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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阡陌躬耕 2017-03-05
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王彬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而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州市),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利,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摘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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