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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之考中进士后，因成绩优良，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升任检讨（从七品）。庶吉士是明初设置的，开始分设六科，练习办事，永乐以后专属翰林院。翰林院是掌管编修国史、著作、图书等事务的官署，是朝廷“储才”的地方。按惯例，庶吉士试用三年，其留馆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任州县官。因修史之事归于翰林院，故对翰林院亦有太史之称。人们习惯上也称检讨为太史。检讨掌修国史，官品虽低，却是参预机务的内阁人选。
自古有云“三十而立”，文安之考中进士、入朝为官，恰是30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但在那时，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朝纲败坏，朝廷正直干练的大臣们，被阉党侮辱、排挤、诬陷、逮捕，一个个丢官、罢归、削籍乃至冤死。而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则借机往上爬，得志一时。文安之为人正直，耻与魏党为伍，看不惯官场的勾心斗角，审时度势之下，只好“识时务，知进退”地以养病为由，解任归田了。这从御史毛寿登为他撰的墓志铭就可以略知一二：“熹宗朝时，党焰熏灼，非餔糟啜醨（注：吃糟粮喝薄酒，意为卑躬屈膝），则珠培（相当埋没或暗投）玉碎。而公高风劲节，邈为难浼（污染意）。公与先君（指安之与毛父）同两榜，为莫逆。先君以直谏触奸遘祸。公为周旋营救，甚至伟节西行（意谓辞官回西陵故乡），正人赖焉”。清代夷陵名士刘家鳞撰的《文安之传略》有云：“先生初改检讨，值魏珰盗国，士之急于进取者，往往奔走其门，不复知有廉耻事，而先生独清急归养。忠贤败，始复召见。”文氏宗谱中亦载：“辛酉魁楚闱，壬戌魁礼闱，选入中秘。及魏阉窃柄，遂以乞养归。己巳威宗继统，宿翳廓清，以国子监司业。”己巳为年号，是崇祯二年（1629），就在这一年，37岁的文安之被召为国子监司业（正六品）。至于他先前是哪年辞官回乡的不得而知。
魏忠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宦官。他是万历年间入的宫，熹宗天启皇帝即位时，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管东厂（特务机关）。他勾结熹宗的奶妈客氏，专断国政，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名目，结党营私遍及朝野，政治日益腐败。天启五年兴大狱，大杀东林党人。通过大清洗，实现了朝廷大换班，他实际上成了天下的主宰。也亏得他的靠山明熹宗仅当七年皇帝便驾崩了。崇祯（威宗）皇帝即位不久，就下令逮捕并处死魏党一大批人，魏忠贤也畏罪自缢。
文安之乞养归隐乡里数年，既未受到魏党的迫害，还在崇祯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得以奉诏复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这正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一个朝代。其集权的办法是废丞相（即宰相），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又设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日常工作。六部是中央行政机构中吏、户、兵、礼、刑、工各部的总称，始于隋唐。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六部的地位更加提高。六部的长官称尚书，等于国务大臣，为正一品。南京（今江苏南京市）原本是朱元璋开国登基的都城，后来他儿子明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建制一如北京。如夷陵的刘一儒，就曾任“南京工部尚书”，但为时不久，也是因病回归故里疗养。仅从这一点来看，官吏病退或告假也是明朝允可的一种规章制度。
话说回来，南京国子监与北京国子监是平级的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秀才，称贡生。国子监同时也是国家教育管理官署。长官名称祭酒，司业次之，掌儒学训导之政。现今电脑“百度”网页中就有“南京国子监文安之敕命”，正文为“倪元璐： 敕曰国家二雍。祖南而宗北。 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故天下之士蓬然而从之”云云。倪元璐是浙江人，与文安之同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据文氏谱载，他们是交情甚好的朋友。管窥蠡测，文安之当时接触不少高层官僚，并借助文教为国效力，传教育人，为“天下之士蓬然而从”鼓与呼。历史告诉我们，其时明朝江山岌岌可危，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却捉襟见肘，回天乏术。
在任司业之后，《文门谱略》还载文安之历任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读、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掌司经局印，具体时间分别是辛未年（1631）、甲戌年（1634）、丁丑年（1637）。春坊是官署名，其上级部门是詹事府，名义上是从事辅导太子工作，事实上只用备翰林官的升迁。明代春坊官分左右两坊，有庶子（正五品）、谕德（从五品）、中允（正六品）等官衔。推测起来，当知文安之是在春坊官署里任过这些闲职，从记载中的“侍读”和“春闱”几个字来看，与督导皇帝们的子孙学习和考试有所关连。后来永历帝的诰书中就提到侍读授讲的事儿。其间，文安之纂修过明《实录》，也曾刊行个人撰写的《易佣》十四卷（《明史·艺文志》载目录，卷轶至今尚存）。直到崇祯十二年（1639）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在任内“分校礼闱，所识拔如杨廷鳞、陈子龙，皆一时名士”。
文安之工作得有声有色，但因冒犯权臣薛国观，遭诬陷再次罢职归乡。薛国观其人，《明史》称“阴鸷谿刻，不学少文”，历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等。《明史》列传中“申佳允”有载：“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连佳允，左迁南京国子博士。”这意思是说，文安之是申佳允的上司，由于薛国观排挤打击文安之，边申佳允也受到牵连而被贬官。史载文安之因“为薛国观所搆，削籍归”。大约是嫌被罢职免官的说法不中听，或许是后人不明就理，所以文氏谱载为：“己卯（1639）为南大司成，丁荥经公艰，扶榇归里。”己卯即1639年，这年文安之刚提升为祭酒，却遭遇（古书“丁”）父亲去世的不幸，所以他便扶榇（棺材）回乡。
从《永历实录》（清·王夫之）所载来看：“文安之，别号铁庵，湖广夷陵州人。中天启壬戌进士，进庶吉士，改检讨，迁编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初，起侍读，历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清刚不合于时局，解官归里。”文安之两次罢官回乡，都是因为他为人清高，刚正不阿，不屑与结党营私的权贵同流合污，故难免遭排挤打击。其墓志铭有云:“威宗（崇祯）朝，虽公不能大拜，而公不介意也，严正气，性笃谊，淡利如此。”
此后虽有人向皇帝举荐，如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礼部左侍郎（仅次尚书）王锡衮就在“帝再耕耤田”时，直言上谏：“频岁旱蝗，三饷叠派，请量除加征，严核蠹饷，俾农夫乐生。又以时方急才，请召还故侍郎陈子壮、顾锡畴，故祭酒倪元璐、文安之，且乞免黄道周永戍。”然末及见召，京师已陷，这时的文安之已年逾半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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