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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北朝始，佛教中有一种修持为“行香”，即手捧香炉围着佛像绕行三圈、七圈或更多，因香炉既可以固定放置使用，也可以手持行走使用，故称为行炉。唐宋时流行使用瓷质行炉，各种窑口均有烧造。炉”一词用于陶瓷，可以确认是最近十多年来的事。它是陶瓷研究者或收藏界赋予古代行香礼佛时手执特定香炉的一个新名词。而在早些时候，因不明其意，这种式样的炉多被称呼为灯。 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唐代黄堡窑址》中收录了不少这种器物，都命名为灯。《五代黄堡窑》以至1998年的《宋代耀州窑址》等大型考古报告，一直称其为灯，这基本可以理解为报告者认识上的不足。 陶瓷“行炉”之名，极有可能来自宋《番王礼佛图》中的香炉图式，行香者所执单柄香炉。从南北朝开始，朝廷即举办“行香”法会。系法师主持法会，升座说法时，向他燃香礼敬。或理解为这种法会是手捧香炉围着道场绕行三圈、七圈或更多。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行香”条载：“行香即释道之谓行道烧香也。行道者，主斋之人亲自周行道场之中；烧香者，爇之于炉也。东魏静帝常设法会，乘辇行香，高欢执炉步从，鞠躬屏气。按凡云行香者，步进前而周匝道场，仍自炷香为礼也。静帝人君也，故以辇代步，不自执炉而使高欢代执也”。这样的行香活动唐宋时期十分盛行，并一直延续到明清。 收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北宋赵光辅《番王礼佛图》中，礼佛队最前面之人，双手执雀尾炉，后者执无柄炉。显然，行香的香炉有两种。前面引《演繁露》中高欢所执香炉很有可能是雀尾炉，至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高级香炉。河北下八里辽墓壁画和《南诏图传》中都有雀尾炉画面，和《番王礼佛图》中的雀尾炉大体是一个类型，都是炉身作莲花形并带长柄。这三处绘画展现的香炉类型都在11世纪至12世纪。 山西朔州金代崇福寺弥陀殿壁画中的胁侍菩萨及右玉明代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大梵天，都持这样的炉身作莲花形的雀尾香炉。美国奈尔训美术馆收藏有一件实物。这种式样的香炉延续时间较长，始终为世所珍。 另一种雀尾炉略显简易，长尾，炉身均作宽沿高足杯形。传世和考古出土实物表明，目前所见的这类器物不早于唐代。宋代时，它仍然流行。河北廊坊出土的金雀尾炉，清晰地表明其炉身细微的时代特征。唐代时，出现了一种宽沿高足杯形的陶瓷香炉，它或许正是受到这种雀尾炉式样的影响而产生的。 《法苑珠林》记：“香炉有柄者曰雀尾炉”。南朝齐·王琰《冥祥记》记：“费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鹊尾炉置膝前”。可见这个名称出现很早。唐·皮日休诗“雀尾金炉一世焚”。宋·苏轼诗“夹道青烟雀尾炉”。又说明，唐宋时还这样称呼这种香炉。 由长尾、炉身宽沿高足杯形的金属雀尾炉而衍生出的陶瓷“行炉”，在唐代出现时，和金属雀尾炉的炉身完全相同。宽沿，沿面平直或弧凸；器形敦矮，炉杯浅而口径大，杯内不施釉；柄部或有凸棱，或杯身与底座直接粘联。 到了宋代，行炉应用范围更广，大行于世。宋代的常祀、册封、节庆等活动受其影响，对香的应用到达了新的高度，可谓无处不烧香，统治者在祭祀活动中也对佛教仪式的运用加以改良，宋代将国忌行香中行香仪轨迁出寺观，为之建立了专属场所，“国朝自有景灵宫后，每遇周忌，不复即寺观行香”。 宋代陶瓷行炉特点：沿面宽窄不一，炉杯口径略大，杯底曲弧或折角明显，柄足有箍凸或呈台状喇叭式，杯内不施釉。稳重而大方，有雍容之感。廊坊出土的金质雀尾炉虽然出自金天眷元年（1138年）塔基，但去宋不远，完全是北宋的造型，炉身式样与瓷质香炉一无二致。炉身折沿、台阶式的喇叭座炉式，是北宋瓷质炉标准式样之一。 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三八记载:“(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视者。”在此处赵清献公心中的祈祷默告时焚烧天香所用的香炉很有可能就是折沿手炉。结合大理国张胜温所做《画梵像》中也描绘了佛教信众手捧折沿炉礼佛的形象，或可推断当时折沿手炉的使用情况。后来，折沿手炉逐渐成为日常香器。南宋时期金所使用的折沿炉在造型上沿袭北宋形制，但在细节之处加入了其自身的审美意识，特色鲜明。 金代陶瓷行炉特点：杯身口径缩小，深度加大，杯内不施釉；柄足台式退化或完全变成喇叭状。一改唐宋以来的敦厚、大气的风格，显得高挑而单薄。 元末明初，汉地开始产生线香，并逐渐普及流行持线香（棒香）行香，此种行炉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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