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口水仗：双子之城的种种对比2

成渝口水仗：双子之城的种种对比2

(2)民源说

成渝两地城民的性格不同与原住民的来源不同也有关。

先来看成都。

大约在商朝时，蜀族人的一支在首领柏灌的带领下，从岷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中来到成都平原的边缘，在今都江堰的灌口镇一带居住下来。以后，蜀族先民在鱼凫氏的率领下，从岷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南下，进入成都平原。鱼凫氏在西周中期衰落，被蜀族另一支杜宇率领下的蜀人打败，杜宇自立为王，号称望帝，建都城为郫，既今天的郫县。当时的杜宇王朝势力北达陕西南部的汉中，南及云南北部，并与中原关系密切。

望帝杜宇将王位传给开明氏，称丛帝，其势力进一步发展，可以北越秦岭进攻秦国，东出三峡与楚国较量，王朝疆土进一步扩大。开明氏将都城从广都迁到成都，从此成都便成为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公元前285年，秦国又一次平定了蜀侯的叛乱，从此，取消蜀侯称号，正式设置蜀郡，任命郡守治理成都。秦灭蜀后，大量移民入蜀，秦统一六国后，移民规模更大，秦始皇将六国的贵族、富商、地主、手工业者以及战俘大批迁至蜀地，推动了蜀地经济的发展，使蜀地成为富甲天下的富饶之乡。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不断。明朝天启年间，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率部征讨成都，烧杀抢掠102天。

为镇压张献忠建立的大西农民政权，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在成都杀人如麻。据《成都府志》记载：“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成都已是一座空城。

清军攻下成都后，又进行一次血洗。血迹未干，吴三桂，这个明朝叛将投降清庭后遣将领王藩屏入川播乱，将四川蹂躏36年之久，川民“皮穿髓竭”，成都十室九空，连虎狼野兽也趁机行凶，剩下的少数居民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批居民逃到川边各地躲避官兵的杀戮。一个历史上几度辉煌的经济都会就这样衰落下去。

长期的战祸，成都人口大减。附近各县情况也很严重。

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

新津“人民稀少”；

温江仅存几十户人家；

崇庆外逃人口也在半数以上。

据清朝官方统计，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川在册人口约8万。以成都地区人口占全川人口十分之一计算，整个成都不过8千人左右。于是就有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潮。

三百多年来成都出现过四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在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年间，前后共持续六十多年，经太子太保、四川巡抚李国英奏准，“据两湖两粤、闽黔之民实东西川、耕于野；集江左右、关内外、陕东西、山左右之民，藏于市。”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使四川的人丁又兴旺起来，生产又得以恢复。移民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新鲜血液，甚至带来丰富的方言，这就是近代史上四川为什么会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原因。自然条件优越的成都是移民聚居的主要地区，成都人口中的土著不到百分之十，移民则超过百分之九十。整个移民中来自湖广的最多，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又有许多的客家人的后代。

第二次大移民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后的一段时期。抗战时期，北方27所大学迁来成都，成都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几十万大军云集于西南，四川来了大批晋、豫、秦、鲁、苏的干部。

第三次移民潮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大批工厂内迁，被称之为三线建设。大批的北方人和上海人随之迁徙。

第四次大移民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国内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在成都设立分支机构，成都有二百多万流动人口充斥于大街小巷，民工市场热闹非凡，保姆市场热火朝天，人才市场车水马龙，商品市场人头攒动，房地产市场不断攀升，许多乡下人举家迁入成都，成都人口在雍正年间仅成都和华阳两县已有6万多户，30万人；到了解放初期已增加到60.8万；今天成都已是一座800多万人口，加上郊县人口上千万的巨大的移民城市。

从8千到800万，这是怎样的一种演变？这中间有多少故事？苍海桑田，几度沉浮！成都总能从一次次的衰落中振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与重庆很不同，重庆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屠城的惨痛，重庆城从来没有变成过一座废墟和空城。重庆也经历过兴衰，但没有经历过重建。

一座城市的沉浮大多与战乱有关，明末清初的那次战乱使成都经历了一次灭顶之灾。有的城市在战乱中消亡，世界上许多的城市都是这样消失的。有的城市却可以复苏，重新走向兴盛，并且更加繁荣，这其中就有成都，当然，也包括重庆。能够不断站立起来的城市都是具有某种不屈的城市精神的城市，都是具有某种文化传承的城市，城市的建筑可以烧毁，可以失去，但文化已经渗透在城市的土地中，流淌在人们的血液中，她就不可能消失。好在建筑是可以重建的，只要文化传统还在，精神力量还在，建筑将重新生辉。反之，没有文化和精神的建筑将是没有生命的空壳。成都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她是一座文化名城，她靠她悠久的文化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这些移民被杜甫的诗，诸葛亮的智慧，麻婆的豆腐和姓钟的店家卖的水饺吸引而来，她们在这座城市里重振家业，在龙泉驿的山坡上种上桃树，在都江堰的河道旁开出良田，在春熙路上经营商业，于是，成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繁荣。这种繁荣延续至今，越来越昌盛。

从上面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成都最早的原住民就是移民，这种情况持续至今，使成都人的性格不排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越是移民的城市越时尚，越充满了活力，越有人种杂交的优势，商业越繁荣，生活五光十色，这一点可以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找到佐证。

成都人的性格的形成与移民关系密切。世界上有许多的移民国家，譬如加拿大，譬如澳大利亚，再譬如美国，越是移民国家越充满生机和活力，各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各种习性交识在一起，各种风俗交会在一起，产生摩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冲击波，新的狂飙，使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飞速发展。

如今的成都已很难找到土著，移民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包容、相处。不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只要来到这座川西平原水旱从人的城市都会变得心态平和、心静如水。这是千百年来的习惯使然，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使然，是独特的人文背景使然，更是移民的原因使然。成都是汇聚、交流、融会、贯通、富有创造力的城市，成都人具有独特的心理素质，平原人不比山地人，山地人耿直、豪爽、大度和急躁，平原人平和、淡泊、幽默、散淡和细致绵软。成都人原本并非成都人，他们集合在一起，居住在这里便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

再来看重庆。

远在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重庆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的生息繁衍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已有了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别居住着夷、濮、苴、奴、宾、共等8个民族。这些人可以视为重庆的原住民或土著。在蜀族人的首领柏灌带领族众从岷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中走下来来到成都平原的时候(约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在重庆这一方已形成了强大的奴隶制部族联盟“巴”。巴和蜀是对应产生的，从此巴蜀在长江上游的两条重要支流岷江和嘉陵江流域遥相呼应，一直至今，从不间断。

秦灭蜀后再灭巴国，设立了蜀郡，又置巴郡。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蜀各一。

从巴人的起源说中可以看出重庆人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性格。史学界对“巴”字的含义和巴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有的认为指动物，有的认为是对山、水、石头的称呼。有的学者认为“巴”就是“虎”，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巴人以老虎为本族人的祖先和图腾，巴人自己认为是虎族。以此为图腾的人自然有虎一样的性格，夷、濮、苴、奴、宾、共等全是山地民族，山民又有大山一样的性情，自古就有巴山蜀水一说，巴为山的性格，蜀为水的性格，一个豪放粗犷，一个柔美细腻，这正是成都和重庆两地人秉性的写照。所以重庆称山城，成都为水城，重庆人是山性，成都为水性，这是有根据的。山性的人自然粗犷，水性的人自然绵软，这也是有根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渝两地城民的不同性格正是最好的例证。

巴族的构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上面写到的八个土著，另一个来源是从东方迁到今渝、鄂、湘、陕交界处的廪君族，他们的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巴人”。

(3)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

人类的文明分为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狩猎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狩猎文明的民族都是以肉食为主，民族性都比较刚烈，战斗性都很强。“肉食者谋之，又何间蔫”。这是《左传》中“曹刿论战”里著名的名言，从中可以看出吃肉的王公贵族要统治食素的草民，计谋也是由肉食者出的，平民百姓何必参与操心呢。

历史上肉食民族累累侵犯农耕民族，许多农耕民族都在历史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销声匿迹。著名的海洋民族国家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本等等，他们吃的是海产品，扩张性很强。而汉民族在历史上也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草原民族的侵犯，被多次统治。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他们以渔猎为生，如果不大量进食动物蛋白他们是无法度过北极的漫漫长冬的。

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也带有掠夺性，要搞工业、扩大再生产首先要占有大量的资源，商业则要不断拓宽市场，这五种文明形态都带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只有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它可以自花授粉，与外界互不往来，封闭在某一处盆地或山谷，早出晚息，只要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获得灌溉之便，又有一定数量的家畜可以提供一点蛋白质的补充和肥料就可以过桃花源式的农耕生活，甚至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

成都平原恰好就是这样一处所在。

成都平原有都江堰的灌溉之便，成都地区又是著名的生猪生产基地，川西平原物产丰富，连李白都感叹“锦城云乐”。成都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千姿百态，不同于黄土高原的人生活那么单调乏味。那种风沙、那种干旱、那种贫瘠很使人悲怆。成都人没有这种悲凉感，盆地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四季桃红柳绿，生活富足，使成都人产生的是陶醉感和满足感。一座城市的兴起必须依托肥沃的经济腹地，特别在农耕时代；要有足够丰富的农业产品，才能保证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西安(长安)是建立在渭河平原之上的，太原建在汾河谷地，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在两汉三国时期，已成为仅次于北方中原和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农业区。成都沃野千里，水网密布，夹在岷江和沱江之间，到了唐宋时期，成都地区已成为仅次于江南的全国第二富庶地区。这就是著名的“扬一益二”之说。

农耕文明最容易产生不思进取的安逸的小农意识。

川西盆地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四周是高山峻岭，盆地里是一片肥田沃土，蜀人生活富足，成都正好处于盆地的中心，成都人每每啖了一顿回锅肉，喝足了二两跟斗酒之后，就泡在茶馆里听评书或看川剧。成都生活的节奏比外面慢了一拍，甚至比重庆也慢了半拍，成都人的心态是同成都的农耕文明进程同步的，不可能人为地加速。这就是成都人爱冲壳子、摆玄龙门阵、闲散、爱打麻将的原因。

生活的节奏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外地人说深圳人走路都象是在跑，成都人跑也象是在走，他们不明白成都人何以会这般悠闲，成天泡茶馆打麻将，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他们不知道这些成都人大多有单位发的几个稀饭钱，想吃肉钱可以靠收房租，喝茶打牌的钱也不会缺，他们喝的是坝坝茶，才五毛、一元钱一杯，自带茶叶只给水费，更是便宜得“不摆了”！麻将打的是二五八，二毛五毛八毛一盘，打一个上午才输赢几元钱。但他们闹得很凶，在大街上摆开阵式，吆吼着，快乐着，把外地人看傻了眼，以为他们有多少钱的输赢。又见他们成天请客吃饭，并抢着买单，外地人不知道吃一盘麻辣烫才几元钱，顶多10元20元，你请过去我请过来，其乐融融，谁也不吃亏。星期天耍农家乐，一个人15元，包两顿饭还免茶钱，成都人许多家庭倾巢出动，一天耍安逸了并没有花多少钱。成都并不是没有有钱人，有钱人很多，但开着宝马、奔驰的有钱人照样在街边喝坝坝茶、吃麻辣烫，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情调。重庆人对这一点十分不满，说这些成都人真是剥削人搞惯了，也真是会享受到了极点，一天15元还让人家店家给他开空调，20元一天吃两顿，免了茶水和麻将费不说还得要求八菜一汤，要有鸡鸭鱼之外另加甜烧白和咸烧白，他们一个个吃了也真是受得了，胖得比甜烧白还油腻，还要喊人家多放糖。重庆人去了一趟青城山回来就感叹成都人过的是地主日子，这里是世上最滋润的地方，又凉快又便宜，在这里过日子的小老百姓也比在重庆干一个董事长舒坦。夏天的重庆不要说吃甜烧白，喝一碗稀饭出的汗水也比稀饭的汤汤流得多,重庆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

成都街上人山人海，都喜欢户外活动，特别是出了一点太阳，茶馆里就热闹得跟开了锅的沸水一样翻滚。成都人见不得太阳，只要太阳一出来全城的人都倾巢出动，女人们则翻箱倒柜把一切可以晒的全拿出来晒。

成都女人买菜也有讲究，顶多买一把葱，甚至两棵葱，买青菜买半把，每样都只买那么一丁点，为的是吃个新鲜。反正蔬菜品种繁多，四季不断，不需要囤积，象北方人一到秋天就要窖一地窖的大白菜成都人完全不能理解。成都人有成都式的矜持，有成都式的优越感，有一种偏安一隅的自大。

成都人性格中的羊性、食草性越来越明显，他们以吃蔬菜为主，吃粮食为主，吃肉也吃的是俏荤。吃那么多的草本植物性格自然变得温顺，不好斗，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特征。川西平原的人崇拜的是天，自称天府之国，前面说过巴人的图腾是虎，这就是成渝两地城民性格最大的区别。

重庆是一片山地，被叫做山城，生存状况十分严酷，爬坡上坎，前面说过，重庆的原住民是山地民族，性格豪爽刚烈，粗犷顽强。南宋时，蒙古元军下四川，准备夺重庆，然后顺江而下灭掉南宋，不料竟在重庆打了足足36年，屡攻不下，最后大汗蒙哥还含恨战死。

这一点成都的君王则很不同，不管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儿子刘禅，还是前蜀王建的儿子王衍，以及后蜀孟知祥的传人风流天子孟昶，都被美女所迷，在敌人打来之时举手投降，不战自溃。特别是孟昶，14万守卫成都的蜀兵望风而逃，被6万进攻的宋兵轻易攻占天险蜀道，这些人都不是败在敌手，而是败在美女之城和富贵之乡中。

重庆一年许多时间都罩在雾里，那是浓雾大雾，使人产生郁抑的雾，破坏人心情的雾，是工业严重污染产生的雾，是特殊的地理环境狭谷地带产生的雾。重庆无霜期非常短，有雾的日子就特别多，这不仅不利于人的心情，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大雾使重庆人脾气暴躁，使他们如同生活在梦幻之中，世界上两大浓雾之都伦敦和重庆的人都喜欢鬼怪故事，“一双绣花鞋”之类的故事也只有重庆人才津津乐道。

重庆的大气质量在全国倒数第三，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不管是江面还是街道，整个城市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笼罩在厚重的雾里，一两米开外只能看见隐约的轮廓，这时最适合讲鬼怪的故事。人有虚无感和缥渺感。著名的丰都鬼城就在重庆的辖域内，这不是偶然的现象。重庆人很爱讲鬼故事，在那些水码头，在防空洞、医院、江边和大雾中各种各样鬼怪的故事最适合演绎。重庆之所以成为雾都三分是地理因素，七分是工业和生活产生的污染。一是汽车尾气，重庆是生产摩托车的城市，是生产汽车的城市，这些都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杀手。污染的第二个原因是煤烟锅炉产生的污染，废气集聚在狭谷上空排不出去就变成了浓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附近的水泥厂、采石场特别多，烟尘飞扬，使重庆一年有二百多天是雾天。

重庆从来就不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不仅猪肉要靠外地输入，连蔬菜也要靠外地外省输入，粮食的自给率也不高，3100万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中一多半处于贫困状况，过去四川省的涪陵、万县、达州是著名的川东贫困地区，现在有两个地区划入了重庆，使重庆的人均GDP很难冲上去。

重庆人爬坡上坎，在火锅的蒸腾中寻找汗水和快感，从解放碑到周围商业区四处奔波，在铺天盖地的大雾中掩藏自己的影子，在大声的吵闹和大声的吆吼、划拳、斗气中发泄他们的怨气和憋闷。环境太严酷了，生存太不易，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尖锐的痛苦，同300公里外的成都适成鲜明的对照，所以，重庆人总是拿成都人开涮，拿成都人做为攻击的对象。毕竟成都人过得那么舒适，连大自然也眷顾成都人，让他们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出产丰富，生存是轻易的事情，出去转一圈，田间地头随便采几把小菜就可以混个肚儿圆。重庆人要吃饱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一碗小面他们得去拼，去下苦力，出大汗。哪怕是有钱人，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的沙发上喝酽茶，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更不轻松，他们的头发都焦白了，空调要交电费，房子要交租金，喝一杯茶的功夫，保险又到期了，工人的工资也要发了，偏偏生意不好做，进了一屋子的死货，卖不动还白搭进去许多库存费和垫资，重庆人根本停不下来，象上了发条一样不停地行动，为的仅仅只是生存。重庆人觉得这不公平。重庆人所以信奉虎，自称巴虎，这是对农耕文明的蜀地的挑战和虎视！

重庆是长长的石梯，江面大雾铺盖，挑夫在艰难地行走，棒棒一潮又一潮地在街头涌动，这是一处码头，一个大卖场，一切可以卖的东西，包括商品、力气都要出售，换了钞票就去大嗨火锅，把猪下水扔进浓浓的汤锅中去翻滚，把泥鳅、黄鳝、川川鱼、虾米通通倒进漂浮着一层红海椒的锅里去煮，汤上浮着一层厚厚的牛油，重庆人挥汗如雨地吃过这种又麻、又辣、又烫的刺激性食物，把汗水出透，大喊痛快。这其实是以毒攻毒，在经历了四十多度的高温后三十多度的温度难道不算是凉快吗？反之，过惯了二十多度气温的成都人一上三十多度就叫喊热死了！重庆人啖着火锅，把肠肠肚肚从油汤中捞出来，再在干辣椒面中一蘸，说三十多度也叫热，四十多度又叫什么？！说这话时他们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在成都人看来这多豪爽，在重庆人看来这些成都人太蔫儿。

重庆人生活在这种地方，自然有一种强悍进取的精神，不进取就不能生存。成都人吃完了回锅肉可以喝闲茶、打麻将、斗地主，重庆人坐不下来，他们得去拼、去搏、去挣钱，棒棒们得上街去搅活，商人们得去进货，重庆不是农耕文明之地，是商业、工业兴盛的城市。重庆已是著名的商埠之时成都还沉睡在大山之中自称消费城市。这个内陆山城重庆早在1891年就是商埠，就是通商口岸，是中国内陆最早对外开放，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

在农耕时代，成都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势，其地位要优于重庆，重庆的兴盛是它成为通商口岸后开始的。1890年英国根据《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取得了在重庆开埠的通商权力。重庆因为便利的水陆交通，近代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重庆的现代工厂占全川的45%，其工业产值是成都的7.4倍。抗战时期还是重要的军事、化工、机械、冶金和电力工业中心，而且仅次于上海成为第二大金融中心。相比之下，成都还是个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工业产出仅占本地经济的12%，与重庆繁忙的工商业活动相比，成都只是地方军阀控制下的闲逸消费城市。但重庆的繁荣昙花一现，抗战胜利后，工厂迁走了，人才回返了，重庆又恢复了萧条，经济严重衰退。成都却在解放后获得长足进步，工业由两根半烟囱变成了工商业中心。

成都的产值中旅游业收入占有重要的比例，饮食业的收入占有很大的比例，真正工业的产值并不高，世界500强企业中成都一家也不占。重庆正好相反，工业商业的收入占绝对的优势。成都的经济是耍出来的，吃出来的，重庆却是干出来，是汗水拼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