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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宏伟 地铁车厢，是一个从不缺少新闻热点的地方。总是有那么多所谓的“渣男”的一些恶劣行径被旁观者拍摄上网，诸如随意辱骂他人、不讲公德地铁上吃东西还谩骂劝阻者等等，从而产生热点新闻并引起公愤，导致当事人在网络上被全民声讨甚至被人肉曝光。 这不，3月4号晚上，北京地铁十号线车厢里的一名青年男子，因用及其下流的语言辱骂两名女性，并抢夺她们的手机，最后在地铁停车时还把对方推出车厢，又被旁观群众拍摄上网，引起了铺天盖地的网友声讨。 有怒骂其人渣，希望痛揍该男子的，有骂其父母没教育好孩子的、有骂围观群众居然没有挺身而出真不是男人的，也有讽刺该男子本身并不是北京人却辱骂两名女性为“外地X”的。还有了解事件起因的网友澄清，其实那两名女性是在地铁上创业推广扫码的，那名男子不胜其烦才与之起冲突，而围观者也比较厌烦两名女子的行为，所以没有劝阻等等。因事件影响较大，刚过一天，北京警方通过微博发布消息，已经将该名17岁男子抓获，案件正在调查之中。 我看过视频后，一边惊异于一名17岁的未成年男子居然可以对陌生女性嘴脏到如此地步，一边忍不住推测，这个满嘴污言秽语的男孩子，对待他的母亲、姐妹、女性同事、邻居等等亲友熟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怒火，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脏话。那么为何在公众场合对待陌生的女性，他却如此肮脏不堪且肆无忌惮呢？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当中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呢？正如有网友看过视频后留言调侃：这孩子全须全尾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 由于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对个人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会重视他人的看法和感受。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在他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中对此曾有过细致分析：中国人重视的他人是“重要的他人”，也就是和自己有亲密联系和利益关系的人，比如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等等；而西方人重视的他人是“概括化他人”，也就是一般的人也会对他们的人格形成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中，也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人自古习惯上对君主负责，下对家庭负责，但唯独没有对公共空间负责的意识，即一个中国人，他可以是一个对上级尊重、对家人负责的好人，但却有可能在公共空间是一个缺乏公德的人。相应地，我们社会的公共空间里，也很少存在对于个人挑战公共道德行为的监督制约手段，几乎全靠个体自律或正义之士打抱不平。两方面原因结合，导致少数国人在公众场合会发生种种不堪表现却很少受到惩戒。上至老者下至少年，从哄抢高速公路上出车祸车辆的散落货物，到公交车上因为让座问题而辱骂年轻女孩，从随意插队大声喧哗吵闹当众便溺，到在公共卫生间偷取卫生纸等等行径不一而足，全然不把陌生公众放在眼里。 按照此种分析观点来看，这个男孩之所以会在地铁上对陌生女性肆意辱骂，毫无心理顾忌，就是因为他心理上认为这两名女子与他毫无关系，公共空间中他的任何放肆行为也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因为在旁观者眼中他也是个陌生人，旁观者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而这种被拍摄上网变成全民公敌的情况太过偶然。日常社会公共场合中违反公德者，只要没被曝光，往往能在事发后迅速拍屁股溜之大吉，得不到任何的实质性惩戒。
社会心理学中有专门对“去个性化与侵犯行为”进行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会明显丧失。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去个性化的状态使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也都被削弱，从而使人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使人的侵犯行为增加。 一个社会热点新闻的产生，尤其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德而引起公愤，一味地谩骂声讨、人肉乃至警方出面调查处罚，显然只能针对个人个案起一时的作用，并不能治本。公共空间缺乏对个体违反公德行为的监督制约手段，仅仅依靠偶然被旁观者拍摄上网，并侥幸形成全民声讨的公共制约监督方式，太过随机与偶然，是不能对相同事件产生长久防范作用的。 媒体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网络舆论场永远不缺乏热点，也更不会缺乏类似“渣男”的再产生，即便此时此人引起全国网民的公愤，不出两天，关注焦点肯定会被其他热点新闻所取代，而该人也会迅速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不出半年，恐怕再没有人会记起这个“渣男”。这个人在公共场合对待陌生人的恶行，也不会对其今后的生活工作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若再遇到相同情景，很难保证这个人不会再次产生相同的失德行为。 我总认为，遇到热点新闻中所谓“渣男”的种种恶行，我们与其在网络上或调侃或怒骂，逞一时口舌之快，还不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行为产生的成因做一番探讨与反思，思考如何在社会公共空间形成对个体违反公德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反复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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