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者，仁心仁术。谈起“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时，杭州市中医院王永钧教授的形象就会出现在记者的脑海里。
提到王永钧，很多肾病患者都会竖起大拇指。他是国家级名中医，也是著名的中西医结合肾病专家。60年来，王永钧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医。83岁高龄的他，如今还天天坐诊、查房。治疗的病人来自全国各地，连海外患者也慕名而来。
1月9日，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王永钧带领团队参与完成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获得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永钧说，这次获奖，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源于中华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蕴藏的中医药学理论及经验，亟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发掘、阐释、发扬，造福于人类健康。
拓展“象思维” 审病辨证相结合
作为一名中医出身、功底深厚的医者，王永钧主张中医学术必须“法古融今”，引入现代科技，用以发展源于中华文化的“象思维 ”。古代中医对病象的诊察，主要依赖“望闻问切”四诊来采集人体的生命异常现象。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已为我们观察生命现象提供了多项诊察手段，如“尿象”“血象”“影象”“超声象”“内窥镜象”“病理象”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为中医“象思维”提供了十分丰富、生动、细微、深入的信息，也为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提供了诊疗疾病的新式武器。
在这些创新性思维引导下，王永钧和团队一起，在全国中医院中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开展肾脏穿刺和肾病理检测，用金指标为中医肾病微观辨证提供了依据；第一个建立肾病实验研究室，作为中医肾病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平台，使中医科研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第一个开展系统的透析疗法，包括全结肠中药透析、中药皮肤透析、中药血液透析，以及标准的各项血液净化技术……可以说，这些举措为中医药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创新的平台，推动了医院肾病学科的品牌建设。
西医讲病，中医讲证。病是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导致生命现象发生异常自始至终的全过程。证是病因作用下发生的综合临床表现，是疾病连续的全过程中的一个横断面，具有阶段性。但中医辨证，往往很重视整体，关注患者的体质、禀赋、性格、情志、环境、地域、气候、社会、经济状况等，并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进行辨析。所以，“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治病的特色和优势。
至于识病，若以现代的要求来衡量传统中医对“病”的认识，自然会发现诸多不足，因为古代中医没有现代的科学设备和技术，所以多数是把临床主症状作为病名的，如水肿、黄疸、胃脘痛……然后用传统中医理论来辨析其证候是阴水还是阳水，是阴黄还是阳黄。经治后，一旦这些临床表现消除了，这个“证”就被治好了。至于现在的血、尿蛋白水平、肾功能状态等，在当时都是无需了解，亦是无法了解的。现在不同了，因为这些问题对现代中医来说，都是经常遇到而又必须面对的，否则，只善于治“证”，不善于治“病”，或只治疾病的某一阶段，而对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临床现象缺乏预见，就可能会对病情发生误判。又如肾风病，分隔成水肿、尿血、虚劳、关格等不同的证和病，不去做相关的检查，就会缺乏现代对病的认识，同样有可能导致对病情的误判。
为了弥补这一短板，王永钧及其团队对肾病提出了审（识）病-辨证-治病／证的临床思维。识病，指的是认识被国际公认的现代医学病名及其内涵，这不仅是便于与国际接轨，更重要的是它能反映“发生生命异常现象自始至终的全过程”这一条件，这也符合《黄帝内经》“善言始者，必会于终，善言近者，必知其远”的“终始”观要求。继后在识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关于证候的临床表现，应该既有宏观的“外景”，又有微观的“内景”，亦即“望闻问切”的内容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各种信息，并以发展了的中医理论作为制定治疗方案的依据。
这种病证结合、互相参考、取长补短的临床思维方法，整合了中医治证和西医治病的优势，王永钧就是依赖这一优势闯出了一条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路，摸清了肾病发展过程中，证候发生、演变、规律性及其致病机理的关系，从而使杭州市中医院肾病科蜚声海内外。
法古融今 风湿致肾病理论与IgA肾病辨治
关于慢性肾脏病中医是怎么认识的，王永钧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研究，获得可喜成果：早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在“风论”“奇病论”“评热病论”中，就有“有病肾风者”“肾风之状”等记述，明确把肾风作为病名，而非“证”和“症”。这一病名既包含了病位——肾，又揭示了病因——风湿，这在以后的《华佗中藏经》《证治要诀》等多部重要著作中又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对肾风病在不同个体和病程中不同阶段的症状、体征、终点事件都作出了详尽的描述，只是缺乏现代仪器的检测而已。
王永钧还在大量的中医文献研究和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在风湿扰肾过程中，可先后出现肾虚、络瘀、肝风、溺毒等病机变化，因此他提出肾风病，亦即现在所称的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是由风湿病邪为主的网络病因所引发。他还说，古今中外，在对风湿和肾病的认识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如《金匮要略》的著名方剂防己黄芪汤，就是既治风湿又治风水的，而现代医学治肾病常用的免疫抑制剂，如来氟米特、环磷酰胺、霉酚酸酯、环孢素A、他克莫司及糖皮质激素等，则在风湿科被称为慢作用抗风湿药。中药雷公藤及其制剂，亦是黎磊石院士在民间治“类风关”的启发下，成功用治免疫炎症性肾病获得疗效的。
王永钧说，60年的从医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源于中华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其中蕴藏着的中医药学理论及经验，亟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发掘、阐释、发扬和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健康，屠呦呦研发青蒿素治疟，陈竺等研发三氧化二砷（砒霜）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都是很好的例子。
王永钧的团队近20年来主要针对IgA肾病开展工作，这不仅是我国最多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病，而且发病年龄轻，治疗难度大，且其临床及肾病理表现几乎涵盖所有的原发性肾小球病，若能获得疗效，有利于扩大研究方案的适应范围。王永钧和团队首先开展了IgA肾病的证候学调研，他们对1148例IgA肾病患者的研究发现，其主要证候有风湿扰肾、肾气阴（血）虚、肾络瘀痹、肝风内动、溺毒内留等五个证候，其中风湿既是IgA肾病的始作俑者，亦是病情加重的危险因素，必需重视。风湿与肝风证相合，风险会更大；另外，风湿、肾虚、络瘀三联证，临床最为常见，辨证内容若介入尿蛋白定量、血压、估测肾小球滤过率及超声及肾病病理检测，能明显提高辨证的正确性；同时他认为，孙思邈“用食平疴，释情遣疾”，在IgA肾病治疗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其次，王永钧他们开展了病证的治疗研究，先是开放性的组间对照研究，继而进行了多中心、前瞻性、双盲、随机对照研究，治疗对象是IgA肾病CKD1-3期，结果发现治疗组（基础治疗+治虚、瘀、风湿的中药小组方+科素亚100mg／d）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基础治疗+中药组方模拟剂+科素亚），而且治疗组尚能显著降低患者尿1L-6、LN、COL-4、TNF-α这些强致肾纤维化炎症因子的浓度，这可能是取得疗效的因素之一。其中对重型IgA肾病则采用中西医结合、个体化、联合、序贯治疗，并对其中50例进行了重复肾穿刺观察，证实临床疗效与病理改善的相关性。
王永钧团队参与了陈香美院士领衔的《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特色是中西医结合“理论-辨证-治则-新药”研制的全链条创新，该方案显著提高了IgA肾病知晓率和治疗率，使因IgA肾病导致的新发尿毒症下降10.5%。IgA肾病系列课题所取得的多项成果，被推广应用至1700余家三甲医院，推进IgA肾病临床诊疗规范化和同质化，使众多患者受益。
王永钧说，这是给古老的中药赋予现代科技含量、使其“焕发青春”的成果。
医者仁心 一颗为病人服务的赤诚之心
病房里住着一个无人照顾的患者，由于利尿剂的作用，不时起床解尿。那天，王永钧查房，患者刚解完尿，看到痰盂已满，费力地蹲下欲拿痰盂。王永钧一步上前，从床边拿起满满的痰盂，转身去厕所倒掉，然后将洗刷干净的痰盂放回床边，再为患者检查。当时，在旁的医护人员们目睹了这一幕。“王老的身教是无言的，丝毫不做作，他做得那么自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王永钧医术高超，更有一颗一心一意服务于病人之心。有时，门诊中会碰到患者因为带的钱不够而不能及时配药回家。对那些家在外地的患者来说，就意味着要再来一趟医院，多一笔路费。这时，王永钧都会拿出自己的钱，递给患者。
温州人程先生看好了肾病，三番五次登门送礼道谢都被王永钧拒绝。最后被王永钧高尚的医德感动，他让自己的儿子也去学医，要做一名像王老一样的好医生。有时王永钧走在路上，常常会被患者拦住，激动地说：“我的命是您救的。”
王永钧坐诊看病时常看到很晚，早些年门卫下班就把大门锁了。那时候还没有电话，一下子也叫不到人，他不得不带着病人一起爬窗而出。
有一次因为与别的会议安排有时间冲突，助手为他调整了时间，把原来上午的接诊时间改到了下午。王永钧知道后，批评道，“我的时间不是我自己的时间，那是很多病人的时间。有很多病人从外地赶过来，也许回程的车票都买好了，我怎么能随便改时间呢？这会给病人带来多大的不便。”
2009年，王永钧因为身体不适要住院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休息，门诊一切照常。直到手术前一天，王永钧还在医院给病人看病直到晚上7点。当他病愈复诊后，病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有病人专程跑来，只为对他说一句：“王医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只有您健康，我们才能健康安心地生活呀！” 名医名片 王永钧，1935年出生，现任杭州市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广兴医院）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师，肾病科学术带头人，浙江省名中医，全国第二、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肾病分会学术顾问。曾任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及杭州市中医院业务副院长，中医内科和肾脏内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顾问，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和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永钧教授是浙江省中医肾病学科的奠基人，1961年在杭州市第一医院创建中医病房，1963年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创建中医内科病房，1986年在杭州市中医院创建了省内最早的肾内科之一。在他的学术引领下，杭州市中医院肾病学科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医教研齐头并进，学术影响力不断提升。科室在“九五”期间成为全国中医肾病医疗中心，在“十一五”期间成为国家中医肾病75个重点专科协作组的大组长单位，医院的护理专科也成为“十二五”期间全国中医护理专科协作组肾病方向的组长单位。
王永钧教授以第一承担人完成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及“十五”中医经验传承研究各1项，省部课题2项；获省部科研成果8项，其中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二等奖1项，厅市级各类奖多项。作为第一作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篇，与团队成员共同发表论文169篇，主编学术专著3部，参编《中西医结合肾病学》《中医肾病学》等4部。
王永钧教授培育人才无数，桃李满天下。曾任杭州市第2~4届中医学习班班主任和教师，主授《中医基础理论》《内经》和《伤寒论》，培养的学生目前多数已成为省市医疗单位的中医骨干力量。王永钧教授作为浙江中医药大学的硕导、博导以及第2~4批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共培养博士8名、硕士21名，学术继承人4名，带教全国优秀中医临床研修人才7人。先后培养出多名肾病学科带头人，弟子中程晓霞主任医师目前已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朱彩凤主任医师为浙江省名中医和博士生导师，陈洪宇主任医师、俞东容主任医师为市级名中医。 新媒体编辑 朱蕗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