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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林风眠之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艺术解决了将西方美术“中国化”的历史难题，为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且林风眠也一直秉承着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念，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和杰出贡献者之一。 林风眠的一生，孤寂而坎坷，可他情愿独自隐忍沉溺于悲情之中，留给世人的艺术却如春天般美好和灿烂。他坚守着最纯洁的艺术信仰，以画笔勾勒出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宁静。 值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家协会、上海中国画院、中华艺术宫、北京画院联合主办的“清寂鹜影——林风眠艺术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之际，为大家带来林风眠先生撰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术馆之功用》一文，体会一下这位艺术巨匠对于美术教育有着何等高瞻远瞩的见解——  林风眠（1900~1991） 原名林凤鸣。广东梅县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学习西洋绘画。1925年，回国后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7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浙江美术学院前身）任校长，提出“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为我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著有《中国绘画新论》，出版有《林风眠画集》、《林风眠画选》等。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等。 中国提倡美育垂十余年，到现在才有寥寥两三个美术馆，鼎革后频年内战国家困于经济自是一因，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大家不留意美术馆有何种功用。 这题目如果详细解释起来短时间当难有所成就，兹仅择几项较明白的理由写在下面，以为留心此问题者之谈助。  林风眠（右）留影（摄于上世纪40年代）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 有人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使人从廿四史中认识者远不如从几千百件古代艺术品所感得者为清晰有力”，何以言之呢？因为，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的起居注同战争史，且为量汗牛充栋一时看它不完，倒不如几千百件古代艺术品之既易于了解又给予人们以多量时代的意识！在国内，近来研究历史的人多从古物学入手，而古物之流传至今者泰半是古艺术品，在国外，谈中国文化史者几乎无一不以中国古今艺术品为依据，这就证明以保存历代美术品为识志的美术馆，对于历史的功用有多大了。  林风眠在家中作画（摄于上世纪70年代） 社会教育的重要现在是无人不知了，而各种教育的目的都不过要把人们养成一种良善的品性。但就目前的中国国民程度而论，不识字的人既是这样多，要利用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中之图书馆，那显然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而家庭教育尤其谈不到。找一个不受经济限制，不受时间约束，不必识字亦可以得到知识，直接影响于良善的品性的教育方法，除却美术馆而外还有什么东西呢？关于上列之最后两点，我的解释是：因为美术以美的形式、不假任何说明，给知识予人们的；虽不能说美即是善，却可以说凡是美的都是善的，且美术是以感情为手段的，故较他种方法为直接于人心。这是美术馆在社会教育上的功用。  林风眠（右）与朱屺瞻在香港（摄于上世纪80年代） 一切事情都不能离却历史而产生，艺术也是一样。我们尽管可以非难过去一切不好的东西，尽可对那些不好的或一部分陈旧的东西的影响设法避免，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视一切历史传流下来的旧作如敝履，因为，在那里存在着许多先进者珍贵的发明同有用的遗产。凡是一切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学识与技能都是经几千百年系统的推演修正而来的，这样，我们学艺术的人，何必一意喜新厌旧，等古人几千百年有用的心血于虚侔呢？即使我们不能找出古人竭精致志之所在，多明白一些各种不同的作风不也是很有益吗？在没有好的美术馆以前，因为中国的收藏家大半都有秘不示人的陋习，能够多看一些成品是很难的，美术馆现在为我们在天涯海角搜集了多量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立即避免了这种困难了！这足见，美术馆对于有志艺术的我们，有多大的功用了。  三只梨 林风眠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鹜群 林风眠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尽管你们有五千年历史，尽管你们有成千累万足以说明那悠久历史的美术品，但那些东西都在哪里呢？你们可以说在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收藏家那儿，但，以秘而不宣为癖性的中国收藏家是不容易找到的呀！况且要知道你们的历史的所传不尽是考古家同艺术家。如果在中国的各大都市都有着好的美术馆，使那些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的人们，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我们数千年文化的结晶，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我们的历史的表现，谁不相信对于我国的荣誉是有绝大帮助的？“眼睛是心灵的门户”，“第一个印象可以左右整的思想”，美术馆对于国家的观瞻也是不可轻视的啊！  农舍 林风眠 20世纪4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读书声 林风眠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当然，这几点是不能包括美术馆功用的全部，如有心者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则美术馆的更大更多的功用是不难找到的罢。 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美术馆各相当的处所建设起来，再希望已有的美术馆得到各方面有力的帮助更充实起来！ (本文摘自《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3月版。原文发表于1932年10月天津美术馆刊《美术丛刊》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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