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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是官名，由来已久，自唐朝始多用作实际任宰相者的尊称。清代则专指大学士者。明太祖废丞相，以大学士充任顾问。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起草诏令，批答奏章，官品虽低，却实握宰相之权。因此，人们习惯上将出任内阁长官的人叫作相国，亦称宰相。宜昌历史上就出现过这样一位相国，名叫文安之。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从而也导致了清军入关，自此，由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从偏居东北的小朝廷，一举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王朝。
北京失陷和崇祯皇帝自杀后，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时成了政治中心。不久，这里的文武百官就拥立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做了皇帝（弘光帝）。但这个政权维持不到一年就瓦解了。此后，南方各地又出现了江浙地区的鲁王政权、福建地区的唐王政权和云贵地区的桂王政权等。历史上把这些政权统称为“南明”。南明在汉族人民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但都抵挡不住清军，最终相继灭亡。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朝代变更、新陈代谢的非常时期，自然涌现出了不少风云人物。文安之就是在这个时期声名鹊起的。
文安之，南明大臣。字铁庵，湖广夷陵州（今湖北宜昌）人。天启进士。天启、崇祯间曾任司业、祭酒等官，后为权臣所劾，家居多年。南明弘光帝、隆武帝都下令起用，因交通困难，没有前往。永历四年（1650年）到梧州见永历帝，任东阁大学士……（摘自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
清同治三年《宜昌府志》中载其传：“文安之，字汝止，号铁庵。天启辛酉壬戌联举乡会试第二，改庶吉士，进检讨，器质宏远，馆阁中咸以公辅期之。崇祯末，进南大司成，为薛国观所构，罢归。福王立召，拜詹事，唐王授礼部尚书，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虚相位以待安之，知事不可为，见国危地蹙，乃强起为首辅，日以忠义激励诸镇，锐意兴复，间关戎马间，不失臣节，及谭宏降于我朝，王遁入缅，遂赍志以卒。《明史》有传，载《艺文志》。”其《艺文志》中标题为“大学士文安之传”，全文来自《明史》。
而据《文氏谱略》记载，文安之“系出庐陵信国公（即文天祥）后，以儒显”，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永历十三年（1659年），葬于巴东平阳下坝庚山甲向，有碑志。其“江西始祖”文显，“在分派之始至鄂城来宜”，到文安之这一辈已是“七世祖”。（注：讫今已有二十二代）。文安之生平“五配夫人，八子五女”，子孙繁衍，不计其数。其父名讳国珍（旧志载为“国桢，以子安之贵受封，赠光禄大夫”），历任四川长宁、荥经两县令，升雅州知州。因“不肯束带事乡里上官者，拂衣归，以清白吏称”，寿八十有二，文安之故居何处，旧谱亦未明载。就其祖茔推论，大约在今猇亭区境内的三峡机场一带）。而据民间相传，文安之故居在“文家槽门子”或“文家双楼子”，地名文家畈，历为文畈村（今夷陵区鸦鹊岭镇境内，与猇亭区交界）。当地老者讫今有云：“文家槽门”是名门望族，过去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坊之类。乡邻老者亦有云：“文畈出过宰相。”另有文安之的“衣冠冢”之说，概因文安之身葬异乡，后辈聊以祭祀。
文安之“少颖悟，负大志，美容仪，同郡太史雷何思见而奇之曰：‘吾乡又出一汗血驹也’。年十四，由乡校屡试冠诸生。”天启元年（1621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二；次年会试中式（试），排名“第十四”（见旧谱），《宜昌府志·选举志》则列为“会魁”。（注：志谱名序有出入，语焉不详，只好并录供参考）。
文安之金榜题名，因成绩优良，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练习办事；不久升任检讨。检讨掌修国史，别称太史，官品虽低，却是参预机务的内阁人选。那时，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朝纲败坏，朝廷正直干练的大臣们，被阉党侮辱、排挤、诬陷、逮捕，一个个丢官、罢归、削籍乃至冤死。而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则借机往上爬，得志一时。这从《文安之传略》（清代夷陵名士刘家鳞撰）可见：“先生初改检讨，值魏珰盗国，士之急于进取者，往往奔走其门，不复知有廉耻事，而先生独清急归养。忠贤败，始复召见。”文安之德才兼备，为人正直，馆阁同僚都希望他辅佐朝政，但他耻与魏党为伍，看不惯官场的勾心斗角，审时度势之下，他只好“识时务，知进退”地解任归田了。
崇祯皇帝继位（1628年）后，文安之奉诏复出，先任南京国子监（最高学府）司业（掌儒学训导之政，次于祭酒），后升为祭酒。其间，曾刊行个人撰写的《易佣》十四卷（《明史·艺文志》）。在任内“分校礼闱，所识拔如杨廷鳞、陈子龙，皆一时名士”。文安之工作得有声有色，但仕途坎坷，后又被权臣薛国观（《明史》称其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历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诬陷，再次罢职归乡。此后虽有举荐者，然末及见召，京师已陷，这时的文安之已年逾半百了。
文安之闲居故里多年，写下了不少诗篇，著有《铁庵稿》文集和《略园集》诗一卷。后因兵焚而遗失。30年后，其弟子漆嘉祉偶得“吾师遗诗”，辑录刊行《略园集》存稿本，内中仅载有“山居漫兴七律五十首”。现在散见地方旧志中的还有四言《刘文石祖母新建节坊喜赠四首》、五言《九月平江阁宴集得褧字》、七言《咸池采石歌》、五言绝句《与执笏山僧》、五律《咏红豆》、七律《江上四首》等。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绿树青溪旧隐居”，却忧国忧民，“昨岁健儿今岁过，急须辽海一防春”，“十一年来未解兵，那堪云暮望孤城”。他时有所思，“不知逆浪原何急，坐向孤村畏解携”；“满怀悲愤事，留与话渔樵”。他寄情于山水，“百折孤峰轻竹杖”；自娱于诗文，“黄金古屋多遗书，我欲暮晨猎其余”；偶而还“抱书庵外把鱼竿”。正可谓“穷则独善其身”。
崇祯末年，闯王李自成和八大王张献忠所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先后占据过夷陵。由于战乱，文安之“携家无地难兼隐，有泪忧时敢尽挥”。他曾避乱长阳的容美司，侨寓长乐的平山；既去过施州（恩施），也入过蜀地。正如他自己所言“久客厌车尘，久往伤离索”。《鹤峰州志》有载：文安之避难容美，知道水浕司唐镇邦有才略，常寓其司，治二载。在颠沛流离的过程中，文安之结交了不少有识之士。这为他以后的“洒血起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奉答容美田太初宣慰》诗中就有这么一句：“中流出楫仗诸贤”。
清军入关后，崇祯皇帝自缢。南明福王（弘光帝）起用文安之为詹事侍读学士，唐王（隆武帝）复召他为礼部尚书，文安之正“转侧兵戈间”，因兵荒马乱，交通不便，均未前往就职。桂王称帝（号永历，亦称永明王）时，经大臣瞿式耜（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举荐，文安之被诰封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虚相位以待安之”，亦未赴任。直至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六月，文安之才在梧州（今广西梧州）谒见永历帝。《明史》说他“敦雅操，素淡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至是见国势愈危，慨然思起扶之，乃就职。”当时内阁首辅是严起恒，文安之赴任后，严起恒就自让而处其下。
所谓“五十而知天命”，文安之“知事不可为”，但还是“强起正台席”。后世方志多如是云。清代夷陵文人刘家鳞学识渊博，曾搜集不少资料以备修志所用。他评价文安之说：“向使先生少贬其志节，依违阿比于当事之人，则先生早相矣。惟不出此，而屡遭摈忌，舍命不渝。”文安之的弟子漆嘉祉在《大学士文公诗序》中说：“私计南阳（诸葛庐）之宁淡，师即其人，而遭时不然”，“小子何以赞其高深哉，唯遥望荆门，跪而挥泪泣曰：‘吾师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乎！’”
史料显示，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继承了明末官场的坏习惯，大臣们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争权夺利。桂王登上皇帝宝座后，由于农民起义军和明军以及地方武装的联合抗战，曾掀起第一次反清高潮。但桂王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时机举行大反攻，而是分党分派，互相拆台。内部不团结，而桂王又没什么本事，根本驾驭不了这些大臣。结果桂王小朝廷被闹得乱糟糟的不成体统。文安之临危受命，未及一月，朝纲法纪，整饰有方。在辅佐永历帝执政时，他曾主持铸造了一种“永历通宝”孔方钱，至今还散见民间。他走马上任后，力图光复大明天下，“日以忠义激励诸镇”，随着形势的发展，南明势力又曾形成了第二次反清高潮。
由于积习难改，文安之在任期间，自然也免不了反对者和拆台者，不仅为人所忌，而且险遭不测。陈邦传就是一个持异己之心的人，曾劫持文安之，“锋刃加其身”。还有孙可望，也是出名的乱臣贼子。他本是农民起义著名首领张献忠的养子。张献忠败死后，他袭据川南，由桂州入云南，寻降桂王政权，表示愿意联合抗清，要说这是件好事。但他出于一己私利，占据云南，拥兵自重，“先是遣使乞封秦王，严起恒持不可”；“再遣使乞封秦王，安之持不予”。孙可望便耿耿于怀，后派人残杀了严起恒；又曾遣刺客意欲加害文安之，安之得以幸免。
永历五年（1651年）桂林城被清军攻破时，永历小朝廷百官奔散，有人建议桂王乘船入海避难，文安之则极力主张赴南宁（今广西），借助有生力量坚持抗清。当时的文安之可谓举足轻重的人物，永历帝和东西两宫都倚以为重，遂采纳了他的建议。永历帝奔南宁，清军也一天天地迫近。鉴于当时的危急状况，文安之考虑到川中诸镇的兵力尚强，于是自请前往督师勤王。永历帝从之，于是加封文安之为勋柱国光禄大夫（皇帝的高级顾问）、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秦燕晋豫诸处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同时，根据文安之的建议，永历帝又对王光兴、郝永忠（即郝摇旗）、刘体仁（即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谭宏、谭诣、谭文等（多系夔东十三家）将领封公侯爵，其敕印由文安之一并带去封赐。闻此消息，孙可望“闻而恶之”，他有逆谋之心，几次讨封未遂，本就心怀不满，这次自然要横加干涉了。他遣兵守候在文安之的必经之道，在都匀（今贵州都匀市）截留了文安之，矫诏收了兵符，又追夺了王光兴诸将的敕印。一时军中传檄四方，人情不悦。孙可望本欲加害文安之，见此势头，未敢肆无忌惮，扣留数月后，便放了文安之，却又限令他只得在湖广一带。文安之
“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准备去安龙进见永历帝，孙可望反坐其罪，又将他软禁起来。不久，孙可望大搞分裂，公然背叛永历自立，另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官，任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文安之不为所用，后脱身至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坚持抗清护明。永历十年（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降清。
夔东十三家是由农民起义军将领和残留在川鄂边境的明朝将领以及地方武装联合组成的，这是一支著名的抗清队伍，鼎盛时达数十万人。文安之先是依靠刘体仁、李赤心（即李自成之侄李过）、高必正（即高一功，李自成妻高氏夫人的弟弟）等能征善战的将领，驱驰于巴江楚峡间，久窜于广西宾、横、南宁间，竭心尽力。后在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正月，率领十三家中的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等十六营兵马，由水路进袭重庆，遥相支援李定国抵抗吴三桂的大战。后因十六营中的地主武装发生内讧，谭弘（一作宏）、谭诣杀死谭文，致使军心动荡，诸将不服。“安之欲讨（伐）弘、诣，弘、诣惧，率所部降于大兵（清军），诸镇遂散。”各路兵马一撤退，攻袭之事亦告落空。那时，桂王朱由榔已流亡到缅甸，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也算寿终正寝了。天乎命也，气数如斯。文安之郁郁于怀，日不乐，夜难眠，食渐损，“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久赍志而殁，亨年六十七岁。巴东陈家坡平阳坝是“夔东十三家”主将刘体纯部根据地，文安之就葬在平阳下坝。
文安之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留下什么丰功伟绩，但他一片冰心，“上而效忠于君，下而流泽于民”，无愧为大明义士。当他接到“念夔巴数百里连营皆卿部曲，知中原几千万豪杰待卿鞭策……慰彼思汉人心，达我眷明天命”的诏书，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清扶明之中。在兵戈铁马中，他东奔西走，“日以忠义激励诸领，锐意兴复，不失臣节”。有资佐证，张同敞曾赋诗一首《军中寄铁庵相国》，称道文安之“艰难千里诏王师”，“九庙多年赖护持”。张同敞是明相国张居正的曾孙，桂王时授兵部侍郎，总督诸路军务。在抵抗清军入桂林的一次战斗中，与瞿式耜同时遇害。还有容美司的田霈霖，也曾《奉陪相国铁庵文夫子观雨中白莲分赋二首》。由此可见，称呼文安之为相国，并非后世牵强附会。
文安之虽相业未竟，然其大臣之度，浩然正气，则无愧于文天祥百世之下。尽管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朝代，一个宋末，一个明末，相隔三百年，然其人生境遇却极为相似。他们都是进士入仕，为官清正廉明，爱国忠君；又都适逢乱世，临危受命，一个抗元，一个抗清，尽节勤王，表现出大有为的民族气节；结果都无力回天，壮志难酬，报恨而终，唯留一片丹心照汗青（古代用竹简写成的历史书）。
(此文以《抗清名宦文安之》为题载于《湖北方志》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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