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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谛听 通高73.5、身长73.5、身宽48；底座边长84、宽58厘米。九华山化城寺传世。现藏九华山文物管理所。 铜呈黄色泛青，圆雕独角兽，卧恣回首状，双目圆睁，眼球突出，嘴巴微张，毛发下垂后卷，四肢上部饰鳞片纹，五爪，背部起脊，腹部起肋。胸部正面刀刻人名十数人，左侧面刻“姑苏梅诚吾造”行书。独角兽由一方形座承托，座无足，座面饰莲花纹。 谛听，又称“地听”，“善听”。因其头部生有独角，民间又俗称“独角兽”。谛听是佛门传言和民间演绎下来的一个图腾和圣物。唐开元末年，古新罗（今韩国）王子２４岁的金乔觉，看破红尘，浮海来华，至九华山削发为僧。谛听原为白犬，伴随金乔觉共同苦修7５载，贞元十年（７９４）农历七月三十日金乔觉坐化，白犬亦随之傍息。三年后，金乔觉尸身开缸，见其面目如生、骨如金锁。根据佛经曰：“菩萨钩锁，百骸鸣矣！”众人都为金乔觉而感叹：金乔觉乃是地藏菩萨化身，故建寺连白犬同请供奉。金乔觉被佛门认定为地藏菩萨之应化，称金地藏。这只白犬也因是金乔觉的信物、爱物、宠物和护身之物，被佛教尊称其为神犬。后人更缘神犬晓佛理，通人性，避邪恶，视为吉祥的象征。此件谛听是清代康熙时的佛教信众为九华山寺庙订做捐赠，流传至今的。  明万历 朱漆鎏金佛像 弥勒佛：高19.4、底宽12.5厘米；释迦佛：高20.9、底宽13厘米； 药师佛：高20.4、底宽12.5厘米 。2007年繁昌县荻港镇板子矶出土。现藏繁昌县文物管理所。 鎏金佛像共三尊，铜质，髹朱漆，服饰和莲花座鎏金。三尊佛像分别是弥勒佛、释迦佛、药师佛，也称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佛为座姿，背后置独立的铜质圆形相光；面部丰满，宽额，作微笑、俯视状；手印分别为：禅定印、降魔印、说法印；螺发高肉髻、有顶严；身披袈裟，坦右肩，衣角搭于右肩；螺发染青色，皮肤髹朱漆，袈裟鎏金、边饰雕花卉纹；莲花座梯形高束腰，正面浮雕仰、覆莲，宝装莲瓣，上下各有一道连珠纹，背面光素无莲瓣，座底直边；三尊佛座均以植物材料封底（出土时已腐朽），内置一小铜铃。 三世佛出土于安徽繁昌县鹊起矶塔基地宫内，据繁昌县志（光绪版）记载，此塔建于明万历四十年。塔上的额匾也是明万历四十年的落款。与铜佛同时出土的还有明万历通宝数十枚，太平通宝二枚，青花缨络杂宝纹细颈瓷瓶2件，青花人物双鱼耳香炉1件，鎏金鼓形兽耳三足铜香炉1件，镂空雕螭龙纹铜薰炉1件，方形湖州铜镜1枚、圆素镜一枚，鎏金银八卦图圆片一件，青玉蝉一件等。根据同出的万历钱币，青花瓷器以及其它同出器物的时代特征判断，三世佛应为明代晚期万历时期的作品，与县志记载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在铜佛体内置放小铜铃不多见，为研究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宋代 鎏金佛塔 通高、32.5厘米、座边长13厘米、刹高19.8厘米。1967年青阳县城关镇红旗街宋塔地宫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鎏金铜佛塔方形，由塔座、塔身、塔顶、塔刹四部分组成。塔座较矮，须弥座四面，每面镂空雕四座佛龛，龛内置一尊坐佛；塔身略小于塔座，四面镂空雕刻佛教故事，四角立柱上方圆雕一只大鹏金翅鸟；塔顶由塔身向上抖出四个斜面，每面镂空雕一个正面龙纹，顶部四角各出一个蕉叶形插脚，插脚外侧面各浮雕2则上下排列的佛教故事图，其中一面有3则，共17则；塔刹占全塔比例近一半，刹座为覆钵式，外雕覆莲瓣，刹身置相轮五重，每重轮表面饰有卷草纹，刹顶为四瓣形宝珠。 该塔为宋代宝箧印经塔，出土时装在一银盒内，旁边有一个记事银牌，银牌上记有“绍兴二十五年（1155）九月二十日下工起塔，主持长老宗景施银牌子记”铭文。据记载，宝箧印经塔是五代吴越王钱俶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铸造八万四千座小塔。杭州雷锋塔塔基地宫出土一件银质金涂塔，就是吴越王钱俶铸造。此件佛塔与雷锋塔出土的塔形制接近，当属宝箧印经塔。此件塔的顶部装饰龙纹，龙纹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象征，佛教是外来文化，说明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唐 真子飞霜镜 直径16.2 、缘厚0.5厘米。1975年阜阳县口孜集黄大庄征集。现藏阜阳市博物馆。 葵花形。镜面黑色平滑照人，背铸浅浮雕图案，龟形钮。钮下方一荷池，池中伸出一柄荷叶，叶面宽大，置龟于上，形成钮座。钮左边一人背依修竹端坐，置琴于膝，前有几案，案置香炉，书册。右边两棵树下，凤鸟起舞，钮上方有叠云缭绕的山岳，一轮明月从山中升起，云下一仙鹤展翅高飞。有的铜镜云下田格中铭“真子飞霜”四字，有的上方无铭文。 关于此类铜镜图文及镜铭的含义，有的人认为“真子者鼓琴之人，飞霜者其操名也”。钱玷认为“真子当是人名，飞霜当是操名，但遍检书传及琴谱诸书皆不可得。”冯云鹏等认为“真子未详，或取修真炼道之意，如南真夫人及元真子之类。飞霜疑即元霜裴航遇云翘夫人，与诗云元霜捣尽见云英”。朱江则明确提出“真子即真孝子的简称，飞霜当是古琴曲调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称，整个镜纹的内容则是尹伯奇放逐于野的寓意”。我们认为，从真子飞霜镜所表现的祥云、飞鹤、仙人等图案看，它所描绘的对象当是在民间流传较广的传说故事。 真子飞霜镜是唐镜中多见的题材之一，曾见于不少的著录。日本学者梁上椿旧藏陕西出土的“真子飞霜镜”有铭文。安徽阜阳市藏的这面铜镜没有“真子飞霜”铭文。  唐 马毬图镜 直径19.4厘米，厚0.9厘米。1984年怀宁县雷埠乡出土。现藏怀宁县文物管理所。 菱形，圆钮。主题纹饰为骑马打毬。四名骑士骑在马上，分别作出各种不同的形态。有的高举鞠杖，作抢毽状；有的俯身向前，鞠杖向下，作击毬状。骏马驰骋，四蹄腾空，四马之间，间以花枝。生动活泼的画面再现了打马毬的紧张激烈场面。 打马毬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唐太宗曾与侍者谈论打马毬的事情：“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见……”同书还记载了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赐观打毬，临淄王李隆基等四人东西驱突、所向无敌的情景。唐人诗作中也有吟咏打马毬的诗作。如沈佺期“幸梨园亭观打毬应制》：“今春芳苑游，接武上琼楼，宛转萦香骑，飘歇拂画毬，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祗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 考古工作者在唐大明宫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块刻着“含元殿及毯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已末月建”等字的石碑。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上，有一幅二十多匹马的打马逑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也出土了彩塑打马逑泥俑。资料表明，唐代打马逑的活动十分活跃，深得皇帝和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喜爱，自然成为铜镜中取材的内容。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唐代打马毬是由波斯传来的。  唐 八卦十二辰菱花镜 直径19 , 厚0.8 厘米。1973年肥西县花岗区新仓公社安河大队胡家安生产队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镜作菱花形，龟钮。方座。座上饰海水，四角有海兽。其外为一方框。框内为十二生肖像，形象写实。框外左右上下分别配置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两边各置一朵长尾云纹，形成天圆地方、日月星辰运行之状。外区饰八卦图形，间以两片枝叶的新芽。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代表天、地、水、火、雷、山、风、沼泽,叫做八卦。生肖是代替十二地支、用来表示人们出生的12种属相，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八卦十二生肖图最早出现在隋代铜镜中，唐代中晚期流行，种类较多。该菱花镜剔地成纹，镜缘突起，外表厚实，黑漆古锈光可鉴人，是为唐代中晚期青铜镜的典型代表。  唐 宝相花铭文镜 直径16.5厘米、缘厚0.6厘米。1982年宿松县征集。现藏宿松县文物管理所。 圆形，圆钮，花瓣纹钮座。内区浅浮雕六朵相同的团花，团花间缀以花叶纹。构图紧密华丽。外区为铭文带，铭文为：“如珠出画，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愰俱含影中线形神冶莹质良工”。三角锯齿形缘。流行于隋、唐初年。 宝相花之名源自于《博古图录》之称谓，又有团花、花枝、花叶纹等多种名称。《辞海》中对宝相花一词作如下解释：“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艺术处理，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宝相花的主题纹饰为花瓣、苞叶、花枝。形制以葵花形最多，还有菱花形和圆形。 唐代是中国铜镜高度发展时期。它一改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镜制作的规范化、样板化，神话题材的特点，面貌变得流畅华丽，取材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铸造手法亦由烦乱纷杂而转为清鲜优雅。人们在欣赏铜镜艺术美的同时，也强烈感到他与现实生活的和谐。铜镜的形式也突破了圆形、方形的传统，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花式镜，内容与形式更加完美地结合起来。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繁荣，国家统一，各民族友好往来，中外交往异常活跃，社会相对安定。孕育出富丽堂皇、灿烂辉煌的唐代文化艺术。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的“盛唐气象”。  北魏 鎏金弥勒像 通高19.5、底径4.5、背光宽8厘米。1966年阜阳行流乡出土拣选。现藏阜阳市博物馆。 此佛为北魏延和元年铜造像，由一尊佛像，二尊菩萨，一个莲花座和莲花式背光组成。弥勒佛挽高肉髻，双眼直视前方，闭口微笑，神态端庄，右手前伸，左手下垂，施无畏予愿印，身披袈裟，U形通肩式，腹部衣纹作层层下展的垂鳞状，衣褶细密，线条圆润。佛跣足站立在高束腰莲花座上，身后是莲瓣式大背光，背光正面阴刻火焰纹。佛的两侧，分立一尊菩萨像，左边菩萨挽磨光式高肉髻，右边菩萨挽水波式高肉髻，两菩萨皆身披袈裟，双手合十，站立在圆石台上，身后各一桃型小背光。大背光背面刻发愿文三十三字。“延和元年五月初四日弟子邵景伯为三父母居家眷属敬造米勒像一区颂世安隐。”延和元年即公元432年。造像通体鎏金。 佛教雕塑由印度传入我国，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是东汉时期神树（摇钱树）上的佛像。佛教造像在我国的发展分四个时期，第一期从东汉到西晋时期，这时期佛像带有印度人的特征；第二期南北朝时期，是佛教造像的发展时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发展的时期，即佛像趋向本土化了；第三期隋唐时期，是佛教造像的鼎盛期，造像装饰更为繁复秀丽；第四期从五代到明清时期，佛像造像基本本土化。此件弥勒佛造像，人物形体修长，衣纹质感厚重，具有浓厚的北魏佛像风格。  三国 人骑兽形灯 通高16.5厘米、长13厘米。1964年合肥市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三国时期照明用具。灯形为人骑兽，一人骑于兽背，高鼻大耳，右手持一个圆灯管，左手托一圆灯盘，头顶心置高冠灯管。兽有双翅，头顶生羊角，张口垂舌，下颌长须，四条腿直立，做行走状。兽腹中空，两灯管皆通于腹膛。 我国青铜灯最早始于战国，在此之前，多陶质灯，青铜主要用于制作礼器。春秋晚期以后礼崩乐坏，青铜器转为生活用器，青铜灯逐渐开始行用，战国时期的灯具造型除个別多枝灯外，还有人俑灯和仿陶日用器形灯。两汉时期，我国的灯具制造工艺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汉代盛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丧葬观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成了随葬品中的常见之物，如河北满城陵山中山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长信宫灯，就是窦绾生前的使用灯具，也是西汉时期灯具制造工艺水平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灯具不仅数量显著增多，而且无论材质或是种类都有新的发展，到魏晋时期由于瓷器的发展，瓷质灯逐渐取代铜质灯。人骑兽形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反映了三国时期铜灯的铸造水平，对研究我国青铜灯的演变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汉 鎏金熊镇 高5.1厘米、宽4.1—4.8厘米。1952年于合肥市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鎏金熊为汉代压草席或竹席的席镇。熊作蹲式，两前足举起，双目前视，似在与人嬉戏，憨态可掬，通体鎏金装饰。出土时共四件，两件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另两件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 席镇流行于秦汉魏晋时期。魏晋以前古人席地而坐，即坐在铺在地面的草席之上。王室贵族之家，备有低矮的床榻，上面也要铺席。有的床上置帷帐，帷帐四角也常用镇来压住。西汉时期镇的使用及制作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如河北满城汉墓曾出土铜坐人像镇和错银铜豹镇，压帷帐或席角之用。宋代家具革新，流行高座的桌椅板凳和床榻，席镇便失去其功能了。镇的质地有铜、铁、玉、石，隋唐以后又出现陶瓷、象牙、竹、木等质地的镇，但其功能主要是文房镇纸之用。席镇的造型除少量人物外，大都为生肖动物，常见的有虎、狮、豹、龟、鹿、羊等，汉代人视它们为驱除邪恶、吉祥纳福的动物。这些动物的姿态通常作蜷屈、蟠伏状、底部平坦，自身保持一定的重量，便于压物，这是席镇的主要特点。熊在汉代也是人们喜爱的纹饰题材，通常可以看到器物的腿足被塑成熊的形状，这大概是因为熊的力量巨大无比的原因吧。  东汉 辟邪座 通长24.5厘米、高14.3厘米。1967年阜阳市刘家坟1号墓出土。现藏安徽阜阳市博物馆。 该器圆雕翼兽，头上双角后弯，张嘴仰首，似在对天长啸，身体两侧羽翅，作收紧状，四肢前踞后蹲，长尾撑地，给人一种欲上跃飞腾的动感。 我国民间将这种翼兽称为辟邪，又名天禄、貔貅。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会飞的神兽，曾经帮助黄帝打败过蚩尤。辟邪凶猛威武，在天庭负责巡视工作，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扰乱天庭。能吞万物而不泻，以财为食，纳食四方之财，肚子是个聚财囊，同时催官运。 又传说辟邪是龙生九子的第九子，能腾云驾雾，号令雷霆，降雨开晴，有辟邪、挡煞、镇宅之威力。因此人们十分崇尚辟邪，并将辟邪作为祈安求福、辟除邪恶的祥瑞之物，或装饰家居，或做镇宅、镇墓。此件辟邪雕铸得十分威武逼真，背上有两个长方形的素面条柱，是起支撑作用的，应为器物的插座或底座。  汉 鎏金龟衔羽觞 长13.2厘米、宽6厘米、高5.2厘米。1978年固镇县征集。现藏固镇县文物管理所。 此器作小龟行走状，龟体中空，背部有一管孔通向腹内，龟首高高昂起，口衔一羽觞，腹与龟鼻相通。龟背部和腹部的花纹十分写真，通体鎏金装饰，造型精巧可爱。 龟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古代四方神中的玄武最早指的就是乌龟。我国商代时期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示给世人。因为龟背是黑色的，人们将龟卜形容为玄冥。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尤其到汉代，由于玄学的盛行，人们对四方神的崇拜，龟的形象也无处不在。 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亦称耳杯。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游戏。夏历的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该器将龟与羽觞结合为一体，维妙维肖，反映了制作者的情趣。 关于此器的用途，有专家认为是文房用具砚滴，龟口衔的羽觞没有流口，滴水十分不便；又有说在龟背的管孔处应有一个吸管吸水，但目前尚未有发现。汉代十分重视灯具的制造，各式灯具千奇百怪，制作工艺复杂，如汉代的雁鱼灯，立雁回首，口衔一鱼，鱼身为灯；朱雀灯，以鸟身作灯体，嘴衔灯盘等等，此龟衔羽觞虽体形不大，是否为灯？有待进一步探讨。 汉 乐伎铜饰 通高11.3厘米 。1979年舒城物资回收公司拣选。现藏舒城县文物管理所。 此件铜饰分雕塑和插孔两部分，雕塑高8.6厘米，底径5.4厘米，分上中下三层，以上层为中心，围成环形，共11人，皆高鼻深目大耳，头戴高冠。最上层一人体形高大，头戴高官，高冠背后有一环钩，耳垂各有一穿孔，怀中抱一小孩，小孩左手放在嘴边，右手置于大人的胸前，他们仿佛在聚精会神地欣赏乐伎们的表演；中层四位乐伎围绕上层，前后左右排开，前面的吹箫，左面的打铙，右面的吹笙，后面的吹排箫；下层五人，每人背后置一片尖叶形牌，胸前置一块方牌，仿佛是在看唱本演唱。虽然雕塑人数不多，但很有气势，让人产生一种歌舞升平的感觉。插孔在雕塑下方中心，中空，孔径2.6厘米，长2.7厘米，可能起固定作用。该铜饰的实际功能还有待考证。 此类饰件出现在长江流域比较罕见。舒城在春秋时期地属群舒国，为舒鸠部落，与徐国同族。在古代徐、舒被称作东南夷或东国、南国，地处南北交通枢纽，在沟通南北文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是强国必争之地，群舒在吴楚争霸中被楚所灭。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范围发展很快，西接当时的巴蜀国，并与巴蜀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有频繁交往、相互融合的现象。此件乐伎铜饰人物造像高鼻、大耳，三角形高帽等，与西南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比较接近，属西南少数民族的风格。此件铜饰的发现为研究长江流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的发展，以及音乐乐器的发展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汉 立凤承盘香薰 通高18，承盘口径15.2，腹径12厘米。1977年当涂县新桥乡塔桥村出土。现藏当涂县文物管理所。 此香薰呈球形，附三人形足，连三乳足承盘。香薰镂空，分盖、盒两节，盖为三瓣式，用铰链与盒相连，每瓣可以独立开合。盖顶中央置一展翅凤鸟，卧伏在莲蓬座上。凤鸟右侧立有一个高鼻大耳的神人，手捧鲜果侍立。盖面饰镂空交错的绳纹，肩部置四朵莲花、四只仙鸟和四个神人相间环绕。鲜花怒放，仙鸟昂首翘尾，神人作跪姿，皆高鼻阔目大耳，有一人残缺，余三人有项光，其中两人拱手于胸腹间，另一人左手平放在胸前，右手上举至耳。香薰上下腹部各饰一圈镂空莲蓬环带纹。盖、盒口沿分别向外平折相合，相合处置三个直立神人，双手合十于胸前。三足为力士作蹲姿，双手呈托举状。承盘窄平沿、敞口，底三乳足，与香薰连为一体。该器小巧，新颖别致，纹饰刻画细腻，充满了浓厚的佛教文化气息。 此香薰与承盘龙首长柄香薰同出于安徽当涂县新桥乡东汉墓，同出的还有延熹四年（公元161年）铭弩机。以上两件香薰制作风格基本一致，在铸造、焊接、雕刻、造型，以及铰链的应用等方面都独具匠心，具有很高的科学艺术研究价值，尤其是莲花和带项光的胡人形象等，为我们研究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资料。 东汉 承盘龙首长柄香薰 通高18，腹径10.4，承盘口径16.2厘米。1977年当涂县新桥乡塔桥村出土。现藏当涂县文物管理所。 此件香薰由熏炉和承盘两部分组成。熏炉为圆盒状，，附龙首柄和三蹄足。在炉体与龙首柄的对应处，有一组活动铰链，将炉身与炉盖相连，炉盖可以向一边开启、关合，同时也巧妙地构成了该件器物造型的尾部。炉的口沿中部置2只相对的扣，将炉盖扣合，防止炉盖两边滑动。炉体上下饰两圈镂空莲蓬环带纹，盖顶雕饰一只展翅挺立翘尾的凤鸟，一个神人站在凤鸟前，双手捧着仙果高高举起正在侍奉凤鸟，在神人背后有一只安详俯卧的仙鸟。在凤鸟的左右及后面置有三个双手合十的跪姿神人，是否在祈祷祝福？龙首柄作龙首向前弯伸状，龙口大张，上、下腭露利齿，龙睛圆睁有神，额顶双角向后弯曲呈八字状，颈部雕刻人字编织纹，表示龙鳞片片可数。三蹄足前两后一，呈三角形牢牢地支撑着香薰。承盘宽折沿，浅圈足，底部有三个小孔。整件器物设计巧妙，做工考究，造型美观，不仅是一件实用器，而且是一件精美的艺术珍品。 香薰之风，自汉代盛行，上至帝王之家，下递黎民百姓都有燃点檀、沉等香，以求纳福驱邪的风俗。在品味此件香薰的同时，唐诗“衣冠身染御炉香”；宋代李清照 “玉鸭薰炉闲瑞脑”词句是否也在耳边回响？ 东汉 重列式神兽镜 直径13.3厘米 厚0.4厘米。1975年和县十集人民黄圩出土。现藏和县博物馆。 圆钮，圆钮座。主题纹饰自上而下排列成五段。最上段，两个朱雀中间的为南极老人。第二段在直行铭文“君宜官”两侧的是伯牙弹琴，伯牙膝上有板状物，其旁为钟子期。第三段钮两侧分别为东王父与西王母。第四段在直行铭文“宜高官”一侧人首鸟身的怪物是掌管长寿的句芒，另一侧是黄帝。第五段与玄武并列的是北极星天皇大帝。在第一到第五段中还有代表青、 赤、黄、白、黑五色的五帝座。铜镜的上下左右分别是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镜缘一圈铭文：“□□□□，幽湅宫商，周周容象，五帝天皇，白牙单琴，黄帝除凶，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君宜高官，子孙昌。建安十年作大吉羊□氏□”。 神兽镜是东汉时代新兴的铜镜，其主题纹饰、形制和浮雕式技法标志着中国铜镜发展到了新阶段。所谓神兽镜就是以浮雕手法表现主题纹饰神像、龙虎等题材，突破了汉代以前纹饰由线条构成的主题单一方式，出现了神人、龙虎、瑞兽等内容，是汉代人在思想上崇尚仙道、追求长生不老、祈祷家族兴旺的反映。尤其是“西王母”的题材频繁出现在主题纹饰中。在汉代，西王母已成为深化传说中的中心人物。她是一位长生不老的仙人，还能使人多子多孙，拥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成为人们达到朝夕以求的美好境界的希望。这正是当时社会神仙思想的典型反映，也是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艺术概况。 王莽时期 “刘氏去、王氏持”铭文镜 直径15.1厘米 厚0.45厘米。1978年阜阳市郊万庄大队刘庄生产队出土。现藏阜阳地区博物馆。 圆形，半球钮，圆钮座，座外排列一周9个乳丁，乳丁间有“长宜子孙”4字。9乳外为双线圆框，圆框四面各向外伸出一“T”形符号与“L”形符号相对，四角又有4个“V”形符号。这些符号将镜的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飞禽、瑞兽，怪神各距一等分，外区有铭文带一周，铭文为“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乐可喜，井田平，贫广其志”。边缘饰栉齿、锯齿、流云纹。当今考古界称这种纹饰性质的铜镜为：规矩镜或博弈镜。 该铜镜铭文指的是王莽代汉自立，并以《周礼》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的史实。王莽建国元年宣布实行王田制，把全国土地改叫“王田”。规定一家男子不满八口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要把余田分给本族或相邻。原来无地的，按男口每人授田百亩。“井田平”即指此。此制度由于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很快就破产了。此镜铭文为颂扬“井田”圣制，其铸造年代当在新王莽建国元年至四年之间，此镜铸造精致，纹饰清晰，其规矩纹区别与其他规矩纹，中间双线圆框，并且镜铭直接颂扬王莽井田制。它为探索规矩纹的含义，研究新莽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 镂空柄短剑 剑身长28.7、茎长7.1、剑宽3.5厘米。1991年天长县三角圩汉墓出土。现藏安徽天长市博物馆。 该剑是青铜兵器。剑茎断切面呈椭圆形，镂空条状棱，束腰，铸三道箍，条形剑格有六个长方形穿孔，剑身起脊，斜从较窄，双面刃，锋锐利。 剑属冷兵器，是古代贵族和士兵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的武器。剑始于何时，尚无确切的考古资料可证，但是西周早期的剑已相当成熟，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汉代铁剑流行以后，青铜剑逐渐被淘汰。 剑一般有剑身和剑把两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各有其专名。剑身部分，前段的尖突称作“锋”，中央一条凸起的棱称作“脊”，脊的两旁称为“从”，从两边的刃称为“锷”，脊与两从合称为“腊”。剑把部分称作“茎”，茎和腊连接处呈凹字形或条形物起护手作用的部分称为“格”，又称为“镡”。茎末端圆形内凹部分称为“首”，绕在茎上的绳称为“鍭”（箍）。 此剑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不是北方中原民族的风格，具有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此剑出土于长江流域的汉墓，对我们研究汉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西汉 错金银龙首带钩 通长16.5厘米、重137克。1953年安徽巢县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带钩是束腰皮带的挂钩。此带钩钩头为兽首，钩身为条棒状，钩身下中部是圆形柱脐。钩面饰嵌金银丝相互交错的网状几何纹，柱脐面错金“大吉羊”隶书铭文，具有典型的西汉特征。 带钩最早为北方草原民族使用，春秋时传入中原并沿用至汉代。铜质带钩的形制除条棒形外，还有鸭形、龙形、兽形、竹节形、琴面形等各种式样。此件带钩以错金银工艺装饰花纹和铭文，制作十分精美，应为汉室王族所用。 错金银工艺在青铜饰件上的使用，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西汉以后逐渐衰落。它的一般做法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锤打牢固，再用厝石将其打磨光滑，使嵌入的金银丝、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使器表更加光艳。被“错金银”工艺装饰过的器物的表面，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相映相托，将其图案与铭文衬透得格外华美典雅，达到突出图案和铭文的装饰效果。 在器物上刻简单的吉祥颂语从汉代开始流行，如“富贵宜子孙”、“富贵宜寿考”、“大吉羊”等等。此件带钩的脐部隶书“大吉羊”三字，用金丝嵌错而成，三字金光闪闪，十分秀丽。 西汉 错金银弩机 通高17.3、通长14、通宽6.5。1979年寿县北门废品收购站拣选。现藏安徽寿县博物馆。 该弩机是西汉时期军队用的兵器，由望山、牙、钩心、悬刀、键和郭组成。望山是射杀目标的瞄准器，刻有计算射程的刻度，两侧各装饰两道错金银工艺的变形龙纹，中间隔有一道条状菱形几何纹。牙用于卡弓弦，与望山铸成一体；悬刀即扳机，钩心连接牙和悬刀。郭呈长方形，前窄后宽，前后有两销穿通，销头为花形乳钉状，前后销分别将钩心、牙、悬刀各部分合成一个整体，并固定在郭身中部的空槽内。郭身窄段作扇形，其上平面有三条直线凹槽，中间的凹槽内有错金菱形连珠纹；宽段的上平面有错金银菱形连珠纹、变形龙纹以及条状菱形几何纹，错金银纹饰使弩机增添了富丽华贵的王者之气。 弩机是弩的重要组成部分。弩由弓、弩臂和弩机三部分构成，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安装于弩臂的后部。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用以扣弦和发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弩机，均无郭，仅有钩弦用的牙，望山和悬刀。到汉代魏晋时弩机的机件部分加大，均有郭，郭起到固定望山、牙和悬刀、钩心位置的作用。这个时期望山上还增加了刻度，使得瞄准的目标更加精确。 据记载战国时期韩国的弩弓非常有名，可以射到600步。在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弩可以射到900米的惊人距离。到了汉代弩已达历史的顶峰，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弩机可以和近代的来福枪机相匹美。此件弩机不仅证明我国汉代兵器技术的杰出成就，而且还展示了我国优秀的青铜铸造错金银工艺技术。 西汉 鎏金香薰 通高15.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6.8厘米。1975年涡阳县石弓山稽山崖墓出土。现藏安徽阜阳市博物馆。 铜香薰是焚香用的薰炉，此件鎏金铜薰的造型仿青铜器豆形，高足带盖，通体鎏金。盖饰透雕螭虎花纹，焚香的烟雾由此冉冉升起。炉体腹部饰一道宽带凹弦纹，双环耳，高足柄的上部有一道凸棱，圆形圈足。 香薰在秦汉时期始流行，有长柄竹节形薰炉，有短柄龙座薰炉，常见的还有博山炉，形制精巧，制作考究。香薰的大量制作，是因为当时上层社会有用香料薰染居室与衣物的习惯，将炉置于居室中，烟气从镂孔中冒出，烟雾飘渺，香气弥漫，恍若仙境。当时我国与西域贸易通商，输入国外名贵香料，也助长了香薰的流行。 鎏金工艺，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技术，把金子和水银合成“金汞齐”，将“金汞齐”涂在铜器的表面，加热使水银蒸发后只剩下金子留在铜器的表面而不脱落。在青铜上鎏金的技术发明于战国时期，汉代称鎏金为黄金涂或金黄涂；到唐代称镀金，《唐六典》记载金有十四种，即销金、拍金、镀金、披金……；鎏金一词出现较晚，就目前所知，鎏字最早见于宋 丁度等人修定的《集韵》中，“美金谓之鎏”； 现在的传统修复中“火镀金”也称“鎏金”与“黄金涂”只是称谓上的不同，工艺是一致的。此件鎏金香薰历经两千多年，依然金光灿灿，实乃西汉时期的珍品。 西汉 鎏金朱雀 通高16.9，双翅处宽15.9，首尾长11.8厘米。1996年巢湖市放王岗汉墓出土。现藏巢湖市放王岗汉墓博物馆。 朱雀昂首翘尾作展翅欲飞状，头有犄角，喙部尖弯，张开怒吼。两足挺立于四瓣形花朵之上，羽翅振飞，尾部似流云翻卷，三趾爪坚强有力。表面鎏金，采用模铸制作。造型精致优美，形象生动逼真。朱雀的双爪下端有一个方形插榫，方榫的末端横穿一圆形钉孔。此物应是按在某种木质器物上作装饰之用。 朱雀，亦称“朱鸟”，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又可说是凤凰或玄鸟。朱雀是四灵之一，同青龙、白虎、玄武合称四方四神。《礼记 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朱雀又是中国古代天象中的四象之一，二十八宿体系形成后，由南方七宿：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组成的鸟象。位在南方，是天之灵兽。 这件不可多得的汉代艺术珍品采用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想象奇异、技巧完美、神奇华丽，自由活泼，真实地再现了楚文化奇丽诡谲的艺术风格，充满艺术的灵动。 西汉 六安王错银壶 高46、口径18.7、底径20.8厘米。2006年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村出土。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侈口，束颈，鼓腹，圈足。腹中部两侧分别有两个铺首衔环。口、肩、腹部三道凸出的宽带弦纹将铜壶分成三个部分，颈部修饰工整规范、流畅精美的蕉叶纹，肩腹部装饰疏朗简洁、线条活泼的草叶纹。主题纹饰采用错银技术，以银丝镶嵌，把寓意吉祥如意的卷草云纹嵌入铜胎内，工艺精绝，绮丽华美，充分表现出独创匠心和高超技艺。整个器型呈古铜色，温润亮泽，饱满丰润，彰显出雍荣华贵、典雅大方之美，展示了两千年前中国工匠在金属细工方面的卓越技艺。 错金银是古代金属细工的装饰技法之一，具体作法是用金银丝、片嵌入青铜器，构成纹饰或文字，然后错平磨光，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贵重物品往往采用错金、错银、嵌错红铜等先进的工艺技术。这件错银铜壶出土于汉武帝时期六安国王侯之墓，该墓的椁室为“黄肠题凑”结构，这是西汉诸侯王陵特有的葬制。同时出土的还有漆木器、玉器等精雕细琢、做工精湛的奢华物品。“安徽六安双墩墓地”被评为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 “半两”钱范 通长25.7厘米、宽15.3厘米--9厘米、厚0.7厘米。1981年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石城村出土。现藏池州市贵池区文物管理所。 钱范呈铲形，同出两件。此件钱范浇铸口上宽5.6厘米，下宽6.1厘米，顺浇口向下有两道浇铸槽，槽宽1-0.7厘米，槽两边分列“半两”钱模4行23枚；“半两”二字反刻，呈阴文，规整挺拔，笔画遒劲，属小篆；钱腔深0.24厘米，中间为方形实体；钱范背面置有2个桥形支座，支座长3.5厘米、宽2.1厘米。另一件略小，通长23.3厘米，宽8--9厘米，厚0.7厘米；范面有15枚“半两”钱模分置3行，文字同上；钱范背面也置有2个桥形支座。 钱范是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一般称为钱模。早期钱范的钱模是直接刻划在石质或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质制作的，这时的钱范大抵可分为陶范、石范、铜范、铁范、铅范五类。 秦汉时期的钱范，铜范、陶范及石范较多。这两件秦代“半两”铜质钱范，于1981年在贵池汉代始建的石城县出土，形制完整、字口清晰，属难得的珍品。 战国 夔纹铜镜 直径16,厚0.17厘米。1975年和县城北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圆形，三弦钮，圆钮座，内向十一连弧纹缘。钮外饰以勾连纹为地的三组夔纹。 考古发现中国早在原始社会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使用青铜镜。古代青铜器在历经了商周青铜礼器的高峰后，作为青铜器的一个种类的铜镜仍绵延不断，为历朝历代制作使用，直到清代被玻璃取代。其间，战国、汉、唐是它的辉煌时期。 战国铜镜多为圆形，少数方形，背面有钮和钮座，镜面平直，边缘平或上卷。镜钮的形式有弓形钮、半环钮、镂空钮、弦纹钮等。前三种钮数量少，最常见的是弦纹钮，弦纹钮中以三弦钮数量最多。多数镜有钮座。质地薄而轻巧，除东北地区外，其它铜镜的厚度多在0.1-0.2厘米左右。纹饰题材和表现手法丰富，主纹地纹配合和谐。表现手法以浅浮雕最为常见。铜镜上地纹与主纹相结合成为战国镜有别于其它时代镜的主要特点之一。 夔，想象性的单足神怪动物，《说文》：“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夔纹铜镜为环绕式的纹饰布局，以浅浮雕的技法表现了三只长首、卷尾，一足抵钮座的夔龙。在勾连地纹的衬映下，整个图案完美和谐。 战国 五山纹镜 直径12.2厘米、缘厚0.7厘米。1993年潜山县火车站工地出土。现藏潜山县博物馆。 此镜为战国晚期青铜照面用具。圆形，镜面平整，光洁可鉴。镜背中心置三弦钮，双重圆钮座。钮座的外围以羽纹衬底，映衬出主体纹饰：五个“山”字纹。“山”字作左倾斜状，笔划下凹，围绕钮座分列，镜缘为斜素缘。浅浮雕刻，精致可人。 我国铜镜产生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一直到春秋时期都不多见，至战国中期铜镜盛行起来，制作也精巧美观，镜钮细小，背面纹饰多几何纹、动物纹，不见有铭文。常见的纹饰是山字纹、交龙纹、虎纹、花叶纹、连弧纹、卷云纹和菱纹等等。其中山字纹镜又分三山、四山、五山和六山镜，是战国时期最流行的镜类，也是楚国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但是五山镜不多见。关于山字纹的寓意，有认为象征四岳；有认为山在我国古代往往与不动、安静、养物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如同福寿喜字，含有吉祥意味；有认为从山字构图上与殷周铜器上的勾连雷纹有关，由雷纹演变而成等，其真正含义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该五山纹铜镜花纹清晰，纹饰排列主次分明，零而不乱，十分生动，应是战国镜中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楚国铜镜的重要实物资料。 战国 错银龙凤车軎辖 軎长11.7厘米、外端圆径3.9—4.2厘米、内端圆径6.3--6.4厘米、辖长7厘米。1977年长丰县杨公乡出土。现藏长丰县文物管理所。 该軎（音：卫）是战国晚期青铜车轴饰件，呈筒形喇叭口状，外端细，内端粗。軎身浮雕兽首，张嘴突目，显得十分威严。軎外侧平面饰火焰纹，仿佛从嘴里吐出的火焰。軎内端近喇叭口处饰一道凸弦纹，弦纹上刻卷云纹，好似戴在兽首颈部的项圈。喇叭口上饰两层三角几何纹和卷云纹。辖横穿在軎的喇叭口处，辖身为扁长方条状，辖头为圆雕卧伏回首的凤鸟，与軎身兽面相组合，恰似兽首头带凤冠。軎辖所有的纹饰都用错银装饰，十分富贵华丽。 车軎是套在车轴的两端，用以加固车轴的，辖是车轴上的销子，插入轴末端的方孔内，以防车轮脱出。据考古发现我国商代晚期已出现青铜軎，西周早期出现青铜辖，铜质的軎、辖一直流行到西汉前期，以后便用铁铸造了。我国西周时期车马制度出现，车马除了继续被用于作战之外，还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据礼书记载，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依据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车子的结构、驾马的数量、车马器的形制、车子的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区别。到春秋战国时期，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该车軎辖是我省考古所在长丰县杨公镇清理发掘一批战国晚期楚墓和车马坑时出土的，从其装饰，可以看出主人的显贵身份，为研究战国时期车马器的构造以及战争、交通工具和青铜冶炼工艺技术水平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国 羽纹簋 通高29厘米、口径23.5厘米、腹深8.1厘米、座边长24厘米。1933年寿县朱家妓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该簋是战国后期楚国青铜盛食器。浅腹高圈足方座式，体如豆形，附圆盖，盖心上拱，盖缘有三个卡扣，使盖与簋口相固定，盖顶分立四个变形鸟首兽钮，昂首卷尾，好似在向天啼鸣。直口浅腹，腹外设四个窄扉棱，高圈足下连铸方座，方座较矮。腹部、方座及盖面均饰羽翅纹。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始现于商代中期。在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期，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簋的形制很多，有无耳圈足簋、兽耳圈足簋、四珥簋、四足簋、方座簋、三足簋等等，簋从商代一直沿用到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簋已基本退出青铜礼器的体系。此羽纹簋是战国晚期的形制，为我们展现了簋在衰败消亡之前的最后形态。 战国 兽耳盥缶 高30厘米、口径23.5厘米、腹围124厘米、足径22.5厘米。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此盥缶为战国晚期楚国盛水器。圆口直颈、广肩鼓腹、平底圈足。两个对称兽耳各套一个片状活环，兽首张嘴作吞咽状。下腹内收，腹中部满饰细密的模印羽翅纹。根据口沿和颈部形制看似应有盖，疑出土时遗失。 羽翅纹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呈微型的羽翅状，它的粗端作云雷纹盘旋，细端作尖锐状，在一件青铜器上有数千个之多，整齐排列成带状图案。 此器曾定名为“罍”，根据考古发掘材料，罍是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中期止，而且罍有三只耳，除肩部两耳外，下腹部还有一只耳，而此器只有两只耳，故“罍”的定名应当更正。另由罍演变的“鑘”是两只耳，但是其行用期也是到春秋时止。此器出土于战国末期楚王墓葬，其装饰纹样羽翅纹也只是春秋晚期才盛行，故“鑘”的定名也不合适。 缶有尊缶和盥缶之分，尊缶是盛酒器，盥缶是盛水器，另有行缶也是盥器，用以盛水。古人用缶多为陶质，考古发现只有较大的少数墓葬中才有青铜缶，尊缶见于春秋中期，盥缶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根据此器的造型、纹饰和出土的墓葬时代应当为盥缶。 战国 楚王熊肯釶鼎 通高38.5厘米、口径67.5厘米、流长12厘米、腹深14厘米、足高30厘米。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此釶鼎是战国后期楚国宗庙祭祀礼器，圆腹直壁，平底，流口外伸，方耳外撇，三蹄足。腹部光素无纹，腹的上部饰一周凸弦纹，弦纹上端附方耳，下端紧挨着三蹄足，足根部高浮雕兽首纹，蹄足高峻雄壮，是为楚国末期青铜鼎的典型风格。口沿外壁镌刻12字“楚王盦肯作铸釶鼎，以共岁尝”。 关于铭文楚王熊肯的“肯”字，也有释成“前”字的，二释皆云通“元”。对楚王熊肯，诸家释意不一，然其出土地点在寿春楚王陵（今寿县李三孤堆），故多以楚顷襄王东迁国都至寿春后继承王位的考烈王熊元当之。此鼎如匜置流，自铭为“釶鼎”。青铜器中匜的自铭一般作“也”或“釶”，是祭祀时用以浇水净手的用具。岁尝的“尝”字，《尔雅 释天》云：“秋祭曰尝”。证明此鼎是楚王专为宗庙祭祀制作的重要礼器。 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于1933年被盗掘，致使第一手宝贵的考古研究资料遭到破坏，由于当时社会压力和地方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大部分出土物得以保存下来，根据相关调查材料统计，保存下来的出土器物达710余件，熊肯釶鼎就是其中幸存者。这批器物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寿县楚器群为研究我国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青铜冶炼史的发展，以及楚文化研究起到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战国 铸客升鼎 通高51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45.5厘米、足高33.5厘米。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战国后期楚国宗庙祭祀礼器饪食器，圆口、方唇、束腰、平底、方耳外撇、三蹄足。腹部外置四兽，攀沿探首，仿佛在窥探鼎内的香肴；与双耳垂直的内壁处，各浮雕一兽面纹，在腹内遥遥相对；腹外壁饰羽纹，蹄足根部浮雕兽首纹。鼎口沿刻铭9字：“铸客为王后小焤为之。” “王后”在上古有君王和王嫡（正夫人）两种含义，据史料记载和诸家考证，多认为此“王后”为王嫡之含义。“焤”为府从贝，即府库之府，小府即少府，少府为秦官，掌管宫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等。铭文大意为：铸客为王后少府制作此器。 铸客升鼎在李三孤堆楚王墓中共出土9件，大小不同，属列鼎。楚系墓葬自铭列鼎为升鼎，升是献的意思，有升进之意。《仪礼 士冠礼》曰：“载合升”郑玄注：“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升鼎乃是实牲体的祭器，是楚文化礼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此鼎造型生动壮观，工艺精巧别致，给人一种威严、震撼的神秘感，应为王后宗庙祭祀礼器中的正鼎。对了解战国末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楚国宗庙祭祀礼仪制度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战国 铸客大鼎 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深52厘米、耳高36.5厘米、足高67厘米、重400公斤。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铸客大鼎是战国后期楚国青铜饪食器。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羽翅纹，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变体鸟首几何纹，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12字“铸客为集…侶…”，；前足膝部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左腹外壁近底处还有极细的刻文2字。 该鼎铭文有数字因锈蚀辨认不清。口部铭文起首为“铸客…”，有释“铸客”是从其它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而非本国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的附属物，身份比较自由。李三孤堆楚王墓中出土有此类刻铭的器物很多，依惯例以“铸客”冠器物名，又因该鼎在众多楚器当中最为雄伟，当为楚王重器，特冠以“大”字，称此鼎为“楚铸客大鼎”。另铭文中有“侣”字，因此还有称其为“侣大鼎”。 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饪食器，在商周时期用它来“明尊卑，别上下”，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据礼书记载，西周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称大牢，减少鲜鱼、鲜腊二味。到战国时期“礼制”被破坏，列鼎制度不复存在，青铜器成为诸侯、卿大夫宗庙祭祀礼器，或宴乐、军队使用的实用器皿。 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见此鼎甚是赞赏，称其能煮一头大牛。此鼎不仅以雄伟著称，而且此鼎的耳、足是以分铸、焊接工艺制成，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铸造工艺水平，为研究我国两千多年以前金属焊接技术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战国 展翅攫蛇鹰 通高17厘米，身长24.7厘米。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鹰立于一平板之上，鹰首前伸，展翅，双爪抓住一首尾翅起的双身蛇，鹰身、翼、尾均饰有羽纹，圆雕造型，生动写实。 本器1933年由于楚王墓被盗掘而面世，墓内大多文物流散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虽有前安徽省政府尽力抢救，但最终也没有留下完整的墓葬资料，至今仍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关于该器的造型立意，有研究者认为鹰攫蛇代表了正义战胜邪恶，雄鹰是楚王争霸的象征。也有研究者认为，蛇为南方习见动物，代表着越国势力，楚怀王时楚国军队大败越国军队，并约在公元前306年灭亡了越国，势力东及安徽、江苏及浙江北部，消除了北上中原的后顾之忧，此攫蛇鹰当是对这一事件的纪念。果如此，则此攫蛇鹰年代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早于墓葬年代。 关于攫蛇鹰功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与同墓出土的大府铜牛相同，是为弄器，但考虑到器物形态，此观点仍有商榷之处。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的盖顶立鹤就是立于平板之上，平板亦即方壶的盖顶，立鹤和攫蛇鹰的器物形态完全一致，故本攫蛇鹰也有可能是某大型器物的盖顶。 战国中期 鄂君启金节 车节 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1957年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这是战国中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运输商品的免税通行证。鄂是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金节是自名。节为青铜质地，形似竹片，其中车节3件，舟节2件，5件合为一个圆筒形。金节表面有错金铭文，3件车节铭文均相同，计146字，2件舟节铭文也相同，计163字。从舟节铭文中所载史实可知此节当铸于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鄂君封地约在今湖北鄂城。车、舟节所载的通行路线分别为自鄂至郢的水陆路线。舟节规定鄂君使用的船只限额是150艘，自鄂出发，一年往返一次，水路的范围涉及今汉水、长江、湘、资、沅、澧诸水和11个城邑。车节规定运输限额是50乘，也是一年往返一次，陆路的范围涉及今河南南部和安徽、湖北等地9个城邑。节文中还规定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的办法以及禁止运输铜和皮革等。凭此节通过各处关卡即可免税。它是研究楚国的用节方法、制度、水陆交通、经济贸易、历史地理以及楚王与封君关系等方面重要的珍贵史料。 鄂君启节铭文为错金篆书，文字圆润秀劲，书体端庄辉煌，极为精美，在春秋战国铜器铭文中别具一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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