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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壮、瑶、苗、侗,及其他先民,
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铜鼓是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中最令人敬仰、最引人思慕的伟大杰作,也是广
西地方民族文化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宗无价之宝。
广西之有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代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这方面的物证。《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据考证,其铜鼓的产地也可能在今广西境内。
自汉代以后,广西铜鼓之见于文献记载者,真可谓史不绝书。
《晋书·食货志》曰：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
销坏无己,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阁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这里讲的是“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致使铸造铜鼓所需的铜料乏缺,而"官私贾人"将"国之重宝"的铜钱运到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晋代的广州辖南海、郁林、苍梧、宁浦、高凉、晋兴等郡,包括今广西、广东的绝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所谓"夷人"
就活动在两广地区的南部,后世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正是铜鼓的又一集中地区。而这些铜鼓,有的可能是溶炼从中原内陆输入的铜钱来铸造的。
《陈书·欧阳頠传》曰：
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欧阳)頠相善,故頠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稽,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 献大铜鼓,累代所无,
頠预其功。
《南史·欧阳頠传》记载与此相同。
兰钦所征讨的"夷獠",就是《晋书·食货志》上提到的"广州夷人",他们是拥有"大铜鼓"的民族。"夷獠"也称为"俚",《梁书·兰钦传》在记述钦征讨少数民族时就说"破俚帅陈文彻兄弟"。
可见"夷獠"就是"俚"。而裴渊《广州记》却说："俚僚铸铜为鼓,
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面阔丈余"的大铜鼓,只有广西、广东接境的云开大山区才有。所以,《广州记》、《晋书》、《陈书》、《南史》说到的铜鼓都有广西的铜鼓。
《隋书·地理志》曰：
自岭以南,二十余郡,……诸糠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
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搆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这里说的是铸造铜鼓的一种仪式,而存在这种仪式的地点是
"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其中当然包括广西各郡在内。铸铜为大鼓的"诸獠"也就是两广地区南部的少数民族。
唐代,杜佑《通典》"乐部"记载：
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
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的刘俑,到过广西梧州、容州、廉州、岳州等地,在他著作的《岭表录异》中记载了一面广西铜鼓：
咸通末〈874年),幽州张直方贬龚州〈今广西平南）刺史。到任后,修茸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
悬于斋室。
由此可见,在九世纪时,广西已有铜鼓从地下出土,并运往外地的记录。
到宋代,广西的铜鼓从地下出土的机会更多,已引起地方官和文人学士的重视。曾在桂林做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比范成大稍晚,做过桂州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对广西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作了详细的记录：
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
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
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大夫搜求无遗矣。
这种铜鼓造型美观,纹饰精细,蟾的形象富有变化,生动传神，能给人产生美感,"可以玩好",引起士大夫的广泛搜求。可以说,
在人们的心目中铜鼓是一种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广西出土铜鼓,还作为祥瑞载入《宋史·五行志》：
熙宁元年(1068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横州(今广西横县〉共获铜鼓一十。……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宾州（今广西宾阳）获古铜鼓一。
广西南丹和象州的少数民族首领,还向中央王朝进贡铜鼓。在封建时代,只有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或象征神圣意念的东西,才可作为贡品。
明、清以降,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有关广西铜鼓的载籍不胜枚举。它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及其有关的风俗民情,展现了广西铜鼓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
以及它与人们生活与精神文化意识的密切关系。
在两千多年铜鼓发展史的长河中，广西的铜鼓在整个大家庭究竟战居何种地位？如果说，我国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因为出土了大量时代古老，形态古朴的扫原始类型的铜鼓，而被确认为古代铜鼓的发祥地的话，地处五岭之南、连接南海与云贵高原的广西，因其蕴藏铜鼓数量之众多，类型之齐全，而堪称古代铜蚊的大本营，也是当之无愧的。
首先，从历史文献来看，有关广西铜鼓的载籍，自汉代以至明清，两千年来，真可谓史不绝书。关于这点，我们在前面一节已作了陈述。这种史不绝书的情况，是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这样大量、丰富的历史文献，对探讨铜鼓的来源、族属、使用方法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从使用铜鼓的民族来说，历史上生活在广西的民族，包括权代至隋代的骆越、句町、乌浒、俚、僚，唐宋以后的壮、苗、瑶、彝、侗、水等，成份极为复杂。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给人呈现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互相交融的多彩图景。尤其是当代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他们使用铜鼓的活动，如壮族的蚂拐节、彝族的跳弓节、瑶族的达努节，欢度新春和砍牛送葬，等等，都是使用铜鼓的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活化石”。对这些民族使用铜鼓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解开历史上许多的铜鼓之谜。
第三，广西铜鼓分布范围之广，蕴藏密度之大，也是世所罕有的。关于铜鼓的分布情况，前节也已缕述。但在那里着重谈的是现存铜鼓数，如将历代累积计算，其数字就更为惊人。据几个县的初步统计，灵山县历年累计五十多面，桂平县历年累计也突破五十大关。这是一个县历年出土铜鼓见于记载的统计数字，失去记载的究竟有多少，无法估算，这在别的地区也是少有的。现代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保存的铜鼓数也相当惊人。如1958年一次从柳州收购站征集到铜鼓三十一面，1962年又从柳州征集到二十二面，1964年再到柳州二级站征集到九面。1970年在南宁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三十四面，1972年从河池废品公司鉴选出三十五面。而这几个地点的铜鼓都来自桂西地区，如都安、巴马、东兰、南丹等县，可见这几县铜鼓蕴藏之多。1990年，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南丹县一次发还给当地瑶族的铜鼓就有十六面。我于1982年冬到南丹里湖瑶乡考察“砍牛送葬”习俗，一次见集中起来演奏的铜鼓就多达二十余面。据1987年上半年对都安瑶族自治县板升乡的初步统计，该乡现存铜鼓有一百零六面。
第四，从现存铜鼓的数量上来看，广西所藏铜鼓约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还强，居全国首位。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全国作了一次普查，当时收世故藏于国内各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机关和有关大学、研究所的铜鼓，总数为一千三百八十多面，广西各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所藏是五百0七面，最近七年，各地又有铜鼓陆续出土，年平均十面左右，散在民间还不计其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入藏的铜鼓目前已增至三百四十三面，不仅是国内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而且也是全世界收藏铜鼓最多的博物馆。
第五，从铜敲的类型来看，全国铜鼓分为八个类型，广西拥有其中的七个类型，而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三个类型的铜鼓都以广西出土铜鼓地点命名。仍以1980年的统计为例，全国藏冷水冲型铜鼓一百一十四面，广西为八十二面，占全国总数的
79．3%，广东藏十四面，其他散藏于北京七面，四川四面，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各一面。灵山型铜鼓全国藏八十九面，其中广西为五十八面，占总数的65％，广东藏十六面，其他散藏于北京五面，上海四面，湖南三面，江苏二面，湖北、四川各一面，数量很少。北流型铜鼓全国藏一百零九面，广西为五十二面，占总数的47．7％，广东省藏四十六面，其它散存于上海五面，北京四面，浙江二面，也微乎其微。广西是冷水冲型、灵山型、北流型的分布中心。遵义型铜鼓是一种有争议的类型，全国总数只有三十五面，广西占其中六面，在全国三十五面遵义型铜鼓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六面，广西占其一(桂平县)，有征集地点的只有四面，广西占其中之二(容县城厢和玉林县第二区)，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麻江型铜鼓虽以贵州麻江县命名，但它的分布中心在黔桂边界山区，广西西部是其重心，所以广西这类铜鼓收藏已达二百九十四面，也居全国之冠。石寨山型铜鼓以云南的出土地点命名，广西是这类铜鼓分布的东翼，但也出土了十面，在国内仅次于云南，位居第二。西盟型铜鼓的分布中心在滇缅边界，广西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两面西盟型锅鼓，但这两面铜鼓恰恰是这类铜鼓的最早形态，因而有可能，广西是西盟型铜鼓的发源地。
第六，广西铜鼓很大部分有明确的发现地点，有的有丰富的共存遗物，有的有明显的年代标识，为铜鼓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如1977午在田东县祥周锅盖岭出土一面残铜鼓，伴出有铜剑、铜戈、铜矛、铜斧等青铜器，其铜戈、铜矛、铜剑都有明显时代特征，可以推定这些器物同出于一座战国时代墓，因而也就确定这面铜鼓制作的时代为战国晚期。1976年秋在贵县罗泊湾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出土完整的铜鼓两面和已改制成三足铜案的铜鼓一面。这三面铜鼓都属石寨山型，共存的遗物一千余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这座墓的时代屑西汉初期，三面铜鼓当然也就是西汉前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制作的了。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四面铜鼓，同时伴出青铜器、玉石器四百多件，通过对比研究，确定它们属西汉前期。1955年春，在贵县高中一座土坑木椁墓里出土一面铜鼓，同出的随葬品还有铜壶、铜釜、铜博山炉、铁戟、陶壶和五铢钱等，可以确定它为西汉晚期。这些发现，补充了云南滇池周围石寨山型铜鼓的序列，也为石寨山型铜鼓自填池地区东传的时代和分布地域找到了可靠的根据。
1953年在岑溪县城出土一面鼓面和鼓身都印制有五铢钱纹带的北流型铜鼓，可为同类铜鼓的断代作参考。1962年2月灵山县绿术村出土一面灵山型铜鼓，鼓腹内有一枚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可以说明这面铜鼓是在唐**元年间或以后埋入地下的。
1956年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平遭乡出土一面冷水冲型铜鼓，鼓内有一件南朝时期的陶碗，1970年在横县云表六合村凤山出土一面北流型铜鼓，鼓内有黄釉陶瓷器碎片。这些都可以作断代的参考。有的麻江型铜鼓上有“道光年建立”、“道光二年建立”、“道光八年建立”等汉字铭文，更能确定它们铸造和流行的时代。
广西成为各种类型铜鼓的会萃之地，铜鼓数量之众多，品类之齐全，资料之丰富，早为世人瞩目。1980年全国首届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选到它的首府南宁召开，是有这个客观历史条件为背景的。对铜鼓研究者来说，广西无异于是一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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