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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8日首见“春运”二字。1954年1月26日管理局采取重要措施。 1953年7月1日，《重庆铁道》在成渝铁路通车一周年后正式创刊。鉴于此，建国后至1953年间的春运，并未见诸报道。 这期间，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对城乡、地域间的人口流动未设有政策壁垒，尽管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但对于公民迁出、迁入只要求办理手续，未提出任何政策性限制，人口流动尚处于相对自由的阶段。 1954年1月26日，《重庆铁道》报头版刊登《做好春节旅客运送工作 管理局采取重要措施》，里面提到“根据本路去年春节运送旅客的经验，加上一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经调查了解今年客源较去年春节将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 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站春运现场。 这一年，重庆铁路管理局将春节运送旅客工作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成立“春节旅客安全运送委员会”，由副局长担任主任委员，并在运输工作会议上作传达。“春节旅客运送”成为“春运”的前奏曲。 也是这一年，能窥见春节旅客运送方案的源头，“从元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加开重庆至铜罐驿间交通列车，并由调度严格掌握春节期间各次列车乘客人数，结合实际需要，随时以增挂车辆或增开列车调剂。” 到了1955年1月，《重庆铁道》报报道重庆铁路管理局为满足春节期间人民旅行的需要，成立了“春节旅客安全输送委员会”，负责指挥全局春节旅客输送事项，由胡景祥局长任主任委员。比较1954年，组织名称由“春节旅客安全运送委员会”变成了“春节旅客安全输送委员会”，主任委员也从副局长变为局长，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而从运输方案来看，也较1954年起了变化，“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綦江线加开临时客车一对，重庆、成都近郊加开交通车，并在重庆、铜罐驿、猫儿沱、成都、绵阳等站准备了一部分条件良好的货车，以便旅客骤增时附挂或加开。” 从上述报道获知，当时天成路（即目前的宝成铁路）已经修筑通车到了绵阳，春节旅客运输已经从单一的成渝铁路扩展到了宝成铁路的成都至绵阳段。而这一年的春节旅客运输也有了一个总结报道，“春节期间，我局各线除原有旅客列车照常开行以外，还加开了二十对短途和临时客车，共输送旅客达十一万余人。” 1997年广安站春运现场。 1956年，为春节旅客输送成立的组织和1955年基本相同，也有方案，“春节前后，除原有旅客列车照常行驶以外，增开成都至黄许镇和重庆至铜罐驿的短途客车。短途客车售简易客票，不受车次的限制，同时还预售次日的客票。” 从这几年的方案得出一个信息，上世纪50年代的“春运”时间还仅停留于春节期间，人员的密集流动出现在春节前后。为了保证人们能够顺利出行，短途客车采取了简易票，更不限车次，而次日的车票最多只能前日购买。 1957年1月9日出版的《重庆铁道》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管理局正积极准备搞好春节旅客运输》的消息，里面提到“我局今年春节期间预计将发送90万人，比正常客流增加42.2%，比去年春节增加62%。”1955年春节才发运11万余人，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将近9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探究原因，一方面是春节前，宝成铁路在年前已经全线接轨，陕西、四川、甘肃三地人民交流有了很好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家机关、厂矿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有了增加，学生寒暑假购票又实行半价优待，自由市场开始以后小商贩来往频繁。 1958年2月8日《成都铁道报》首次出现“春运”二字 1958年的春节，由于宝成铁路在此前1月1日正式全线通车运营，我局已和全国办理直通营业，出入川旅客大大增加。《成都铁道报》（1957年中，《重庆铁道》已随管理局迁到成都并更名）报道，“据客运部门调查，在春节假期将运送一百二十一万多人。” 而在这一年2月8日出版的报纸上，首次出现“春运”二字。在这篇《安全顺利地完成春节客运任务》的社论中，有一段这样说道：“在春运紧张、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部队和很多机关团体、工矿企业，正在动员官兵和职工体谅铁路的困难，春节能不回家的就不回家。”仅仅过了几天，在2月12日出版的报纸二版上，“春运”二字第一次出现在《旅客列车段春运准备工作就绪》这篇消息的标题中。 虽然在随后的1959、1960、1961年出版的报纸中，并未检索到“春运”二字，但在随后的1962、1963、1964年，“春运”二字不论是在标题还是文中，已经是频繁出现。虽然大家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春运”是从改革开放起，但铁路的春运，却是更早便被铁路人认同并记录下来。（西南铁道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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