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思想对法国真的有影响吗？
日期:2017-02-0312:32:13作者:编译/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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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和他的新著英译本《犹太教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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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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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描绘过17、18世纪犹太政治思想对英美共和主义作家的一些微妙但确实存在的影响。希伯来圣经对清教美国确实有重要影响，一如约翰·弥尔顿对英国的共和主义有重要影响一样。当然，究竟有多重要还有待商榷。但是，法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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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以姓名首字母缩写BHL来称呼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Lévy）。法国人也称他为哲学家。不过，法国人的“哲学家”（philosophe）和别处不同。在美国，哲学家要对着满教室低头刷手机的19岁大孩子解释“苏格拉底是一个人；所有人都会死；所以苏格拉底会死”；但在法国，哲学家指18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后人——运用理性的人。他们研究的未必是哲学，而是将理性运用于各种智识领域：政治、历史、经济、科学、社会问题等等。他们的身影会出现在路边报亭五光十色的杂志封面上。他们是这个国家丰富的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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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BHL第一次登台亮相，很多老派哲学家嫉妒他，或者看不起他——几乎没有他不参与的公共事务，再加上他高调的私人生活。他是哲学家、记者、活动家、电影制片人；出版了几十本书，为欧美各大报刊杂志撰稿，是一个反种族团体的联合创始人，曾为法国政府的外交使团服务。他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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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别人的指摘，莱维在他的新书《犹太教的天才》（TheGeniusofJudaism，英译者NeilRogachevsky，兰登书屋，2017年1月）中，回忆了一位年老、富有、有文化的犹太朋友给他上的一课，关于如何打击反犹主义：“要有比他们更好的牙齿；让他们的女人爱你……住在同他们一样大的城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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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莱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出生。在二战的犹太人大屠杀中差点灭顶的法国犹太社区在战后迅速恢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和米兹拉伊犹太人的涌入，其中就包括从事木材工业的富有的莱维家族。1968年，莱维进入著名的巴黎高师就读，他的老师里有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等著名知识分子。莱维在这里也感知到革命的热情，这股热情让他的同学们穿上突击队制服，出发去远方，但是莱维对此保持距离。因为，虽然与父辈信仰不同（他承认他几乎不了解犹太教），但他汲取了其中对同时代人的历史信念应抱有怀疑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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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知识分子被称为“新哲学家”，他们拒绝前辈（如萨特）们的激进主义，主张清醒、温和的表达。莱维的早年著作，特别是《长着人脸的野蛮》（BarbarismwithaHumanFace）和《上帝的立约》（TheTestamentofGod），通常被认为是他最严肃的著作。1960年代末，在他与德里达著名的公共论辩中，莱维语带讥讽地问，“难不成是哲学教授们第一个站出来谴责古拉格的？”随后，根据莱维自己的叙述，他被人从大厅扔到了外面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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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些年，莱维积极投入国际事务，至少部分地是与另一位法国犹太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为他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然而，即使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来到全球热点地区，莱维也从来没有穿过游击队制服。他喜欢穿着他的Charvet牌白衬衫，解开几粒纽扣，略低于犹太律法允许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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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他前往波斯尼亚。最近则是去乌克兰，在那里他主张反俄，同时敦促乌克兰人承认他们在二战中的暴行。当然，他在对利比亚的干预中也有份。虽然他在法国英国决定一起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不像他自己声称的那么举足轻重，但他确实还是重要的。2011年3月，在利比亚革命高潮期间，他进入班加西，然后与一个叛军领导人代表团返回法国，让他们同萨科齐总统（以及当时在巴黎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晤。叛军领导人（当面）与莱维（在收音机里）都敦促萨科齐采取军事行动。当萨科齐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时，他先通知了莱维，之后才向联合国宣布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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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他对阿以冲突的态度40年未变：支持两个民族的两个国家，反对定居点——是一种温和的、亲以色列的论证，然而却让人怀疑这种论证是否一成不变到过时。新著《犹太教的天才》被称为是他迄今为止“最个人化”的书，莱维在里面探讨了成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犹太传统里充满辩论和冲突，与基督教圣经里强调对诫命的遵从不同；揭示西方思想里被人们忽视的犹太根源；直面当前的宗教激进主义威胁，同时在理智上摧毁它。莱维解释说，犹太人不是“被拣选的人”，而是一个“宝藏”：犹太人的精神必须被延续，以形成今天人们的道德思想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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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BHL部分是为了阅读BHL所说的BHL的生活。说这部新著“最个人化”，是因为这本书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使莱维的写作、政治和行动主义与犹太教相协调——如他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这本书有种“护教”的感觉，他是在寻找他的生活与行动中的“犹太线程”。犹太教的天才，就在于反对教条主义，赞成坚实思想。他继续宣称，正是这种天才构成了法国的道德和文学外观，即使今天很少有法国人承认这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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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拿那样，犹太人被上帝要求去尼尼微，宣布这座“伟大的”城市国家即将倾覆，尼尼微人收到警告后悔改，上主垂怜因而保住全城——莱维身体力行的，就是对“现代尼尼微”（利比亚和乌克兰）的干预。他认为，这是始终开放、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有普遍意义的犹太教义的一部分，这是由列维纳斯为“他者”承担责任的思想里所注定包含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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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维也大方承认，他不是犹太物事的最伟大的解人。他几乎不懂希伯来语，也没有展示出对犹太教日常的任何知识。因而，他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犹太教的偏好显然与这种无知有关，而他对犹太人要遵守的仪式生活与实践也确实缺乏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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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关注犹太思想在现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形成方面的作用。已故政治理论家丹尼尔·埃拉扎尔（DanielJ.Elazar）、哈佛历史学家埃里克·尼尔森（EricNelson），拉比梅尔·索罗维奇克（MeirSoloveichik）等人都描绘了17世纪和18世纪犹太政治思想对英美共和主义作家的一些微妙但确实存在的影响。希伯来圣经对清教美国确实有重要影响，一如约翰·弥尔顿对英国的共和主义有重要影响一样。当然，究竟有多重要还有待商榷。但是，法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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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思想对法国的影响，莱维举出三例。一是伟大的中世纪圣经注释者拉希（Rashi），他把难懂的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翻译成古法语。“拉希的作品是对法国在其成型时期的纪念。”莱维说。一个不相关却有趣的事实是，我们由此可以理解BHL为什么深深着迷，当他知道这位最伟大的犹太评注家同时是一位法语大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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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举的第二例描绘了（或至少指向了）一场历史争论。他称16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让·博丹（JeanBodin），吸取了希伯来圣经的重要思想。莱维说，在试图阐明共和政府的理论时，博丹特别受旧约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角迷恋的是罗马，而非耶路撒冷；法国政治思想里的希伯来化倾向消失在雅各宾派的恐怖里。但是，莱维认为，这是法国思想的一个隐藏维度，是一种可能被恢复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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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莱维举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例子。作为一个犹太作家，普鲁斯特的“外邦性”（他的犹太性），允许“法语从自身解放自己”，也因此再次成为“智慧的先锋实验室”。普鲁斯特的艺术成就和他的犹太性有关，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但在这一点上，莱维似乎是在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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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00年前，莱维给出的例子虽然有趣，但几乎不构成法兰西这一国家或其各种政治形式的特征。这800年来，在法国不断更迭的各种政权里，犹太人时有发挥重要作用。但认为整个国家被“犹太化”，应该没人能看出这一点，从中世纪的天主教法国到现代法国，并没有这一迹象。要说起来，博丹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能和弥尔顿在英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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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莱维自己的行动主义和他的“旅行到尼尼微”，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莱维参与国际事务这一行为及他所采取的立场，在政治上可能是审慎的，也可能不是，但这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要说起来，莱维的这些行动真的与任何其他为了出名、或为了正义而闻名的人有什么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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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前，也就是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之前，莱维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犹太人，当心特朗普”的文章，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我内心经年、持久的爱，不单单是对以色列的爱，也是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爱。”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一下他的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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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NeilRogachevsky，“TheGeniusofBernard-HenriLévy”，刊《犹太书评》2017年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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