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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7年28日《文汇报》
江晓原：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神化《自然》等杂志导致国内优秀学术资源严重流失
5年前，我和拍档穆蕴秋博士在研究《自然》杂志上的科幻小说时，看到加德菲尔鼓吹影响因子的文章，决定深究下去。这几年我们持续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发表系列论文，并在《读书》、《出版发行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相应文章。但今天我要尝试把研究成果用讲座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
《自然》在国内的神话地位
《自然》杂志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不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撑。比如，十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中国科学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25万到30万人民币的高额奖励。
能够获得神话般的学术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于营销有关。1990年代，它就有先见之明地在中国科技界内大力营销，会给你送杂志，往你邮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成功建构出神话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具有高影响因子。
以2016年数据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共8778种，《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杂志里大部分是专业杂志，而《自然》是综合性杂志，位居第9，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说成世界顶级杂志。相比而言，中国现在办的英文杂志中，影响因子成绩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韩春雨事件为例，此事虽然尘埃尚未落定，但一开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他发明新的基因剪辑方式的论文。《自然·生物技术》在2016年的影响因子是43，它是《自然》杂志的子刊。论文刊发后，韩春雨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巨大的科学声誉，由副教授身份当选了省科协副主席，在上海，这样的职位一般都是院士之类的资深专家担任；他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河北省更向他许诺了2亿元的巨额研究资金。后来因为国内外许多团队都无法重复他的实验，人们开始质疑，但已经足见高影响因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韩春雨事件是一个双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能获殊荣，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单靠影响因子判断一篇论文也会失误。刊发了错误的论文，在《自然》这类杂志看来，事情很简单，可以宣布撤销论文。这和中国学界的思维完全不同，它们不会认为是名誉受损的严重事件。比如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学家，被揭露后，《自然》杂志撤文7篇，《科学》杂志撤文9篇；前几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宠于《自然》杂志时，一期就刊发她两篇文章，后来她被指控造假，《自然》杂志就将她的论文撤销了事。
影响因子游戏秘诀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影响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发布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公司
首先，发布影响因子的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机构，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很多人都误认为它是国际著名情报机构，而美国法律允许一个纯粹的私人商业公司注册这样的名字，但在中国是不被允许这样注册的。
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是位商业奇才。图书情报专业出生的他在读博期间就创立了小公司，出售图书情报信息产品。1960年，他决定把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一下子就红火了。他向人介绍成功经验时说，这个名字，尤其会让第三世界国家误以为是一个国营的非营利机构。所以加菲尔德非常准确地揣度了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包括中国。
公司每年发布SCI报告，报告迄今为止已经收录了全世界8778种科学杂志，统计了这些杂志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数据；他再把引用的数据开发衍生产品，叫做JCR报告，就是这些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他每年要发布这些并卖钱。作为商人，加菲尔德所做之事从道德上来说无可厚非，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这套商业体系顶礼膜拜，并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科学情报研究所”已被转卖三次
崇拜影响因子的人由此说我想黑他，私营企业就一定不公正吗？
作为私人企业，它有辉煌的业绩。
1960年，加菲尔德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简称ISI；
1964年，开始出版SCI报告；
1973年，推出了SSCI报告，即社会科学的SCI报告；中国国内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针对中文杂志；
1975年，正式开始出版JCR报告，影响因子游戏从此开始。
至今为止，加菲尔德的公司其实已经被转卖了三次。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权（1964年他还向华尔街风投出售过20%的股权）；
第二次，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了JPT公司，就是冲着旗下的ISI；
第三次，2016年，又转卖给一家加拿大公司。
作为一家私人企业，被卖来卖去很正常，但这怎么可能是国内许多人想象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呢？
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与《自然》心照不宣
ISI出版SCI报告已经盈利，衍生产品JCR报告发起的影响因子游戏，让公司更挣钱。本质上说，这个游戏并不是加菲尔德发明，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种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订杂志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如何选择？选择文章被引用率高的杂志，就能够满足更多的读者。加菲尔德发扬了这种思想，他可以依据SCI的数据库算出每本杂志的影响因子。那几年，加菲尔德到处去参加学术会议、做报告、提交论文，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多次刊文，极力鼓吹影响因子。
最初学术界也有人对此有异议，但那两家杂志“有立场”而不刊发反对意见。
杂志当然可以有立场。但还有一个事实，加菲尔德修改过了影响因子公式后，《自然》和《科学》杂志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个杂志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这些杂志按照修改公式所体现的“精神”，来改进自己的编辑策略，让杂志影响因子更高。
因此，从1975年影响因子游戏正式开始时，我们有理由认为，ISI公司和《自然》杂志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谋。
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减小
在我们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国内科学界、图书情报界和媒体普遍将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理解错了。准确的影响因子公式是这样的：
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就是这个期刊在这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一种叫做非引用项，两个加在一起构成了“源刊文本”数，中国人普遍误认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项，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涉及我们对这谢杂志的了解，像《自然》、《科学》、《柳叶刀》（2016年影响因子排第4位）这些杂志，典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它们都是两栖杂志——既有学术文本，又有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往往只占文章总篇数的10%左右。学术文章对应引用项，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项，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通常有18个栏目，只有三个栏目是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还有15个栏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项。而中国学术界和媒体普遍想当然地认为“源刊文本”就等于引用项。
要提高影响因子数值，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构成，分母却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数构成，让学术文本在总文章数中占的比例变小，分母就变小了。这个公式给这些杂志“指明了办刊方向”：一方面设法让自己的杂志名头大起来，就会有更多引用；另外越减少学术文章数，分母就会越小。我们做了细致的数据统计，从1975年以来，《自然》杂志减少了五成的学术文章，《柳叶刀》的学术文章数甚至只剩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杂志还可以在刊登稿件时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题的论文倾斜，这样影响因子就可以更高。
这个游戏就这样玩开了。
《自然》无匿名评审制度，从不设编委会，并非学术公器
但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杂志不能是学术公器。
国内学术刊物通常被大家认为应该是学术公器，比如高校或学会的学报，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设有编委会，二是实行匿名审稿制。通常，学报会将稿件送交一个或两个匿名审稿人审阅，来决定是否发表该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决，则会提交第三人再审。每期稿件在刊登杂志之前均会召开编委会，由各个编委对每篇文章进行详细讨论。对于有争议的文章，一般会事先指定某个编委负责细审，并且作出判断。在这样的刊物中，主编只有一票，根据全体编委的投票决定文章是否发表。因此，文章是否发表，理论上是由编委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审稿人决定。但无论如何，都不是由主编决定的，这就叫做学术公器。
反观《自然》杂志，被我们顶礼膜拜了那么多年，却非学术公器。现任《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在2014年接受国内果壳网采访时说，“我们从来不设编委会”。他还以此为荣，因为在他看来，设置编委会就会使杂志失去独立性。他还强调，《自然》杂志的编辑非常优秀，足以决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还非常明确地表示，《自然》集团旗下的所有杂志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响因子位列前二十的杂志中，有9个杂志属于《自然》集团，它们均不设编委会，所以根本不是学术公器。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那么难，为什么还不公正？我回答说，发文难与公正是两回事，不能划等号。
影响因子存在可以讨价还价等系列弊端
影响因子还可以讨价还价，尽管JCR报告每年都重复刊登影响因子公式，但却并不说明分母的计算原则。所以很多杂志都和汤森路透或ISI讨价还价，意图提高影响因子。
例如《柳叶刀》杂志，1999年它的影响因子跌落了许多，就去找汤森路透理论，称其多算了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汤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数值，此后《柳叶刀》大量减少学术文本（从2000年的821项减到2014年的271项），很快使影响因子大幅回升。
又如《美国国家图书馆·医学》杂志，认为汤森路透把它的影响因子计算得过小，自己计算结果为11，而汤森路透计算的结果为3，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第二年《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变成了8，但“公司拒绝把挑选‘引用项’的过程公诸于众”。
影响因子游戏还存在更多的问题。例如，已经有欧美学者做过研究，证明两年期限明显不合理，不同杂志统一使用两年期限也不合理。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ISI现在仍然坚持以两年为界。
另一问题是，能不能花钱进ISI的收录名单？加菲尔德也说过，收录一本杂志意味着要录入这本杂志的数据，这是有成本的，让杂志自己承担这项成本就能尽快收录，而这就难免使人产生“花钱买进ISI收录名单”的猜疑。实际上到底能不能花钱买进收录名单，还没有人公布过调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钱买进去，可以通过订阅该公司的产品给它送钱。
影响因子不仅在中国受到崇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受到崇拜，结果是损害了这些国家自己的杂志，所以也有发展中国家尝试进行过反抗，不幸的是以失败告终。
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困境
从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之后，很快在欧美也得到了响应，《自然》、《科学》这些杂志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游戏已经非常风靡，也开始被中国引进。客观地说，它确实提供了论文评价和管理的简单工具，但到了今天，已产生严重弊端。
权威时代的一言九鼎与“后权威时代”的量化指标
中国学术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可称为权威时代。权威时代的特征，是由国内一些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来出具权威意见，他们的意见毫无争议。举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他指定钱钟书担任研究员，某人担任副研究员，某人担任助理研究员，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因为何其芳极具权威，而钱钟书也确实很出色。权威时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学术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时也可以追责。如果钱钟书不称职，大家可以追责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学术泰斗也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需要承担责任。
进入“后权威时代”，没有了权威，学者们互相谁也不服，就需要设计一个“客观”的评价体系。量化指标就显得比较“公正”。于是乎，我们现在看到，评选教授是一个学术委员会共同投票的过程，此时，计算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况等等评价标准，觉得再客观不过了，后果是没有任何人需要对结果负责。
这种“客观”的量化指标，具体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产生荒谬的结果。比如你今天发表了一篇荒谬的文章，人们纷纷给予驳斥，驳斥就要引用，由于影响因子中的引用是绝对数值，无论引用的作用是批判还是赞同，均计入引用次数。所以那些被撤销的论文，在撤销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简单管理工具的弊端：国内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赞成，认为这是影响因子游戏的积极意义。但它带来的严重弊端，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
强调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文章，首先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现在很多学校、科研院所要求学者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而高影响因子刊物都在国外。换言之，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成果送给《自然》和《科学》发表，因为它们的影响因子高，这样会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流失。
最后这会形成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纳税人的钱为外国打工的荒谬局面。科研经费是中国纳税人提供的，科学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杂志上，首先要向国外杂志提供版面费（有一项统计表明，现在仅这一项就达每年数十亿元）；若国内同胞想要阅读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笔钱买回国外的杂志。
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中国学术期刊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会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影响因子游戏进行反抗。
（整编：李念、金梦，依据2017年2月25日第107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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