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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涯:赌博还是游戏,
摘要:马克斯?韦伯将德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指出作为筹码的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布迪厄则将法国式学术生涯比作一场游戏，强调文化资本在游戏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学术“赌博”还是“游戏”，其共同特征是拥有相对透明并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可和遵守的规则。以此作为参照系，中国式学术生涯既非“赌博”亦非“游戏”。唯有通过政府学术治理的“去行政化”与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变革双效并举，建立符合学术共同体内在逻辑的学术规则，中国学术人方能真正具备参与学术“赌博”或“游戏”的条件。
关键词:学术生涯;赌博;游戏;学术规则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4-0038-05 一、“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在1919年那场名为“以学术为业”的著名演讲中，韦伯发此感慨，主要是从编外讲师(Privatozent)说开去的。编外讲师制是19世纪德国大学的一项创造性制度设计，与德国大学同时鼎盛于世。韦伯描述了在德国如何从编外讲师开始学术生涯:“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编外讲师’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 1/12页 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韦伯本人的学术生涯便始于在柏林大学担任一名教授法律的编外讲师。 韦伯坦诚地揭示了当时德国年轻人走上学术生涯所面临的动荡与偶然。如他所述，作为一名编外讲师，实在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尽管学术热情和水平皆有，亦还得寄望于命运女神的垂青。“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是受着机遇的左右。” 20在当时的德国，编外讲师有机会晋升为以下教授职位:带薪特命教授或无薪特命教授、常任教授或个人教授、正教授或特命教授。其中正教授是编外讲师的最高晋升目标，但职位也最为稀少，晋升难度最大。因此，从编外讲师到正教授所形成的德国学术职业生涯设计，是一种“陡峭并令人望而生畏的制度安排”。在未升为正教授之前，编外讲师并无任何政府俸禄，仅仅依靠在学校开课获得学生的听课费度日，并且不知道这种清贫的日子要持续多久。在此期间，编外讲师还要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偶然性事件，使其学术生涯充斥着“撞大运”的成分。因此，韦伯将之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实不为过。 然而，即便如此，韦伯对这种德国传统的大学人事制度还是全力维护的。原因在于，编外讲师制曾被视为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骄傲象征:编外讲师不拿政府俸禄，作为独立的个人站上大学讲台，不仅是正教授的后备梯队，而且也作为学术上的竞争对手而存在，这成为德国大学学术研究活跃的重要源头。所以，尽管在韦伯所处的年代，编外讲师制已经开始走向衰微，但他还是看到这种传统制度的重要价值所在，并努力地捍卫这种制度，这在他参与贝恩哈德事件的论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12页 贝恩哈德事件是德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次大事件。普鲁士教育部不经过柏林大学教授评议会认可，自行任命贝恩哈德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这在德国历史上实属首次。此前，德国任命大学教授的惯例通常为:首先由校方列出候选人名单，再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最后由部长决定从中任命哪位候选人。原有的遴选程序尊重大学的学术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编外讲师有“媳妇熬成婆”的机会。因此，这次事件对那些从编外讲师开始学术生涯的“赌博”，希望最终获得教授职位的人来说自然是不小的打击。而且这次任命挑战了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权威，并引发了大学人事自主权与政府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德国大学传统的人事制度和洪堡理念也是一种瓦解。因此，韦伯提出强烈抗议，并数次撰文参与论战。他担忧原有惯例被打破，会令编外讲师完全失去了学术“赌博”的机会。当然，更让韦伯担忧的是，官僚体制的介入会带来学术共同体的瓦解，并导致“学术人”成为蝇营狗苟的学术“生意人”和体制“螺丝钉”。 因此，韦伯将学术生涯比作一场“鲁莽的赌博”并无任何贬损之意。相反，他希望从编外讲师开始的“鲁莽的赌博”得以维系下去，因为在赌博背后，有大学自治的承诺，有洪堡精神的支撑。当时德国的编外讲师虽然清贫，对于未来学术生涯的输赢毫无把握，但由于不是政府公务员的身份，所以拥有很高的学术自由，而这也成为他们为学术生涯下注的重要筹码。此外，在学术共同体所同构的“赌场”中规则明晰，违规者必将引发众怒，正如贝恩哈德事件。因此，我们更应当看到韦伯“赌博”隐喻中的真正内涵:这场“学术赌博”规则公开、透明，并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3/12页 与维护，“学术赌徒”们的机会相对公平;之所以称之为“赌博”，无非是因为运气是一个无法掌控的自变量，在学术生涯的某些关键时刻可能促成命运的改变。 二、学术生涯是一场社会游戏 韦伯的“赌博论”并未获得法国人布迪厄的支持，尽管他的学术思想与韦伯颇有渊源，甚至被认为“与马克斯?韦伯之间存在某种理论上的趋同”。他对法国社会进行了严格的考察，认为社会并不同于赌场，社会活动也不同于赌博，社会活动的参加者是以异质性的身份参与的，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他们拥有不同质或量的资本。资本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他们成功概率上的差异，不同于拥有同样输赢概率的赌徒们。 与韦伯相映成趣的是，在布迪厄创造的场域理论中，他用“游戏”一词来代替了“赌博”。他认为“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在这种社会游戏中，“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在这种社会游戏中竞争获胜的关键是参与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和类型，他将之比作一把牌，认为“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因此，布迪厄以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人》一书描述了另外一番景象。在他眼中，韦伯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守望，似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思。 4/12页 当然，他书中所指的年代已非韦伯的年代，地点也变为德国的邻国——法国。法国是实行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制度的典型国家，大学多为国立性质，国立大学教师都是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副教授都要通过公开竞聘产生，竞聘条件先由国民教育部公示，再由校方选定候选人，最后由国家进行任命。全国大学理事会具体操持此事，其各学科组由委员会和各专业小组构成，人员组成主要为有声望和公信力的学术人员。因此，法国教师一进人大学门槛，即便是助教也拥有公务员身份、享受丰厚待遇，而不像德国编外讲师那般清苦。所以，布迪厄当然不同意用“赌博”一词来形容法同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他将源自于韦伯的“祛魅”活学活用，将学术生涯比作一场再寻常不过的社会游戏。 在布迪厄捕述的学术游戏中，大学教师的发展和升迁由他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及其类型所决定。当然，这场游戏仍隶属学术共同体的范畴，学术人员组成的全国大学理事会把持此事，规则虽繁琐严格但也透明公正。因此，布迪厄认为参与者的文化资本是发挥关键作用的游戏“主牌”，经济资本等只是偶尔发挥作用的“副牌”。游戏中的权力主宰，主要是学术共同体内的“科学权力和学术声望”(scientific power and intellectualrenown)，这是决定游戏者的遴选、升等及事业发展的关键。当然，布迪厄亦毫不讳言官僚体制的“元场域”作用，认为相对政治权力而言，科学权力也只是作为“支配阶级中被支配的集团”而已。与韦伯的毫不妥协相比，布迪厄放弃了和官僚体制的对抗，更倾向于在既定格局和规则中游走。 但总的来说，布迪厄仍然认为法国学术场域相对独立于权力场域，有 5/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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