奇神话和夸张的形式感，都算得上人间功德，可弥补社会管理之不足。很多无神论者对此可能缺少应有的理解。另一方面的道理：如果郢书燕说，让“随缘”成了绕开难事走，“破执”成了胡说八道全有理，“无为”被理解成坐等白吃不脸红，“超脱”被理解成对压迫者、侵凌者、欺诈者一律装聋和袖手……那就不知有多少昏昏男女要被荼毒了去。说实话，我身边有不少例子证明，很多人得宗教之益少，得宗教之害多，看上去更像是用神神道道给一己私利换上个精致包装，能否给自己加分，还很难说。何士光不会没看到这种复杂性。他在贵州与我有过讨论，还说曾有一长信与我，只是这封信我一直没收到。他笑了笑，说既如此，那便是因果，不必另写了。大师拈花一笑，已随说随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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