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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王世贞作为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盲从古人，常常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善察疑似之迹。《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针对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感喟针砭，令读者重又反思这一经典故事背后的合理性。作者撇开蔺相如个人品德优劣不论，着眼于形势大局，从秦赵两国利害关系入手，居高临下指摘历史人物活动的某些欠缺失策之处，顺理而成章，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在他的此论中，他以散文创作面对政治、社会，发表自己独到的议论：“文之事本一而其用三：曰晰理，曰纪事，曰抒情，是三者，文之大用也。”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受命带宝玉去秦国换十五座城池，见秦王没有诚意，便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使宝玉完好回归赵国。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完璧归赵”，直到后来，人们仍然对蔺相如的英勇行为赞赏有加。 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大致体现了其散文创作的特点，作者的行文艺术沉博幽深，气味雄厚；浅淡自然，清新有动；纵横捭阖，姿态横生；玄思独造，翻新出奇。虽不精于书写，但通晓书理，议论颇为精当。虽摹秦仿古，依旧自有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的诗说：“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
生平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是明代文坛盟主、史学巨匠。 生于以衣冠诗书著称的太仓王氏家族。王氏家族乃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余脉，唐宋时期王氏家族曾长期定居于浙江桐庐，唐有刺史王朐封，五代有衙推王仁镐，宋有司谏王缙，世世贵显。元初王梦声被行省征辟为昆山州儒学正，始定居太仓。梦声祖孙三代任教职，以儒传家。太仓王氏自王侨、王倬兄弟于成化年间同举进士，自此科第蝉联。世贞祖父王倬，成化十四年进士，终南京兵部右侍郎，为弘治正德年间名臣。父亲王忬，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终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为嘉靖年间名臣。 世贞登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世贞恃才傲物，数积忤于权相严嵩子世蕃。值忠臣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论死，世贞又驰骑往营救且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父王忬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自罚，请求宽免。未成，持丧归。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权相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赠太子少保。
家族成员如下：世贞伯祖侨，成化十一年进士，工部郎中。侨子憬，弘治十七年举人，黄陂知县。侨孙世芳，正德十六年进士，广东按察司副使。侨孙世仁，国子生，温州府通判。世贞胞弟世懋，文学家，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南京太常寺少卿。世贞子士骐，文学家，乡试解元，万历十七年进士，终吏部郎中，赠太仆寺少卿。世芳子一诚，隆庆二年进士，温州府推官。世贞族孙三锡，嘉靖八年进士，光州知州。世贞族孙三接，嘉靖十四年进士，河东都转运使。世贞族孙任用，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礼部主事。世贞族孙周绍，隆庆二年进士，刑部郎中。世懋孙瑞国，天启元年举人，增城知县。世贞曾孙王鉴，崇祯六年举人，明末仕至廉州知府，为清初画坛领袖。世懋曾孙王昊，康熙年间征为博学鸿儒，为清初著名诗人。三锡孙临亨，万历十七年进士，杭州知府。世懋玄孙辑修，康熙二十三年副榜，府谷知县。三锡曾孙志坚，著名诗人，深于经学，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湖广按察司佥事。世懋来孙良榖，名诸生，富阳知县。任用玄孙永祚，万历四十六年进士，右佥都御史。任用玄孙庆祚，崇祯十二年举人，昌邑知县。三锡玄孙元臣，康熙九年进士，会稽知县。世芳晜孙淑京，康熙五十一年进士，眉州知州。三锡来孙喆生，乡试解元，康熙二十一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世懋仍孙昭麟，国子生，以善书名重一时，江山知县。三锡晜孙景献，雍正元年进士，怀远知县。任用仍孙荃，乾隆元年举人，福建道御史。三锡仍孙鹗，国子生，莱州知府。三锡云孙若沂，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孟津知县。三锡云孙若常，冀州知州。三锡耳孙京星，乾隆五十七年举人，望江知县。
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家藏书甚富。自称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3000余卷，均为宋本精椠。家有别墅“弇州园”，于园后建“小酉馆”，贮书达3万余卷。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楼”中。对宋椠元刊之书，作“尔雅楼”贮之，又于“九友斋”中，藏宋本两汉书，为斋中第一宝。此书后归于“天禄琳琅”。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二人皆以文学、藏书而知名。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汗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
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倡导“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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