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颠覆易学”这个课题，是介绍易学的基本常识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周易》的写作年代、作者和过程。这是常识性的，但这是学习《周易》的人的必修课。因此，也必须系统讲。而大家就要耐住性子读下去。
今天讲《周易大传》的写作年代和作者。
因为这也很大的研究课题，也读遍先秦和汉代的典籍才能做到。这对老徐来说，是很困难的。老徐走捷径，还是搬来刘大钧老师的文章。因为刘老师的研究引经据典，最为系统扎实，可信，基本代表了此前易学的研究成果。
关于《周易大传》
《周易大传》不只”十翼
所谓《周易大传》，古人通称“十翼”。 “十翼”之名，最早见于《易纬·乾坤凿度》：
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
它包括《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是古人解释发挥《周易》卦名、卦辞和爻辞的权威著作。在先秦，人们已将这种解释、发挥《周易》卦爻之辞的文字，称作《易传》。《战国策·齐宣千见颜周》载颜硒说：
是故《易传》不云乎： “居上位未得其实， 以喜其为名者，必以 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渥。”故曰： “矜功不立，虚愿 不至。”
这段文字不见于“十翼”，可知当时有不同的解《易》传本流行。
“易大传”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所引《易大传》之文，皆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此为《系辞》之语，然而《汉书·郊祀志》说：
《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
此语却不见于“十翼”之文。由此看来，《易大传》的内容，在西汉时代，并不仅仅指“十翼”，大概泛指当时所有的解《易》传本。古籍中称“《易》曰”而不见诸“十翼”者甚多，如：
《淮南子·缪称训》：“故《易》曰：‘《剥》之不可以遂尽也，故受之以《复》。’”
《汉书·司马迁传》：“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汉书·东方朔传》曰：“故《易》曰 ‘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另外《礼记·经解》及《说苑·建本篇》亦引此句，文字稍有不同）
《说文》释“相”字：“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乎木’”。
《说苑·敬慎篇》：“《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凡此种种，皆不见于“十翼”之文，足证当时确有不同的解《易》传本在社会上流行，被当时的文人学士引用。对包括“十翼”在内的所有解《易》传本，当时西汉人可能或称之谓《易大传》，或直接称作“《易传》”、“《易》曰”，而不像今人认识的那样，《易大传》仅指“十翼”。但因今人已相沿成习，故本文仍将“十翼”之文称作《易大传》。
《周易大传》写作年代
关于《易太传》的著作年代，近人认识不一。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说：
我相信《说卦》以下三篇应是秦以前的作品。但是，《彖》《象》《系辞》《文言》则不能出于秦前，大抵《彖》《系辞》《文言》的三种是荀子的门徒在秦的统治期间所写出来的东西，《象》在《彖》之后。
李镜池《周易探源》认为：
《彖传》与《象传》，其年代当在秦汉间；《系辞》与《文言》，年代当在史迁之后，昭宣之间；《说卦》《序卦》与《杂卦》，在昭宣后。
他还认为《彖传》与《象传》的《大象》写于秦朝，《彖》《象》二传是秦汉间作品，《系辞》《文言》是经师传《易》的语录遗说的辑录，即从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说，《说卦》以下三篇，约在宣、元之间。
但多数学者认为，《易大传》成书于战国时代。最近，张岱年先生在《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郭沫若、李镜池的说法“疑古过勇”，张先生在作了考据之后，指出：《易大传》的年代应在老子之后，庄子以前。《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彖传》应在荀子以前。关于《文言》和《象传》，没有直接材料。《文言》与《系辞》相类，《象传》与《彖传》相类，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从《象传》的内容看，可能较《彖传》晚些。总之，《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
关于《易大传》的著作年代问题，我的看法是：首先，我同意张岱年先生关于《系辞》的著作年代应在老子之后，惠子、庄子以前的看法。因为：先秦第一个提出“道”“器”关系的是老子。帛书《老子·德篇》：“道生之，德畜之，物刑之，而器成之。”（河上公本第五十一章“器”为“势”，帛书本似更胜）而《系辞》则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应是对老子“道”“器”关系的引申与发挥。可见《系辞》成篇于老子之后。
至于它要早于惠子、庄子，张岱年先生用《庄子·天下篇》所载惠施“历物”之意十事，第三条是“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张文指出“天与地卑”是《系辞》“天尊地卑”的反命题，“而一般情况是先有正命题，然后才会有反命题”。据此，张文肯定了《系辞》的基本部分在惠子以前就已经有了。
我同意张先生的这个看法。补充证据是： 《庄子，天运篇》：“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也。”接着说：“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于人道乎？”这番议论，肯定也是受《系辞》的影响而发。而“圣人取象也”一句，更是点破天机！至于惠施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它不只是《系辞》“天尊地卑”的反命题，也是《说卦》篇“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的反命题。据此，《说卦》也要早于惠子、庄子。按《庄子·天道篇》：“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庄子·在宥篇》：“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阳之原也。”这些话，恐怕只有读了《说卦》《文言》的人，才能说得出来。而《庄子·渔夫篇》中有这样一段：“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这肯定是受启于《文言·乾》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发，尤其是“固天之理也”一句，最能说明这点。《庄子·秋水篇》：“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再看一下《彖·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彖·剥》：“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彖，损》：“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前者受启于后者，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看来， 《彖》《说卦》《文言》《系辞》要早于庄子，基本是可信的。然而《系辞》的写成，不舍离惠子、庄子太久。因为《系辞》之中有一段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当名辨物，正言断辞”一句，显然打上了名家的烙印。因此，我认为，《系辞》的写成，当稍早于惠子、庄子，或者与之同时。
到了荀子，他已是熟读《彖》的了。试读《彖，咸》：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再看《荀子，大略篇》：
《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荀子在这样一段三十八个字的短文中，就有三处一字不动地引用了《彖·咸》之“咸，感也”“柔上而刚下”“男下女”。同时，他深受《系辞》影响，从而发挥着《系辞》中的一些思想。如：
《系辞》：“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荀子·仲尼篇》：“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
《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荀子·王霸篇》：“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
《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荀子·富国篇》：“同求而异道， 同欲而异知。”
《系辞》：“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铼，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荀子·儒效篇》：“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之重也，舍粹折无适也。”
此“粹折”显系受启于“鼎折足”之语。从行文中看，苟子发挥《系辞》中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在确定了《系辞》的写作年代之后，问题就集中到《易大传》的其他主要几篇，也就是《说卦》《文言》《彖》《象》的成篇先后上了。如果能确定其余几篇的先后，那么，我们以《系辞》为界，《易大传》的年代问题就基本可定了。
在《易大传》主要篇章写成的先后问题上，我认为《文言》肯定早于《系辞》。《系辞》：“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一段完全引自《文言，乾》，据此，《系辞》肯定晚于《文言》是无疑的。
《荀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地方抄自《文言》。如《苟子·劝学篇》：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荀子·大略篇》：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
这两段文字显然抄自《文言·乾》：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再如《荀子·不苟篇》：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亦是抄自《文言.乾》：“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可见《文言》与《系辞》《彖》一样， 在当时对荀子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从而证明《易大传》的主要篇章，在荀子的时代已是非常流行了。
关于《文言》，我有一种猜想：当初它并不是只有《乾》《坤》两篇，而是六十四篇，也就是每卦一篇，是当时经师授《易》的讲义，后人在进行整理时，可能碍于六十四卦篇幅太长，故只取了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作代表，其余一概不用了。我这种猜想的证据：在《系辞》上下两篇中，以“子曰”的形式共计讲了十六卦中的十八个爻辞。从对这十 八个爻辞的解释看，它的思路和行文与《文言》极为一致。其中“亢龙有悔”一段，与《文言·乾》的解说一字不差。可见《系辞》的作者当时还见到过《文言》有关六卜四卦的全部解说，他只是摘录了其中十六卦共十八个爻辞的解说。后来因为只有《乾》《坤》两卦保存下来，故《系辞》中解说《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齣一段，与《文言·乾》-字不差。
至于《彖》的写成，要早于《文言》。只需将《彖·乾》与《文言· 乾》对比一下，事情就清楚了：
《彖·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文言，乾》：“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很清楚，《彖》的文字简练自然，是《文言》作者望《彖》生义，将其前后行文顺序稍一变动，就抄到自己文章中去了。所以，《彖》要早于《文言》，是很明显的。
《象》分为解释卦辞的《大象》与解释爻辞的《小象》两部分。关于《象》，我同意李镜池同志《周易探源》中的观点： 《大象》与《小象》非同时写成，《大象》早，《小象》晚。
我断定《大象》要早于《彖》，为什么？先看《鼎》卦《大象》：“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而《彖，鼎》：“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因《鼎》卦的《大象》说“木上有火”，而其《彖》则曰“鼎象也，以木巽火”，《彖》见《大象》而发论，明矣！
再看《剥》卦的《大象》：“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其《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文中“观象也”，所观者何象？自然是《大象》中的“山附于地”。所谓“山附于地”者，坤为地为顺，而艮为山为止，故《彖》称： “顺而止之，观象也。”
特别是《坤》卦，其《大象》曰：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彖》则望文生义，拆升“厚德载物”四字而发挥出“坤厚载物，德和无疆”的妙论，很清楚地露出了其抄《大象》的马脚。
还有《巽》卦《大象》：“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其《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此则《彖》望《大象》而生论，亦甚明了！
其他如《晋》之《大象》：“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其《彖》则“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明夷》之《大象》：“明人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其《彖》曰：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则是《彖》直抄《大象》了。
所以《大象》先于《彖》，在文字上表现得也很清楚。
最后是《说卦》。我的看法：在《易大传》所包括的主要几篇中，《说卦》肯定早于《系辞》，其主要内容（关于八经卦的取象）应整理成篇于《彖》和《大象》之前。
《说卦》早于《系辞》的证据是明显的：
《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系辞》：“《易》之为书也，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对比这两段文字，事情就清楚了： 《系辞》的这段文字是作者读了
《说卦》之后写出的，而不会是相反。
《说卦》是专述《周易》中“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经卦的，而《大象》及《彖》《文言》是讲述六十四别卦的，《系辞》又是对《周易》这部书的理论分析与探讨。一般情况是，先有讲述，然后才会形成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据此，《说卦》也应较早。
细读《彖》，我们会看到：对每卦卦体的论述，是《彖》上下两篇解卦的重要特点。如《彖·蒙》：
蒙， 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蒙亨”， 以亨行时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因为《蒙》卦卦体内坎外艮，据《说卦》：坎为水为险，艮为山为止，故《彖》释《蒙》卦卦体曰“山下有险，险而止”，然后再引卦辞，逐句讲解。再如《彖·需》：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因《需》卦卦体内乾外坎，据《说釙》篇，乾为刚健而坎为险陷，故《彖》释《需》卦卦体曰“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然后再引本卦卦辞，一一予以解释。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卦》晚于《彖》的话，那么，当时传《易》的经师们，又据何讲解《彖》中有关卦体的这些论述呢？此其一。其二，《乾》《坤》《震》《坎》《艮》《巽》《离》《兑》此八卦之《彖》，其对卦体的特点或者一字不提（如《彖》中《震》卦）或片言只语轻轻带过
（其他七卦皆如此）。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解释：《说卦》是专门讲八经卦的，重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卦体的这八卦，其经卦特点已在《说卦》中作了最详尽的说明，故《彖》即不必细说了。据此情理看，《说卦》也应早于《彖》。
出于同样道理，《说卦》也不应晚于《大象》，不然的话，《大象》释《剥》卦曰“山附于地”，释《遁》卦曰“天下有山”等等，此语又据何而出呢？
由此观之，《说卦》中有关八卦之象的部分，是怎么也不能晚于《彖》及《大象》的。另外，由《晋书·束皙传》看，晋人从魏襄王墓发现的几十车书中，就有一篇《卦下易经》 “似《说卦》而异”，说明早在战国中期，或这以前，就有这种解释经卦卦象的专著了，从而证实了我们如上推断。然而我们绝不能据此而认为在魏襄王时尚无《说卦》，魏襄王墓中不仅无《说卦》，亦无《彖》《象》《文言》《系辞》等，因当时书籍流传很难，襄王墓中所发现者，只是襄王平时收藏，或者专给襄王殉葬之书，因而它的范围是极为有限的。
但是，由《说卦》《彖》及《大象》的行文用语看，它们与《系辞》的写成不会相距太远，如《说卦》篇之“将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等。再知《彖，节》：“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大畜》：“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彖.咸》：““二气感应以相与。”《大象·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像“性命”“道德”“仁与义”“制度”“德行”“豫防”“感应”“笃实”等等词句，都带有战国时代的印记。故《说卦》《大象》及《彖》的成篇，虽稍早于《系辞》，但一般不会早于战国初期。
总之，《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这就是笔者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