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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文安之传载：“先是，可望欲设六部、翰林院等官，虑人议其僭，乃以范矿、马兆义、任撰、万年策为吏、户、礼、兵部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撰最宠，与方于宣屡劝进，可望令待王入黔议之。王久驻安龙，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以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久之，走川东，依刘体仁为居。”其大意是说，当年孙可望正做皇帝梦，想私设六部、翰林院等，又担心有人非议他超越本分，冒用帝王的名义，就掩人耳目地以“行营”的名义任命范矿、马兆义等人为六部尚书。所谓行营，也称“行辕”，旧指统帅出征时办公的营账或房屋，也指专设的机构。在充任“行营”尚书的人当中，礼部尚书任撰最受宠，他和方于宣也屡次劝孙可望自立称帝王，然孙可望有所顾虑，声明等桂王入贵州后再行商议。待到永历移跸安龙后，孙可望认为时机成熟，便“私制天子卤簿”，拟订朝仪，另设内阁六部等官，同时还任命文安之为宰相，想借助其名望以“自专”。因为文安之是名正言顺的明相国，能得人心，早年又是国子监祭酒，桃李满天下。据文门旧谱载：“公赴戌甫三月，会东南义士起闽越间者，多为公门人，使诣行在所，首问起居状，必得公手疏为信。有诏趣起公，可望贪公名德，乃留黔中，为公开大署，制衣冠，严侍卫，以见使者。而后遣盖假公以号召天下。”这意思是说，文安之被扣留在毕节卫期间，不少门下跑到行宫去探问他，孙可望也贪他的声名和高德，便强留文相国，安排好的住处，缝织好的衣冠，加强警卫，接见使者，甚至假借文相国的名义发号施令。“可望谋纂窃益亟，然心惮公，使其党封旨。公面谕以大义，并斥其私人逆谋。”
文安之大义凛然，与孙可望针锋相对地斗争，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可能详尽叙述。但他毫不妥协，一心报效明室的忠贞是昭然若揭的。《南疆逸史》云：安之“深知可望豺狼之性”，不能依托，面对封官许愿的利诱，断然拒绝。在羁縻期间，文安之极其悲愤地说：“豺虎心何餍？凶残众所骄”（光绪《长乐县志》）。他认为孙可望之所以肆无忌惮，滥施淫威，实因永历朝中昏庸腐朽的官僚们纵容所致。
由于兵强马壮，随着势力的扩张，孙可望的欲望也日益张扬。对此，各种史料记载颇多。
《南明史》“永历帝进入安龙”一节载：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仪、张明志领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同时也借此机会逼迫朝廷承认伪敕封秦的合法性。贺九仪、张明志到达南宁后，杀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阻挠封秦的首席大学士严起恒。许多南明史籍都说严起恒是被孙可望部将击毙或推入水中淹死，实际上是他负气自杀（钱秉镫的《所知录》中有记载）。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和金印。
封秦的争议总算是解决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就孙可望来说，他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于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违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康熙五十四年《新兴州志·沿革》记：“七年庚寅，孙可望伪称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孙可望自称国主。”康熙四十四年《平彝县志·沿革》记载相同。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沿革》记：“七年称秦王，旋称国主。”）。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矿、马兆义、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爝火录》），从而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对于孙可望的目无朝廷、任意格杀、逼死大臣，难免心怀疑惧。接着，又在杨畏知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杨畏知是忠于明室的，他是陕西宝鸡人，和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同乡，又较早和原大西军合作共事。当杨畏知奉孙可望之命来到南宁时，认为贺九仪等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有伤大体，上疏劾奏二将。永历帝决定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这一措施本来是为了加强朝廷同原大西军将领之间联络的纽带。不料，孙可望得知后大为不满，命令贺九仪把杨畏知押回贵阳，责问他为什么擅自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职务。杨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经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学士职务。孙可望认定他心向永历帝，不忠于己，下令把他拖出斩首。这件事在《滇缅录》内记载得比较详细，时为辛卯年（1651）五月六日。李定国、刘文秀“皆与畏知善，益恨可望”（《滇缅录》，见《长恩阁丛书》。按，杨畏知被杀事诸书记载不一致。《爝火录》卷二十一两段记载在情节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点，《滇缅录》、《爝火录》等书说在贵阳；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则说押回云南被害）。
杨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孙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历朝廷这块招牌，一切生杀荣辱的大权都揽归自己。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这年十一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帝召集廷臣会议何去何从。有的人建议逃往两广海滨依靠李元胤的残兵败卒；有的主张迁入越南避难；也有的提议航海往福建投奔郑成功；掌锦衣卫事文安侯马吉翔和太监庞天寿极力主张前往云南依赖原大西军，首辅吴贞毓由于自己曾经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这时顾虑重重，不敢决策。特别是永历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爝火录》）。
几经周折，孙可望如愿以偿地得封“秦王”，而永历犹豫再三，还是就范，于次年（1652）二月由孙可望派遣总兵高天贵、耿三品、黑邦俊带兵“迎驾幸黔”，改安隆所为安龙所。
而到了安龙后，据 《永历实录》载：永历六年（1652）六月，“时上在安龙，夹于万山之中，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茅茨土库，随扈者止五十人，仪制草率之甚。而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凡四川、云南、贵州文武大臣数百余员，俱挟以威令，刻期朝见，授以伪衔；有不从者，即诛之。以吏部侍郎雷跃龙为宰相、贵州总督范矿为吏部尚书、御史任僎为礼部尚书、四川总督任源为兵部尚书、御史张重任为六科都给事、礼部主事方于宣为翰林院编修。又铸伪印为八叠文，尽换明朝旧印”。当时礼部主事方于宣极尽谄谀之能事，准备为孙可望拟“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作“太祖本纪”。孙可望看后说：“亦不必如此之甚！”话虽这样说，而实际上自从把永历帝请到安龙以后，朝廷大权已经完全被他掌握。所谓永历朝廷不过是个虚有其名的空架子，仅靠一小批扈从文武官员勉强支撑门面。军国大事都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日常事务则根本不关白朝廷。如史籍所记：“时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与夺，任意恣肆。帝在安龙，一不与闻。”南明管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只有孙可望这位“国主”，皇帝被置之度外。
正因如此，《南明史》有云：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亲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国。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据史籍记载，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曾作出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沈佳《存信编》卷五）。指出要观察形势，秘密行动，“无蹈危殆”。亲身经历召李定国率部勤王的汪蛟也断言这一行动“本夷陵公（即文安之）指也”。
后来的结果自是两败俱伤，都成了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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