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的学者有 梁启超 | 顾颉刚 | 朱熹 | 龙启瑞 | 严家炎 顾炎武 | 钱大昕 | 洪迈 | 钱锺书 | 凡尔纳 郑板桥 | 蔡尚思 | 胡适 | 汪辟疆 | 张舜徽 吕祖谦 | 朱自清 | 钱穆 | 王季思 | 王鸣盛 沈祖棻 | 程千帆 | 王筠 | 王念孙 | 邵懿辰 范希曾 | 陈寅恪 | 郑玄 | 季羡林 | 司马光 元好问 | 陈莹中 | 黄侃 | 王利器 | 郁贤皓 吕叔湘 | 裘锡圭 | 李焘 | 张晓峰 | 叶廷珪 王应麟 | 杨树达 | 陈垣 | 柳诒徵 | 李灵年 王云五 | 夏承焘 | 陈澧 | 郑天挺 | 谢伯阳 为什么要写读书笔记 写读书笔记最大的好处是能贮存著书立说的资料。常言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做学问必须依靠准确可靠的资料,如果读书不记笔记,单凭一些模糊印象来写论文,当然不可能获得成功。正因为写读书笔记是我们积累资料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人们干脆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梁启超还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
凡卓有成就的学者都在写读书笔记方面下过苦功。顾颉刚之子谈及其父时说:
记笔记还可以节省查资料的时间。现在虽然也有目录索引之类的工具书,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研究课题,这些工具书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研究的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将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以及资料线索随手记下来,使用起来当然会既方便又实用。 一边读书,一边写读书笔记,对书的印象将会更加深刻,对书的理解将会更加透彻。清龙启瑞说:
龙氏所说,当然不局限于史学著作,而具有普遍的意义。梁启超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还谈道:
记笔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迫使你在读书时思考。谁都不愿多写一个字,什么该摘录,什么不该摘录,都是四考的结果。严家炎说得好:
写读书笔记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有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都是读书笔记汇辑而成的,如洪迈的《容斋随笔》、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钱锺书的《管锥编》。顾炎武《日知录·自序》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逐削之。”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明显受到了《日知录》的影响,其曾孙钱庆曾称:“公弱冠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后著各书,即于其中挹注,又去其涉于词华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编定,题曰《十驾斋养新录》。”(《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3页)还有依靠写读书笔记从事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蔡尚思曾举一例:
怎样写读书笔记 胡适在《读书》一文中讨论过写读书笔记的方法问题,指出:
显然,第四类已超出了写读书笔记的范围,或者说是写读书笔记的最高阶段,兹不具论,仅对前三类略作介绍。 抄书 这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法。郑板桥曾对儿子说:
王筠在指导学生读书时也是这么要求的,尝云:
如果自己时间紧,当然也可请人代抄,当年蔡尚思在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就是这么做的。 不少古书都是抄录纂辑而成的。汪辟疆归纳道:
梁启超说:“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20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汉纪》提要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复云:“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 不少学者都将抄录资料作为写作的基础工作,如顾炎武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称其:“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梁启超评论道:
近人著述,如钱穆之《国学概论》也复如此,“正文仅为纲要”,(《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1页)主要内容是所称引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当然都是抄录而来。 2 写提要 这种方法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所读书进行把握,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根据提要、节要所提供的线索去寻求原文当然也比较方便。现存最早的读书提要当推《书》序、《诗》序。因为单是从篇名还不容易看出各篇诗、书的内容,所以阅读和传播《诗》、《书》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们加上了内容提要。如《诗经·鄘风·载驰》的小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再如《尚书·虞书·舜典第二》的小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汉成帝时,刘向父子整理图书,整理完了,往往写一篇提要,介绍书的作者、整理情况、书的内容,并且作出分析和评价。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然是这么做的。近人张舜徽读清人文集,每读一部就写一篇提要,一共写了一千多篇,后来选了八百篇编成《清人文集别录》出版了。他写提要的方法是尽量辑录原文,并标明出处,挺实用。现代出版的书发表的学术论文多有内容提要,对我们了解这些论著的内容和特点当然是有帮助的。 3 写心得体会 这种方法难度又要大一点,因为读书真有体会,还将体会写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代吕祖谦《吕氏读书记》中的部分内容大致属于这种情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书为“吕祖谦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阅之书,随意手笔,或数字,或全篇,盖偶有所感发,或以备遗忘者”。上面提到的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大抵也是这类读书笔记。今录洪迈《容斋随笔》两则为例。 其一,《字省文》:
其二,《喷嚏》:
这种心得体会偏重于资料考证,还有一种心得体会着重于对思想内容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学术短文,如朱自清的读书笔记《<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作者首先介绍了将《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前一书任中敏先生主编,民智书局出版,后一书任夫人王悠然女士编,大江书铺出版,都是散曲选本”。接着分析了《元曲三百首》内容上的特点和缺点,并结合诗歌中“归隐山林”这一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可谓一针见血,辨析入微。作者还论述了体裁与主题的关系问题,并指出:“散曲这东西似乎只够写写儿女之情,用来言志,总觉得有种俳谐气而不切挚。宋词除苏、辛一派外,似乎也是如此。……词这个体裁似乎根本上并不宜于言志。”作者最后道出了《荡气回肠集》“专取私情之作,以尖新为主”的特点,但是又指出:“在礼教高压的时代,读了痛快淋漓的,现在时移世易,却也觉得有点辽远了。”从而说明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道理。这则笔记虽然不长,但闪光的地方却很多。 3 做索引 如果我们自己有书,或者该书常见,容易找到,不需要摘录的话,还可以做题录和索引。题录可以只记录论著的题名与出处。索引可以写关键词,或主题词,或用最少的词句撮其要点,然后再注明出处。其优点是节省时间,中心突出,便于查找;其缺点是不如抄录原文那么直接了当,内容完整。 读书笔记写在哪儿 1 写在书上 最省事的方法是干脆买一本书,就在书上做记号、加批语、移录有关材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读书笔记附书以行,不易丢失;读书笔记可以和原文比照,容易收到直观的效果。所以,从事学术研究最好买一些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书。胡适说:
将读书笔记记在书上的方法起源甚早,汉代的郑玄似已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毛诗正义四十卷》提要称:“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 王季思介绍过古人常用这种方法,指出:
王季思还谈到人们常在书的天头地脚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称为“眉批”。不少线装书的天头地脚,都留得特别宽大,以备人们写批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称为文学批评,也由此而来。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脂砚斋批本《石头记》,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前辈学者都喜欢采用眉批的方法。殷孟伦在《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文中说:
有的学术著作就是利用批在书上的读书笔记写成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谈到了他的杰作《十七史商榷》的写作过程:“凡所考者,皆在简眉牍尾,字如黑蚁,久之皆满,无可复容,乃誊于别帙,而写成净本,都为一编。”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两本书,程千帆在整理时,用了沈氏读书时的批语。程千帆在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中说,有四分之一取自沈氏平日批在各种诗集上的评语。“旧释二十三首,也是她在各书上所加的评语。这些评语,除了已经改写为《浅释》的各篇之外,还有一些较为精审的。零璧碎金,弃之可惜,就又选抄了一部分,附录于后。”(《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0页)程千帆在《宋词赏析·后记》中复云:“姜、张两家词札记是从她手批的四印斋本《双白词》中辑录出来的。她的批语有的很简略,有的则比较详细。现在只能把较详的录出,因为这一部分对于读者的帮助可能大些。(《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0,245-246) 还有移录可同本书比较参证的材料的。如果书上的空隙处写满了,可再买一本,或另用纸写了贴在相关部分。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就是这么做的,柴德赓说:
很多学者都用方法积累资料,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专著也都是依据眉批写成的,如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程千帆《史通笺记》等。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之史部补证《跋》介绍道:“某案头初置此书一部,辄就知见,随手以硃笔补注眉上,积久上下眉无隙地,更置一部注之,如是者两三部,窃自比于桥西札记所载邵位西标注简明目故事。乙卯闲居,遂取数部审择迻录,合为一帙,成《补正》五卷。”(《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61页)当然,写学术论文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如季羡林介绍道:
2 写在卡片上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调动自如,有利于分析排比。宋人已普遍使用卡片,王季思说:
《金史·元好问传》称元好问“构亭于家,著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缀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金史》,中华书局,1975,2743页)既然用寸纸细字来写,当然也是用卡片的形式写读书笔记了。祁承?称宋人“陈莹中好读书,至老不倦,每观百家文及医卜等书,开卷有得,则片纸记录,黏于壁间,环坐既遍,即合为一编,几数十册”。(《澹生堂藏书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9页)从“片纸记录,黏于壁间”几个字看,陈莹中也是用卡片来记读书笔记的。 今人当然也爱用卡片。如王利器说:
郁贤皓也自我介绍道:
他研究李白的成果汇集成《李白丛考》一书,后来他撰写《唐刺史考》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说:“从1973年起就有意识地搜集刺史(太守、尹)的材料,制成卡片,几年以后积累的卡片竟数以万计。”终于完成了这部二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我与唐代文学》,《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171页) 目前图书馆用的卡片,多为7.5厘米×12.5厘米,我们用来摘录资料的卡片可以大小不拘。刘乃和介绍陈垣搜集资料的方法时说:“他抄资料都是用大纸的稿纸,有时也随手用‘另纸’,即零散纸头上,也就是我们所用的卡片。写在稿纸上的材料,无论字数多少,都是一个问题另起一页,一纸不抄两段材料,将来用起来方便。”(《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141页)季羡林钞资料的纸头似乎更随便一些。他介绍道:
吕叔湘的卡片则是长条纸,后人回忆道:“吕先生当年做的例句卡片,是用毛笔写在裁成长条的粗纸上,然后分门别类粘贴在废书页上。字作率更体,方正挺峻,字如其人。”(刘坚《吕叔湘先生学术述略》,《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裘锡圭用的卡片是自己用废纸做的,他说:“正规的卡片很贵,我极少购买。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还有一些是用印刷厂用纸时剩下来的边角料裁成的。正规的卡片盒我更买不起,只能用较浅小的放罐头等物的集装纸箱代替。直到今天,我还在用废纸裁成的卡片。”(《我和古文字研究》,《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458页) 剪贴图书或复印资料,也可算做变相的使用卡片。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陈澧》谈到:“先生治学之法:凡阅一书,取其精要语,命钞胥写于别纸;通行之书,则直剪出之。始分某经,继分某章、某句、某字,连缀为一,然后别其得失,下以己见。如司法官之搜集证据,乃据以定案也。余因阅《学思录》与《读书记》,而悟其法如此。”(《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页)周本淳也谈到过一个故事:“张晓峰先生攻人文地理,当时买书极易,凡遇到有用材料则剪下,床下有两巨箱皆所分类剪下之书,此法在当时不失为科学省时之作。王先生(王瀣,字伯沆)曾与之戏言:《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君则‘为书日损’。张先生一笑而已。”(《如是我闻》,《文教资料》1994年第1期,60页) 3 写在本子上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便于保存,如果每个笔记本只记录某类材料,则检索起来也不困难。宋人叶廷珪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的。其《海录碎事》原序云:“始予为儿童时,知嗜书。家本田舍,贫,无书可读。……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无不借,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尝恨无资,不能尽得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其文多成片段者,为《海录杂事》;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为《海录碎事》……”(《四库全书》本《海录碎事》卷首)《海录碎事》流传下来了,还保存了不少资料。 宋末王应麟撰《玉海》,是一位很博学的人,他主要也是靠本子来积累资料的,元人孔齐《至正直记》称其“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于该书提要中对《玉海》的文献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如杨树达、柳诒徵、汪辟疆等采取记日记的形式积累材料,也可算作将笔记写在本子上。如柳诒徵之孙柳曾符曾谈到:“先祖遗稿有《劬堂日记抄》数十百册,皆平时读书时编摘材料,间加按语,以备著述之用。”(《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1页)汪辟疆介绍道:“余年十四,随侍梁园。时五经甫毕,先府君日督课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文献通考》、《文选》诸书。日有定程,夜则疏记一日看读所得于日记册。日必三四百字,文事日进,即始于此。”(《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1页) 4 输入计算机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储存量大,检索方便,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 注意事项 1 一定要注明出处 我们写论文要言必有据,注明引文出处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写读书笔记时就应当不厌其烦地详细注明出处。谢伯阳曾经对笔者说,他和他的岳父凌景埏花了数十年时间编成《全清散曲》,起初未注明出处,出版社的同志要求他们一一注明出处,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重查资料来源。我们应当记取这一教训。我们在注明出处时还要做到详细而准确。文献名称、文献作者、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报刊名称、发表时间,乃至页数都要写明,否则复查起来非常困难。 2 来自实践中的信息也可以写入笔记 我们做学问的信息,一部分来自文献,一部分来自社会实践,所以我们既要读有字书,也要读无字书。我们的读书笔记既可摘录文献资料、也应记录来自社会实践中的有用信息。《论语·卫灵公》云:“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御,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可见这种做法,起源很早。后来的各种各样语录,大抵也是学生们将老师的言行记下来汇编而成的。 近人夏承焘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学生蔡义江回忆道:“夏先生手边有一本小笔记本,在谈天中,他时而拿起来写上几句。不论是我转述读过的书,文章中的话,耳闻别人的谈吐,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见, 只要夏先生觉得有点意思的,他都会记下来。老师们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的,不但从来未遇到过,实也闻所未闻。”(《忆夏承焘师》,《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李灵年也将听来的有价值信息写成笔记,其《闻学琐录》,文前说明云:“予从事学术研究有年,与众多前辈学者有不少接触,或论学术,或谈逸事,随时恭录,散见于日记之中。自愧不敏,不能窥其堂奥。只是陈迹惟恐湮没,雪泥鸿爪,可飨后来学子,故一鳞一爪,不嫌其琐屑,摘取发表,公诸同好。”(《闻学琐录(一)》,《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今举一则为例:
吕叔湘说过“朱(自清)先生身边经常备个小记事本,听到别人说一句话他认为值得注意的,马上记下来,积累多了,自然从中发现好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刘坚《吕叔湘先生学术述略》,《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可见听来的信息记下来对选题也是大有帮助的。 3 应当有指引卡或编索引 资料积累多了,不便检索。为此,要给资料卡片做指引卡,要给书本编制索引,用电脑贮存资料,一般都会预先设计好检索途径。所谓指引卡,就是在卡片盒中高于普通卡片的卡片。其高出部分是用来写关键词或类目名称供检索用的。王云五说:“关于利用卡片的方法,凡就所读的书,对其内容某一段落认为足供将来参考者,可以卡片列其标题及所见书籍的页数,再将积累的卡片分类排列,则于应用时一检有关的标题,便可以在已经读过许多书籍的某些页中同时搜集许多有关的资料。”(《漫谈读书》,《谈读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42页)王氏所说的分类排列,其类目就是写在指引卡上的。王氏强调了用卡片来做资料索引,其实也可以用卡片来摘录原材料,或写自己的体会。 4 最好单面写 为了节约纸张,一般人都会在一张卡片或一张纸的两面摘录资料,这会给我们写论文时排比与剪贴资料造成一定的困难,而单面写笔记就会避免这一缺点。 5 一张卡片只抄一条材料 刘乃和称陈垣:“他抄材料都是用大张的稿纸,有时也随时写‘另纸’,即零散纸头上,也就是我们所用的卡片。写在稿纸上的材料,无论字数多少,都是一个问题另起一页,一纸不抄两段材料,将来用起来方便。”(《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141页) 6 要勤笔免思 我们在读书时常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读书读得非常起劲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停下来摘录有关资料。而书读完了,时过境迁,往往又找不到想摘录的资料,或者没有兴趣去摘录有关资料了。刘乃和介绍陈垣的一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郑天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刘泽华《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436页)最好的办法是随读随记,或者一边读一边写上需抄资料的页码并用铅笔做上记号,待读完了再摘录。胡适云:“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吴淞月刊>发刊词》,《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43页)吴淞月刊> 7 将引文与自己的话严格区分开来 我们在摘录材料时,往往写上自己的感想,或者为了文从字顺,而加上自己转述的话,如果不用引号,或采用其它方法加以区分,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将难以反映引文的原貌。 8 用什么方法应当先具体分析一下 譬如自己有书就可以将读书笔记写在书上,再做个索引就可以了。需抄的资料又多又零碎,最好用卡片。已经有了书、论文或文稿,就可以将新获得的材料就批在书、论文或文稿上,如果再抄成卡片放在卡片盒里,就很难找到了。 >摘自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荡气回肠集>元曲三百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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