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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你个人的悲剧吧。我们从一开始就都受到了欺骗，在我们能够严肃地写作之前，你尤其会受到猛烈的伤害。但是当你受到这该死的伤害时，就利用它—不要和它一起欺骗。要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忠诚于它。 ——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写给F·斯科特·费茨杰拉尔德(F. Scott Fitzgerald) 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自我才得以诞生。 ——圣·奥古斯丁 我们对死亡的觉知是命运的一个最生动和最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实质上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会死亡，所以我说的是对死亡的觉知而不仅仅是死亡。他们有一个词来表述死亡，他们预见到死亡，他们在想象中体验到死亡。想象一个人自己死亡的这种体验是在许多事件中看到的诸如在路上看见一只死鸟，或者穿过一条做非法生意的大街，或者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或者极度兴奋。 在物理学以及在道德洞见方面的一个天才，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对此给我们做了最美妙的讲述: 人只是一根芦苇，实质上是最脆弱的芦苇，但是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芦苇。没有必要使整个世界为了消灭人而武装起来:一点蒸气、一滴水，就足以杀死他。但是，即便这个世界把他压垮了，人仍然比杀死他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know)他会死，知道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好处;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所有的尊严就在思想之中。通过思想我们就必然提升我们自己，而不是通过我们无法填满.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就让我们努力地去好好地思考吧——道德原则就存在于此。 对死亡的这种觉知是生活热情的根源，也是创造艺术作品，甚至创造文明的动力源泉。人类的焦虑不仅普遍地与终极死亡有联系，而且对死亡的觉知也同样会带来好处。其中一种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讲述真理：我们越是觉知到我们有死亡，我们对下述事实的体验就越生动，即撒谎不仅不会提升我们的尊严，而且也没有用处。罗马不会再被烧第二次，那为什么要在它被焚烧时惋惜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奥马尔(Omar}说:“时间这只鸟只有一种微不足道的拍动翅膀的方式——那就是这只鸟在始终在扇动翅膀飞行。” 在整个历史上有智慧的人都理解生命在我们对死亡的觉知中的价值。西塞罗（Cicero）说:“像哲学家似的思考就是为死亡作准备。”而塞涅卡(Seneca)说:“没有人能享受生活的真正滋味，除非他愿意并准备退出。” 一个曾学习成为心理治疗师而现在却是我的来访者的年轻人告诉我，在一群年长的开业咨询师面前报告一个案例之前，他持续强烈地焦虑了好几天。在开车来到会场时，他突然产生了这种想法:“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亡——为什么不忘记这种神经症的焦虑，尽我所能地做到最好呢?”这给了他一种免除焦虑的突然而短暂的宽慰，这是很奇怪的。另一位来访者告诉我，几年前他带着焦虑的问题曾去看过一位治疗师，因为工作要求他必须周游全国时，这让他实在忍受不了。另一位治疗师说:“你可以把一把左轮手枪放在你的小提箱里，以便随时向自己射击。”这也使这个人极大地减轻了焦虑。 这两个人通过对死亡的这种参照都体验到避免陷人困境的感受。当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在必要时也能从受害者的角色中走出来时，焦虑便失去了其力量。当尼采说“自杀的可能性拯救了许多生命”时，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 真正承认一个人必死的命运就是得到解脱，达到一种自由感。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说，奥林匹亚山上不死的诸神是不自由的。他们是令人厌倦的、空虚的和了无兴趣的生物——除非他们卷入到终有一死的人当中来。宙斯和他的追随者只有通过到地球来流浪旅行，和凡人发生恋爱关系时，才能使他们的生命有活力。在希腊神话中其生涯多姿多彩的那些人物，是那些为终有一死的人做事情的半神半人，像普罗米修斯(Prametheus}，或者像那些关心人类事物的特洛伊战争中的诸神和女神，或者像雅典娜(Athena)跟随着俄瑞斯武斯的踪迹那样。换句话说，必须有必死的命运，才能使不朽的神富有生机活力。一个当代法国人撰写的《安菲特律翁38》这出戏就证实了这种观点。宙斯走下山把一个参加战争而离开的士兵的漂亮妻子诱奸了，他后来告诉墨丘利关于他与一个终有一死的人做爱的事: 她的话不多，这拓宽了我们之间的深渊。她会说，“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当我年老的时候”——或者“我的一生中绝没有”——这刺痛了我，墨丘利。……我们失去了某样东西，墨丘利——瞬间的心痛——终有一死的暗示——那种把握住某种你不能把握的事情的甜蜜的悲哀。 荷马同样向我们讲述了，当奥德修斯（Odysseus）受到美丽女神卡利普索（Kalypso）的引诱时，他是怎样想拒绝不朽的，卡利普索对他说: “莱尔提斯(Laertes)之子和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你仍然还是那么渴望回到你自己的家和你父亲的国土吗?无论你怎样做，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但是，如果在你自己的心里知道，在回到你的国家之前你命中注定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你就会和我一起待在这里，成为这个家的主人，成为不朽的，你朝思暮想再次渴望见到的妻子就在这里。但是，我认为我能够说，在体形和身材上我都不比她差，因为终有一死的女人在体形和美貌上是不可能向女神挑战的。” 接着，该轮到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讲话了，他时她回答说:“女神和女王，不要对我生气。我自己知道，你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谨慎小心的珀涅罗角（Penelope）绝不可能在美貌和身材上与你的印象相比较。她毕竟会终有一死，而你是不朽的和长生不老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年来我想要的和我渴望的就是回到我的家乡，过着我回到家乡的日子。如果有个神把我狠狠地打到深蓝色的水中，我也将忍受，我会在内心保持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我已经在风甘浪尖上和在战斗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做了那么多坚苦的努力。所以就让这场冒险继续吧。” 当他说完后，太阳落山，黑暗降临。这两个人退缩到空洞的洞穴深处，享受着他们自己的爱，整夜地相互依偎在一起。 拂晓时，奥德修斯起身，砍倒了一些树造了一艘船，三天后便远航离开了。正如卡利普索预言的和奥德修斯担心的，他回家的旅程漫长且充满了艰难困苦。但是，他已经选择了珀涅罗珀、家和终有一死，而不是与卡利普索一起过上不朽的快乐生活。 这就是亚伯拉罕·马斯洛从心脏病康复过来时写的下面这段话的意思:“死亡及其永远存在的可能性使爱、激情的爱更加成为可能。如果心醉神迷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绝不会死亡，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有激情的爱。”这不仅仅是对“我几乎失去了这一切……我快要死了”的一种表示，而是对来自当时已经门户洞开的命运和新的可能性、对具有美感的新自由的觉知的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感受。 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界限之外还有什么。但是，如果除了消亡之外还有任何别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在时间飞逝的这个短暂的间隔，为此所能做得最好的准备就是，超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创造性，尽可能全面地体验和贡献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死亡是简单和轻而易举地来保护自己免遭死亡的恐惧，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乏味而空虚，自由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意义。 大多数读过和听说过库布勒一罗斯的人都会对她在处理濒死的病人时自我牺牲的故事留下深刻印象。我并不希望对此加以低毁，她有权相信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清楚地看一看她得出的那些结论的含义。库布勒一罗斯说，死亡就像破茧成蝶的过程一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否认的形式；它消除了一个人充分利用生命的动力能量。库布勒一罗斯还引用了她的某些病人的话说，“我迫不及待地要死亡和见到我的朋友们。”如果死亡是这样的美好，那么我们就会急切地向它走去，没有诗歌，没有对为我们的孩子们建造文明的关注，没有流传万世的油画，没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自由甚至也不是一个要考虑的概念。 这才导致真正的毫无希望，因为它夺去了人类生活的辛酸。我们不妨留神倾听尤利西斯的这首歌: ……我要饮尽 生活…… ……生活堆砌在生活之上 一切都太少…… 接着，丁尼生(Tenn}son)对与命运对抗和超越人的各种可能性做了描述…… ……来吧，我的朋友。 寻找一个更新的世界还为时不晚。 我们是…… 有着雄心壮志， 时代和天命使之脆弱，但意志坚强 要奋斗、寻求、发现，而不是要屈服。 但是，我们紧接着就遇到了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对死亡的否认，在我们绝不会死亡的歌曲和仪式的伪装中，我们的社会是有病的，这就是事实。当休伯特，汉弗莱，因癌症而形容枯稿和瘦弱，在国会面前最后一次露面时，那些参议员们，在他们的发言中，都做了乐观的讲话:“快点好起来吧，休伯特。我们需要你回到这里来。”他们在哄骗谁呢?当然不是汉弗莱，他已经勇敢地知道，他离死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不是也有数百万人在观看电视吗，有谁能更清楚地看到他正在死亡呢。是他们自己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查德，纽伯格在他自己因患癌症死亡前不久所写的声明，他是这样写的: 对我曾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一种新的赏识——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顿午餐，抓抓玛菲特（一直猫的名字）的耳朵等着听它的呜呜声，我的妻子的陪伴，晚上在幽静锥形的床头灯下看一本书或杂志……我第一次体验到生活的滋味，我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不朽的。 但是，一个人直到快要死了才体验到生活的滋味，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啊! 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师自己清楚地展示的对死亡的否认更令人惊异。艾利克·弗洛姆(Erich Frornm)在他的《人心》一书中说:“良善的人决不会想到死亡”。在这本书中他用“嗜生者”，对生命热爱的人，与“嗜死者”，对死亡热爱的人进行对比。最后，显然弗洛姆对后者非常痛恨，把一些历史上有毁灭性的人归于此类——希特勒、拿破仑等。“善就是为生命服务的一切；恶就是为死亡服务的一切。”问题是，这样一个人却把关于死亡的所有想法都压抑下去了，这就直接导致对死亡和邪恶的否认。在那些想法中，我们便无法理解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的: 上帝： 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 动辄贪求绝对的宴安; 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 他要作为魔鬼来刺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 而且，当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向浮士德揭示了他自己的面目时： 浮士德：那么你是谁呢? 梅菲斯特：不可理解的力量的一部分，它总是使恶随心所欲，总是控制着善。 在对死亡的否认中，弗洛姆只是遵循着大多数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指引。这位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在开创这种新时尚时论证说，一般来说，对死亡的焦虑是阉割焦虑，因为没有人曾经实际体验过所谓的死亡，因此，死亡不可能处在潜意识之中。但是，正如雅洛姆(Yalom)尖锐提问的，谁曾经体验过所谓的阉割呢?弗洛伊德只是在他的死本能的理论中以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励所撰写的一些散文中处理过死亡的问题。但是，死本能的理论—无论其神秘性的价值观如何，我认为是很伟大的一一但从未成为精神分析思想主体的一部分，而且受到正统弗洛伊德学派的广泛拒绝。除了奥托·兰克和梅拉妮·克莱因与这位大师决裂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派之外，在正统的精神分析圈内对死亡的这种无视似乎或多或少是普遍的。 至于弗洛伊德及其正统的追随者们为什么会如此封锁死亡，而把这个领域留给存在治疗学家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确实是很令人困惑的。我认为理由是精神分析的不可战胜性这种幻觉。因为面对和承认死亡—我们自己的死亡以及他人的死亡——是对人类可战胜性的主要说明。对死亡的觉知就是命运的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以其极端和终极的形式出现的。承认命运的这个方面、承认有限性，就是要承认，精神分析——以及弗洛伊德和弗洛姆还有我们其他这些终有一死的人——将不得不放弃对不可战胜性的渴望。这是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性和我们的终有一死。这是要加人人类的群体，有限的、可战胜的、脆弱的群体；令人痛苦的终有一死的群体。 对死亡的觉知是人类意识的是非正反这种特点所要求的。意识决不是稳定的：它之所以知道某件事，是因为它与另一件事相比较。它是辩证地体验事物的，就像电流有正极和负极一样。或者正如格雷戈里·贝特森经常说的，我们是根据事物与其背景的对立而觉察到某事的。如果有翅昆虫是完全 静止的，青蛙就绝不会看见它。但是，一旦有翅昆虫移动，青蛙就会看见目标；有翅昆虫再次移动，青蛙就会把它吞食掉。我们听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古代智慧的回声:“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与某事相对立的东西也与之相一致。” 生命是死亡的对立面，如果我们想要有意义地思考生活，对死亡的思考就是必要的。在某一极其快乐的时刻，谁不曾想到过“我真希望我决不会死啊”!或者在看到阿尔卑斯山令人激动的美丽景色时在心底呼喊:“这使我感到就像是永恒—我超越了生与死。”或者在辛苦地从事某一有挑战性的任务时，“愿上帝保佑我，让我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完成我的工作”。或者在某些令人沮丧的时刻，“不如死了算了!”或者在极其疲劳时“要是能休息一下该多好啊”。我们根本无需谈论关于自杀的想法。因为以上所有的例证都是生活中令人痛苦的事情，它们都包含着对死亡的提及。对生命的最强烈体验里伴随着对死亡的最强烈体验。 本文节选自罗洛·梅《自由与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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