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年轻时生活在湖北东部黄梅县龙感湖湖区，村民以湖水为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血吸虫病疯狂肆虐，外公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在这场风暴中，村里超过40%的家庭因血吸虫病而绝户，外公所在的村子被迫搬迁。五十年代初，全民参与的“送瘟神”运动开展起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血吸虫病基本被消灭，村民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本文是外公对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回忆。
原题：“瘟神”肆虐的村庄——外公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鄂东湖区血吸虫病的记忆 作者：邢逸凡（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9班） 受访人：杨炎林（笔者的外公） 79岁 采访时间：2015年12月22日下午 采访人：邢逸凡 引子 我的外公杨炎林出生于1937年，年轻时生活在湖北东部黄梅县的龙感湖湖区（地理位置详见下图，解放前后的湖区面积要比现在大很多），当地村民依赖湖水为生。20世纪四、五十年代，血吸虫病肆虐，当时才十几岁的外公也染上了血吸虫病，许多村民不幸死于这场恶疾的风暴，外公所在的村子有超过40%的家庭绝户，“瘟神”的阴影一时笼罩着昔日宁静的村庄。以下是应笔者之请求，外公对他所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回忆。这些记忆的片段为我们部分地拼接出发生在六十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血吸虫病疫区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这场风暴如何平息的大致过程（下文的叙述采取第一人称，“我”为外公）。 一、“瘟神”悄然降临 血吸虫是一种体积小、发展快、危害大、死亡率高的慢性传染病。我个人就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们家当时就是住在湖区（龙感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住湖的人就是靠湖吃湖，天天要同水打交道。血吸虫就是在水里生存，我自己因此也染上了血吸虫病。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过去我们受教育少，文化知识有限，并不知道这种病的科学称谓，只是把它形象地称为“大肚子病”。血吸虫病的发病与流行有很强的区域性，当时的长江流域中下游一带非常流行，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沿江多湖的省份，都是血吸虫的疫区。 关于血吸虫病的起源，起初老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带来残害中国人民的，这样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以前大家都没听说过这种病，刚好是日本鬼子来了以后，特别是民国30年以后发展的比较凶，两者在时间上大致吻合，所以有这种猜测的说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血吸虫是从钉螺里来的。钉螺很小，只有2毫米长，象一粒米那么大。血吸虫幼虫就寄生在里面。检查血吸虫要靠显微镜，肉眼是看不到的。寄生在钉螺里的血吸虫在水中会出来活动，然后通过人身上的创口进入人体，从血管侵入肝脏，所以得血吸虫病之后往往随之而来的就是肝硬化、肝腹水，形成大肚子。得了血吸虫的病人，真不象个人的样子，身上压根儿没有肉，就只剩下一张皮和骨头，典型的皮包骨头，但是肚子特别大，所以当时我们那里有“女人大肚不生娃，男人大肚见阎王”的民谣。血吸虫病人的大肚子不象现在许多人富贵肥胖的“将军肚”、“啤酒肚”，血吸虫病者的大肚子是只有骨头架子，所以走起路来感觉摇摇晃晃的。患病的人个子都显得特别矮小，十几二十岁还只有一点高，看上去像个侏儒。 当时染血吸虫病的一般是男人，尤其是成年男性，因为他们常年要在水里干活谋生。那时生活条件艰苦，在水中干活也没有长筒皮靴、皮裤等防护装备，都是光着脚丫。春天的时候，男人们在湖里捕鱼捞虾、抓黄鳝泥鳅，都是打着赤脚。我们那个年代常年在水里干活的人很少有一双好手好脚的，大家的手脚都象被刀割了一样，尤其是冬天，全是裂口，其他季节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一旦接触到血吸虫就没有任何防护了。现在的生活条件不同过去，农村人下水干活都穿皮裤、皮靴，人体皮肤就不再直接暴露在水中了。 血吸虫在当时的湖区发展非常快，后来不仅是人，牲畜也感染了，我们湖区的耕牛也有很多染上了血吸虫。因为耕牛是与疫水接触最频繁的动物，所以在家畜中是最容易感染血吸虫的动物，实际上也是感染率最高的动物。耕牛一旦感染血吸虫病，便皮毛竖立、发育不良，跟人一样，出现贫血等症状，也会日渐消瘦，直至瘦骨嶙峋，劳动能力逐渐降低到后来是完全丧失，然后死亡。
二、村庄几被“吞噬” 当时的血吸虫危害究竟有多大？你们现在肯定想不到，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触目惊心”。许多村民死于这场疾病的风暴，我们那就出现了“寡妇村”，一些地方甚至“十室九空”，好些村子几乎被血吸虫病“吞噬”，情形是非常的凄惨。 以我生活的小村子为例。我原来住的村子，只有11户人家，共48口人，其中男性25人，女性23人。从民国30年（1941年）到民国38年（1949年）这近十年的时间里，血吸虫病的危害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刚才仔细算了一下，当时是绝了5户（有些是男人得了血吸虫病死了，女人因此改嫁而绝户的），剩下6户，一共只剩下27人，当然这里面也有老死的。在15至25岁的男性中，死了8个， 5家绝户。剩下的人基本是个子矮小、大肚子，根本不象个人样，我们当时调侃的说法是“年年18岁”。 我有个堂兄叫杨明月，刚解放时跟我一起读书的，当时他已经20多岁了，但他在上学报名时只敢报14岁，因为个子实在太小，真实年龄不好意思说。不过他还算幸运，后来经过治疗是治好了。我大概算了一下，村子里那些得血吸虫病解放后经过治疗幸存下来的，跟我刚刚说的我那堂兄，还有我，一共有10人，这些人都经过了一至三次血吸虫病的治疗。所以，11户人家中绝了5户，可以算一下，就是大概45%的人家绝户，比例还是很高的。 50年代初期，我们那里修了堤坝，建了百里长堤。幸存的这6户人家，为了躲避血吸虫瘟疫，不得不从圩外（以湖为生）搬迁到了圩内（种田地为主），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舍不得呀，但是又不得已。毕竟在那里生活了那么多年，迁到新的地方之后，有太多的事要从头开始，建房子呀，养牲口呀，种庄稼呀，还要适应新的环境等等，都是费力又费神的。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就习惯了。但是，原来的村子慢慢就荒弃了，周围的田地长满了蒿草芦苇，附近埋葬着许多被“瘟神”夺去生命的乡亲……。原来宁静、其乐融融的村庄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鬼哭狼嚎、令人不堪回首的地方。 所以，不是危言耸听，这场血吸虫病在当时摧毁了好些村子，我们的村子只是其中的一个。 三、“送瘟神”运动的开展 50年代初，国家号召全民行动起来，誓要消灭血吸虫病，一场“送瘟神”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这场与血吸虫病斗争的群众运动中，党和政府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当时是说“全民动员，全党动手”。记得当时每次开会，不管开什么会都不离防治血吸虫的主题，每次都是先讲血吸虫，之后再布置其它工作。 刚开始时，大家的思想阻力确实很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时虽然有10多岁，但也有好大的思想阻力。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的母亲当年就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像我这样的独生子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也是差一点就死于这场时疫，所以，后来我的母亲经常跟我回忆这一段经历，用她的话说是“金线吊葫芦”，好险的。话说我当时的思想压力不是来自担心（血吸虫）病死，而是怕被治死。我自己前后就诊了两次，每次都吓的哭。因为身边确实发生过治死人的例子。在我们（湖北省）黄梅县孔垄区（现在的“镇”），就诊死了两个。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主要依靠的是锑剂，但锑剂的副作用非常大，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生理上会感觉很难受，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抗拒。 地方上则成立专班，合作社有专管，生产小队由妇女队长专管。有专业医生、专门医院，县里有血防站，区（后来称“公社”）里有血防组。这些专业的血防机构在血吸虫消灭以后，才开始撤。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些机构还存在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国家对血吸虫病投入了比较大的财力支持，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病人住院时什么都不用带，连伙食都是免费供应的。那时农村集体劳动是采取工分制，那些因血吸虫病而住院治疗的村民不能参加集体劳动，但工分照给，出院后还要给他们补假日，回家可以先休养半个月，不用干农活，休完假之后接下来还可以享受半个月优待，就是照顾他们参加集体劳动时只干轻活，暂时不干重活，以便休养身体。 开展“消灭血吸虫”运动的时候，人人都要定期送检粪便。当时有专门人员负责到各家厕所收集粪便样本，因为血吸虫卵在粪便里。经过粪便样本检查，确定是否感染，感染程度如何，然后根据程度的轻重确定诊治的先后。病情重的先治，轻的后治。治好了还要定期复查。我们村子里最多的诊了三次，我自己是诊了两次。 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当时还从源头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开荒造田，开沟放水，杀虫灭螺。因为血吸虫在水里生存，所以把湖水放干，放干后挖沟、把土翻过来，再用药杀，经过这样的反复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 人的血吸虫消灭后，再治牲畜的血吸虫，就怕留有后患。 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决心，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概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疯狂蔓延的血吸虫疫情才得到控制。
四、感慨 这场运动的成效是很大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那里的血吸虫病算是基本消灭了。在这件事上，我有两点感受比较深：一是面对像血吸虫这样的自然灾难，个人的力量还真是太渺小了，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还有一点就是，迷信的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相信科学，要采取科学的防治方法，科学才是战胜“瘟神”的有力武器。 话说我自己的血吸虫病治好之后，我又念了几年书，在当地也算是有点文化的人。1958年21岁开始担任大队（现在叫“村）干部，巧的很，一开始我分管的就是卫生、文教工作，后来当村支书，一直到1988年退休，在基层干了整整30年，自认为还是做了不少让乡亲记念的事。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没有躲过这场灾难，那我也就跟许多罹难的乡亲一样，早就成为一捧黄土，就不会经历后面那么多的人和事，也不会有现在的家庭和还算有点儿出息的子孙（外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外公生了五个子女，其中四个在80年代那个高等教育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的年代考上了大学，其中多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孙辈有考上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这想必与外公长期在基层一线抓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吧，也或许跟死里逃生的外公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人和事，更懂得用感恩的心态对待生活有关吧）。 现在科技发达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大家基本都有医保，健康有保障了，真是今非昔比。现在我们这些老人家普遍有怕死的心理，因为生活好了，舍不得。像我这个岁数的老人，早年虽然受了些苦，但活到现在能享到这么多福，还是非常地幸运（说到这里，外公一脸的知足）。
五、后记 在这次对外公的口述访谈中，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课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也有许多感悟。 首先，我惊愕于看似微不足道的血吸虫竟能摧毁一个村庄，这是之前我闻所未闻，也从未想过的。循着外公的娓娓道来，我的思绪仿佛穿过时光隧道，走进了那段苦难深重的岁月。恍惚之间，外公深情的回忆，神奇地幻化为一幅幅充满质感的生活画面，那么地鲜活，仿佛还带着温热，又那么地沉郁，赋予我们无尽的思考。那一刻，我猛然顿悟，原来历史并不是僵死的存在，历史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而这样的历史一定还有许多未被我们所知晓，需要我们去挖掘，而有些历史的挖掘更是时不待我，必须与时间赛跑，去做口述史的抢救，因为好多历史的当事人年龄已经越来越老，活着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比如抗战老兵等等…… 其次，在这次采访活动中，我对口述史有了宝贵的初体验和真切的认识。作为访谈者，听着外公口述作为普通人亲历的这一段历史，我感觉好新鲜，突然感觉我与历史现场好近，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呼吸，感觉历史是那样的真实，我依稀能看到历史的面容，不，我感觉我自己也不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创造历史的一分子了……或许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吧！这样的采访活动我觉得很有趣，后面我还想继续找外公做访谈，挖掘他记忆中更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做成一个“外公口述历史”的系列，这是家族历史的一部分，而正是这样的无数的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家族的小历史，构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宏大篇章。 再次，从这次访谈中，我对先辈所经历的磨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顿时感觉身上从未有过的责任。在访谈中，听着外公讲述这一段历史，我感慨万千，我们的先辈原来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一代又一代的人，历经沧桑，却不会被击倒，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我为他们的顽强和坚韧所深深地感染，而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吗。历史的接力棒马上就要传递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顿时感到肩上从未有过的责任，顿时热血沸腾起来，感到身上开始焕发一种无可名状的力量……而这力量不正是来自先辈们创造的历史么？！ 本文在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中获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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