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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码头的千年演变(转帖)

 宜昌石头书屋 2017-03-03
     宜昌位于西陵峡出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史称“三峡门户”。从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把夷陵作为入川的军港,到如今年吞吐量5000万吨的港口城市,从船运码头到集装箱码头,2000多年的风霜岁月,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去见证宜昌码头的变迁。


天然良港成战国军港
    三峡之险峻,唐人白居易有诗云:“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峡容一苇。”乘船从万州顺江而下,穿过瞿塘峡、驶过巫峡、再过西陵峡,一路层峦叠嶂,悬崖峭壁,当客船驶过葛洲坝船闸,水势突然平缓,江面变得开阔。站在猇亭云池码头,看到现代化的港口,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宜昌资深码头文化研究专家罗洪波指着滔滔的江水说:2000多年前,今天的天然码头就是秦国灭楚的军港。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顷襄王的郢都(今猇亭一带),把夷陵作为入川的军港。在战国时期,蜀、楚之间在此水战,促成宜昌较大码头的形成。公孙胜称帝于蜀,于公元33年,率数万水师出夔门,以木排竹筏沿江东下,直取夷陵和宜道(今宜都)分界处的西塞,在今伍家岗区的临江坪,即三国时期的“临江郡”,作为重要的古代军事码头,抵御刘秀汉兵。
    据文献记载,仅从汉至唐900年间,伍家及猇亭一带发生的较大战役就达18次之多,公元222年著名的夷陵之战,也是发生在与伍家岗区接壤的猇亭。三国东吴名将陆逊曾上书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当倾国争之。”罗洪波先生分析说,种种史料证明,宜昌在历史上就是楚之要塞,码头重镇。


宜昌建成中国少有的城码头
    按照历史脉络,罗洪波对宜昌从军事港口到航运重镇的演变娓娓道来。据他考证,由于战乱频繁,宜昌码头很长时间的经济地位并不重要。直到隋代,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得以沟通,当时四川的布匹,经夷陵运到北方的涿州(《通典》),宜昌开始成为过往商船的泊地。唐代诗人杜甫在夷陵所作《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留宴(得筵字)》一诗中“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的诗句,描摹出了唐代宜昌码头的水运盛况。
    到了宋代,宜昌码头更为繁盛,我们从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夷陵为州,当峡口,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的记述中可触摸到宋代宜昌码头民俗。
    明代以前,宜昌码头主要分布在西坝、南津关,土街头到二马路一带,并且都是简易的石码头。明洪武十二年(1377年),夷陵州(今宜昌)修建临江城堡,城临大江,城高二丈八尺,城墙周长八百六十三丈。设有八个城门,其中,就有南藩门(大南门)、西上门(中水门)、文昌门(小南门)、西塞门(镇川门)、北左门(小北门)等五个城门通水道码头。
    据罗洪波考证,宜昌老城墙沿江而建,跟江边码头贯通,使城市跟码头连在一起,这种建筑在国内极为鲜见,既安全又方便。从此,宜昌成为名副其实的码头城。


太平天国时期宜昌码头短暂繁荣
    长期以来,长江三峡险滩急流制约长江航运,纤夫拉船运输成本很高。直到清咸丰二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淮盐上行受阻,川盐大量下运,使宜昌码头运量陡增。一时在宜昌倒载、换装、揽货、休整的船只数以千计,船民船工达万人以上。以致舟船从上河街(板桥)一直排到大南门、二马路河坡一带,江面连樯接舳、桅杆林立。
    罗洪波考证发现,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带来了宜昌码头文化的短暂繁荣。川江盐运的繁荣,也极大地促进了宜昌城镇商业贸易的发展。从鄂西北山区陆运来的山杂、毛皮、油脂、大米、煤、盐、糖、烟叶、烟土、水果等,除在宜昌销售外,多数在此转口运往下游。而由下游船只运来的日用百货、瓷铁器、大米、布匹,除在宜昌集散由陆路运销各县镇外,绝大部分由此换船运往上游。于是沿江河街成为商行货栈的交易市场。
    每逢枯水季节,小摊小贩还在沿江沙坝经营“河肆”。当时,宜昌城内的鼓楼街、锁堂街一带成为商贸中心。于是,宜昌被冠以“过载码头”的头衔。


宜昌开埠开始了现代航运业
    宜昌开埠前,江面上基本是木船,靠拉纤穿过三峡险滩。1876年宜昌开埠后,码头东移至今大公桥——九码头——亚栈一带。随着汉宜、宜渝、宜申轮运的开通,古老的宜昌码头被近代轮运的新兴码头取代。十九世纪末,宜昌辟有18个码头,沿江绵延十余里,4000余名码头工人,6000余个“散扁担”。亚栈路一带因起运的“洋油”(煤油)等“洋”货较多,这一带码头俗称“洋码头”。
    当时,洋码头与老码头相接,依次是招商局码头、二马路码头、大阪洋行码头、日清公司码头、隆茂洋行码头、邮局码头、海关码头、太古洋行码头、怡和洋行码头、聚福洋行码头、普济医院码头、一马路码头、一马路下码头、大碑巷码头、内陆会码头、三北公司码头、三北台子码头、川江公司码头、验关房码头和盐局码头。郭沫若《初出夔门》记有“宜昌的江面飘着万国旗”,外国人称之为“有城墙的码头”。
    1930年,宜昌县县长赵铁公拆除宜昌明代的古城墙,兴修滨江路,修葺天官桥,将南门关以外的洋行商铺货栈与老城连成一体,又将滨江路延伸至今天的一马路、大公桥、九码头至亚栈一带。至此,宜昌的长江航运码头已在本域形成规模。


从“宜昌大撤退”到航运枢纽
    4月24日,记者一行来到宜昌抗战大撤退纪念碑前。罗洪波指着宜昌大撤退铭文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方战场中国宜昌大撤退与西方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齐名,气壮山河,彪炳史册。”
    据史料记载,1938年10月至11月期间,宜昌千万名码头工人和民众响应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为首的民生、招商、三北、强华等航运公司为主的数十江轮和数千木船抢运下江囤宜的工矿设备、抗战军火物资和大批军政工商人员入川撤渝的“西迁”壮举,史称“宜昌大撤退”。
    解放后,长航宜昌办事处对本市码头实行统一编号,上起大南门,下至杨岔路江段,按顺序编为1——14码头。到1958年,沿江共有码头48座。1991年,城区港口有码头泊位121个。
    最近10余年来,随着三峡工程竣工,宜昌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逐步形成,宜昌码头建设突飞猛进。上至秭归翻坝码头,下至枝江长江港口,沿江110公里有数十个现代化码头。同时,宜昌公路、铁路和航空码头跟水码头相连,组成立体交通网络。到2020年,宜昌码头年吞吐量将超过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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