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心泽
“好读书”似乎是一种宿命，你周围的书呆子们少有不是从小就爱书如命的。小时候，父亲领我到镇上赶集，转到烧饼铺前，慈爱的父亲总会掏出俩血汗钱为我解馋，我一把抱住父亲的胳膊：“爹，我不饿，拿钱给我买本书吧。”我从小便是咽得下口水却挡不住书本诱惑的书呆子。古书上说，文曲星们满月那天，父母会在地上摆上兵刃、书本、骰子、胭脂等物，让小家伙们随意抓取，小家伙们必是一把便攥紧了书本。年逾不惑，我仍是一介凡夫，但每每想起这故事，总有不胜低回之感。
其实，好读书者的心灵似半封闭的幽林，习惯于从林隙看人生。偶然间他们接触到了书，书是沉默的，翻开来，一页页都是纷纭的人生。书给人打开了另一扇体悟人生的视窗，人与书一见钟情，互为知己相互溶涵，确有些缘定前生的味道。
好读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经过这一程序：先读小人书，后来识字多了，接触到一些通俗小说，看小人书的历史便告结束，等到读了几部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便又开始鄙弃通俗小说的浅薄。循着以上进程，愈渐觉得有必要对文学作品做不同角度的参照与关照，一般是先远涉上下五千年，后来就学会了站在哲人垒就的精神绝顶上俯视芸芸众生。
读书就是为人生佐餐，助益我们咀嚼出无尽的人生滋味，以不负此生。
中国人对“好读书”有个狭义认识，好像只有好读艺术、文化分量较重的书才好得正统，比如你仅读些玄幻小说权作消遣，怕要被人从“好读书”的行列中剔出来另立一档，定义为“好读玄幻小说”。这种认识未免偏激，但多少体现了中国人对高层次读书人的尊重。的确，读惯了成人童话，怕难以再走进严肃文学的深沉，至于读历史、哲学等典籍，更要有学者的工夫。做好一个读书人，真不是仅做消遣，有时甚至是负累不堪的苦差事，真正品尝到读书的乐趣，以致化苦为乐，需要在长期的读书过程中磨砺出的心境，陶冶出的心性。
心性洞开，才能体会到“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真趣。而这一身月色，正是读书人心灯渐亮烛照人生的华光。
民国时期有个李宗吾，精研二十四史，有《厚黑学》一书传世，世称厚黑教主，可谓洞透了中国几千年官场的无底洞，可让他自己也厚黑起来却不大可能，老先生也只是著书聊发愤世疾俗之情罢了。
不唯李氏，大多好读书者，都读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而付诸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有史家认为：韩非子固然是被李斯害死了，如果真让他治理秦国，怕难企及李斯，他主张帝王以“法、术、势”统驭天下，却抱有秦不亡韩的幻想，这就使自身的理论与行动脱节，竟死在自己“去其身”的理论上，这也是秦王对李斯不予追究而使韩非之死不了了之的原因所在。
在世人看来，好读书者或许在纸上能挥洒自如，一到现实中，便难免要碰壁。读书是关注现实的便捷方式，只要不认书为命，自可以以书山为径，向着理想中的人生勇往直前。之所以会在现实中碰壁，许多时候，是纯净的理想不愿向泥沙俱下的社会洪流折腰所表现出的自持。
读书的目的有二：一是增强生存能力，二是增加人性的光辉。倘若只取前者，则只要投身这洪流即可，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倘若想二者得兼，就会多了一份在现实的洪流中沉浮的痛苦。所谓“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新沐新浴之后，还能甘心在浊流中“逐其流而扬其波”吗？
面对浊流，郑板桥写下了“难得糊涂”四字，他的内心极其矛盾，因为，从糊涂中来，到糊涂中去容易，由清醒而强自糊涂，才是“难得糊涂”之“难”，这种时候，真正考量着人作为人的质量。
在浑浊的洪流中，屈原、柳宗元、苏轼们一个个疲惫寂寞地徘徊在人性的高峰之上，而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却顽强地矗立成一枚枚巨大的感叹号，千载而下，仍使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人格因之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