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跃进时,队里让我去土坎上写石灰标语,一把锄头一箩筐石灰,先用锄头在土坎上把字刨出来,再依笔划填上石灰,老远便能看见,保留时间很长。六十代中期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那时没有打字机,更别说电脑,写字全是手工,工作队安排我刻钢板、写复写;“文革”中写橫幅标语,几个人一组,拖一台板车,一桶浆糊,一捆牛皮纸,一钵子墨汁,一根排笔。一人往墙上涂浆糊,二人贴纸,我只管提笔写字,流水作业,从街头写到街尾,围观者很多,不说标语内容,只说:字写得好咧!1971年初,县里将我派到农村当公社书记,“崇拜者”让我写了毛主席语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今还嵌在渠道的水泥渡槽上;用毛笔给修“三线”的民兵(现在叫民工)写了一封慰问信,念信人从此与我神交,十五年后终于见面,两人成了文学与书法“死党”。 又过了二十余年,九十年代初,加入了省书协,看书家写字,自己心里一阵阵发虚:我这那能叫书法?便将自己定性为“写字爱好者”。近年,强迫自己练习了“二王”,行家说,有点书法味儿了!而自己总感觉沒有上道,沒有入法,依然在书外“流浪”。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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