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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的建立 《史记·匈奴列传》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司马迁概括地记述了匈奴祖先的发展历史，这个“千有余岁”的推测，与考古发现是吻合的。由于北方干旱化趋势的出现，从农业文化中分化出来的畜牧业文化，以及由畜牧业文化发展至游牧业文化，到早期匈奴文化的形成，整整经历了1000余年。实际上至战国晚期时，匈奴已经强大起来，构成了对中原列国的严重威胁。匈奴之所以强大，主要取决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在自然气候2000年的冷、暖准周期的变化中，此时正是暖湿气候的发展期。在北方地区的暖湿环境下，不仅利农业的发展，也因水草丰富亦利于牧业的发展。秦并六国后，始皇派蒙恬首先夺取匈奴故地——河南地，筑长城于阴山北侧，把匈奴的主体民族赶到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区。为了抵御强大的秦国，为了获得必要的补充资源，也为了夺取已失去的草场，不得不联合起来而建立国家。因此，可以认为秦帝国的建立与扩土，是匈奴建国的催化剂。 在匈奴头曼单于时期，建立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冒顿是单于的太子，但头曼单于爱其后妾阏氏，欲立后妾所生之少子，而废冒顿，“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头曼想借月氏之手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杀头曼单于，“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冒顿杀父自立单于，促进了匈奴国家的建立，无疑有其进步意义。 冒顿单于 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最为强大，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北征服浑爽、屈射、丁零、高昆、薪犁诸国，西北征服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南界长城，把大漠南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于公元前209年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起控地南临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的匈奴帝国，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帝国 匈奴统治西域 匈奴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民族。匈奴最早称”荤粥”、”猃狁”，到秦朝才称之为”匈奴”。战国时代，匈奴的活动中心在漠南河套和阴山(今内蒙古狼山和大青山)一带的头曼城。这一带”草木茂盛，多禽兽”。匈奴人将这里作为自己活动的广阔舞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的历史剧。从西汉初年开始，匈奴就以征服者的身份在西域地区称雄，成为西域各民族的统治者。但匈奴入居西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匈奴的势力伸向西域是在前177年，匈奴冒顿单于大败月氏，将大部分月氏人逐出故地，月氏放弃故地后，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然而匈奴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月氏的进攻。这可能是因为只要月氏作为一个敌对势力存在于伊犁及其以西地区，匈奴不仅没有可能继续向西方发展，而且不能确保对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控制。 西迁月氏人受到的最惨重的一次打击是由匈奴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年在位)发动的。在这次打击中，月氏王被杀，其头骨被制成饮酒器。但是，大月氏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且试图复仇。直到前130年，大月氏和匈奴在天山以北的对峙局面才由乌孙向大月氏发动的进攻所打破。 乌孙原来是游牧于今哈密附近的一个小部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或前176年匈奴大举进攻月氏时，西向溃逃的月氏人冲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乌孙余众带着新生的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投奔匈奴，冒顿单于收养了猎骄靡。猎骄靡成年后，匈奴人让他统率乌孙旧部，镇守以前乌孙的领地，也参加一些匈奴的军事活动。 哈密游牧民族聚落遗址 约前130年，匈奴军臣单于(前161-前126年)指使猎骄靡率所部乌孙人远征大月氏。乌孙大获全胜，占领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并在后来逐步向东方扩张、终于成为西域大国。 虽然自军臣单于去世后，乌孙便不想再像以前一样被匈奴掌控，但在一段很长时期内一直为匈奴所控制，匈奴正是通过乌孙实现了向伊犁及更远地区发展的目的。 通过乌孙，匈奴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这种形式对匈奴的强盛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冒顿在赶跑月氏、兼定乌孙的同时，也征服了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呼揭国。对于呼揭，后来匈奴置有“呼揭王”镇守该处。而从呼揭国的领地往西，经由巴尔喀什湖北岸，可以抵达康居国的领土。早在大月氏被乌孙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以前，康居国已经“东羁事匈奴”，可见匈奴和康居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穆天子传》中描述的道路实现的。由于离匈奴本土毕竟很远，康居“羁事匈奴”也许是比较松弛的。 至于楼兰，匈奴采取派驻使者督察的方式加以控制。由于楼兰离匈奴较远，匈奴对楼兰及其以西诸国的控制也是比较宽松的。匈奴征服西域主要是为了奴役和掠夺。例如，巴里坤湖附近原来有一个小国，国王得罪了单于，单于发怒，迁走了这个国人口6000余，这个国因此而衰亡。另外，前92年以后，匈奴日逐王因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地处西域之中，在三国间设置“僮仆都尉”。该都尉的职责是“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可以想见，在设置僮仆都尉之前，匈奴早已视诸国为僮仆了。 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至于这次俘获的匈奴人数，汉籍记载的都相差不大。《汉书·常惠传》记载三万九千人，《汉书·匈奴传》记载三万九千余级，《汉书·西域传》记载四万级，这批匈奴人作为乌孙的战俘被带回国内后的情况无从知晓。他们应该是留居在了伊犁河流域。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率众一千七百余人归附汉朝西域都护郑吉，郑吉将车师后王国西部的一块土地--乌贪訾离分拨给了他们，用于安置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查《汉书·西域传》，乌贪訾离国有“户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胜兵五十七人”，显然不是匈奴兹力支全部兵马。 留居西域的匈奴人还居住在龟兹北部。《魏书·西域传》中说到悦般人的祖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往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可以把“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这句话理解为悦般人原来是隶属于匈奴政权的异种部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悦般国“众可二十余万”中一定包括相当数量的匈奴余种，其中应该有不少匈奴羸弱者。可以肯定，在匈奴崩溃之际，也定有不少匈奴人流落到准噶尔游牧民族的群体中。既然匈奴人移居西域，就不可能不留下些许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伊吾(今新疆哈密境内)等地出土的羊形青铜牌以及巴里坤地区出土的《东汉裴岑纪功碑》就是研究匈奴人在西域活动的实物资料。 羊形青铜牌 匈奴与西域诸国分属不同文化内涵的两个群体。《汉书·西域传》记载说“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域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匈奴是”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民族，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匈奴的风俗文化对西域各族有一定影响。汉文史籍记载说，乌孙与匈奴同俗。张骞初通乌孙时，乌孙昆莫“见骞如单于礼”，“昆莫起拜，其他如故”。 其次，匈奴语言对西域各族亦有一定影响。西汉人说匈奴“箕倨反言”，这便使人想到阿尔泰语系的宾谓句式。北魏时代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带建立的悦般国，他们的语言风俗与高车相近。这些记载表明，匈奴人到了南北朝时期，是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某一种语言的。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匈奴语从来就是属于突厥语族的；第二，匈奴人在几百年的进程中，语言已被同化，改操突厥语，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自从汉武帝时，匈奴单于庭就已经由今内蒙古地区退至漠北后，他们便卷入突厥各族游牧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个世纪的时间，足以使他们在语言上被同化。 再者，我们从《汉书·西域传》中可以找到西域诸国使用匈奴官号的资料。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这些职官称号，西域诸国也有所见，经查《汉书·西域传》表列如下：
以上是见于《汉书》记载的西域诸国的职官情况。主要有侯(分为辅国侯、却胡侯、击胡侯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其中左右将、左右都尉为匈奴所常设。此外鄯善国设有“左右且渠”，清人徐松认为且渠是沿袭了匈奴的官名。有一楼兰国王名叫尉屠耆，徐松认为：”匈奴谓贤曰屠耆。盖以匈奴语为名。”对这一现象的合理阐释是匈奴族在接受西域诸民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给西域各族。 匈奴文物
匈奴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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