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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余华《活着》主题探析(贡发芹)

2017-03-11  细娃要读书

                     

                              余华《活着》主题探析

 

 

                                  亚鲁        

            (明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 明光 239400)

 

    摘要:余华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早期小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描写血腥、暴力、死亡为主。小说《活着》是余华创作中的一个分水岭,是余华在自己革新先锋派小说创作技艺过程中探求出来的一项成果。《活着》中的所谓“活着”,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挣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续的最原始的过程和状态。活着也好,生存也好,必须面对艰难。《活着》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讲述的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活着本身很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含义。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就是一种胜利。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事!生不可选,死不该选,惟有硬着头皮坚持活着!作家余华创作上的突破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活着》的形成有许多背后的因素。弄清《活着》来龙去脉,才能更深层次理解《活着》主题。他的前后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的不同。小说《活着》中“活着”的生存意识是9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这是90年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寻求向上发展的努力受挫后转而向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怎样把知识分子充满社会责任的主体精神同社会底层民众相联系,也就是说怎样一边避免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眼高手低,一边又从民间世界吸取真正有益的精神养分,以求达到一个比“活着”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生存状态。读者还应当关注一下《活着》的来龙去脉,这对全面理解小说《活着》的主题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关键词:余华  活着主体 探析

                             

                           一、余华与他的《活着》

 

   余华祖籍山东高唐,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即余华名字的由来)迁居浙江海盐县。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科医生,5年后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任职。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在鲁院期间,结识了女诗人陈虹,后来两人结为伉俪。因陈虹在北京工作,余华因此迁居北京10余年。现居杭州市。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苏童、格非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意日等1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他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评论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90年代最具有影响的10部作品”。另外,《活着》还获得台湾《中国时报》10本好书奖、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和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余华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文学骑士勋章骑士勋。长篇小说《活着》由张艺谋执导拍成电影,获第四十七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人道精神奖,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之一,全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全国“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国际大奖,这使本已著名的余华因此更加著名了。

    余华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活着》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自1993至1998年该书发行量还不足1万册,并没有引起社会和广大读者足够重视。《活着》,自1998年5月由海南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来,畅销不衰,至今已发行舒适万册。并且据北京城市等各大书店介绍,该书自上市以来,经常脱销,实属少见。
     余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从事先锋文学的写作,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余华的早期小说以描写血腥、暴力、死亡为主,着重写人性恶,他展示给读者的基本上是人性和世界的阴暗面。他小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谢有顺曾指出:“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认,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的一个主词。”余华说:“那时期的作品体现我欧化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就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的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的推断之中。”进入90年代,他关注的重心逐渐转向民间,开始对一些平民和小人物进行贴近生活本身的观察和审视,提供了一种以平实坚忍的民间视角来反映严峻艰难的现实生活的可能途径,因而得到了社会和读者更多的认同。

    《活着》是余华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们可通过《活着》说明一个真理:写作是要凭借天赋的。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过程中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同时,也说明另外一个真理,“写作是不能完全依靠天赋的”,余华的先锋性写作在经过了10多个年头之后,于1995年左右的时候彻底跌入了低谷。事实上,这在当今中国文坛上还是具有相当广泛性的。

    1980年以后崭露头角的作者中,都曾经贴过先锋的标签,不过,他们在90年代前后,悄然进入了他们曾经不屑的主流文学。当然余华等少数几人坚持的时间甚至还要更久一些,不过,他们还是不得不融入主流,这是事物发展必然趋势,孤单久了,谁也受不了。
    有人这样认为,《活着》是作者余华在自己革新先锋派小说创作技艺没有突破,先锋意识资源渐渐枯竭的时候,探求出来的一项成果。也许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很有可能象孩子一样信手涂鸦,写下一个开头。如果用这个开头对照余华的自身经历的话,会发现惊人的真实性,事实上,游手好闲可能是余华写作的最初动因。

    作品在作者精雕细琢之前,可能称不上是真正的创作。在余华的创作处于低迷的时候,写作其实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活着》是一篇在随意中完成的小说,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与所有好作品一样,是一种偶拾,或者是一个运气。最初时,并非刻意而为。

    《活着》的故事情节是:地主少爷富贵嗜赌成性,最终赌光了了家业,变得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富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壮丁,后来成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悉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聪明可爱。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下老迈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夕阳下咀嚼往昔时光。

    所以,作者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视,他们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他解释:“活着”,作为一个词语,在我们汉语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这就是余华与他的《活着》。

 

                           二、     活着就要面对艰难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生存意识论的奠基人叔本华说过:“人生即是痛苦。”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余华用长篇小说《活着》形象地阐释了这一千古哲学命题。

     余华长篇小说《活着》中的所谓“活着”,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挣扎,是痛苦地生存,是生命延续的最原始的过程和状态。活着也好,生存也好,必须面对艰难。

     既然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那么当一系列的苦难,有时甚至是永无休止的苦难就象无穷无尽的风一样始终跟随袭击人的生存旅程时,或者说,面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降临的一个接一个灾难,人会怎么样?人能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这是人在面对活着、面对生命、面对存在时不得不思考而且无法躲避的一个根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命题解答的方式决定着主体处理个人与内心,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决定生存的艰难程度。

    《活着》这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掀起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波浪,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农民福贵在“我”面前讲述了他的坎坷一生,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历经了无数的苦难沧桑,亲眼见过了许多人的死亡,而他仍然活着,并且还可以回忆别人的死亡过程。他原来是一位地主少爷,年少的时候,是一个浪荡子,又嫖又赌,无所不为。抗战爆发后,他在输光了家产——100亩田地,沦落到社会的最低层。父亲在痛骂儿子后,挺直腰板,变卖了家产,为儿子还清了赌债,但也随之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大便时调入粪缸,死了。不久,母亲重病,福贵不得不进城请医生,但医生没有请成,却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两年后,他回到家中时,得知母亲早已病死。虽然是新社会了,却遇上了熬过了3年大饥荒,艰难刚熬过去,儿子有庆却死于无辜,医生为了救县长的女人,超量抽血,无情地剥夺了他的生命,女儿凤霞嫁给了在城里做搬运工的二喜,出嫁时风光得全村人都为之大吃一惊,但仍然不久死于难产。3个月后,妻子家珍死于困扰她多年的软骨病。4年后,女婿二喜死于工作时的一次意外事故。3年后,外孙苦根吃豆子时活活被撑死。面对一场又一场的死亡,让人存不禁感到生存异常艰难,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无端的不测和风险在等着你。这其中,如父亲的死,有庆的死,属于人祸,母亲的死、凤霞的死、家珍的死因为疾病,二喜的死来自意外事故,至于苦根的死,似乎纯属一个故事。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脆弱,而且越叙述,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测的成分就是越大。就更能体会到命运的可畏和生存的不易。面对军官的暴躁、战场上呼的子弹以及被围后的饥饿。女儿凤因为发高烧,成了聋哑人。解放后3年的大饥荒。大炼钢铁连有庆的两面三刀只羊也保不住了。新中国的医生为了救新中国的县长夫人直接致使有庆死于非命实在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愚昧的村人对凤的残疾和嫁不出去指指点点。福贵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要拼死拼活地下田种地,辛苦劳作。却仍然在最穷困的生活水平上苦苦挣扎。对福贵来说,最感到“活着”这种状态受到致命的东西,比如漫长的无休无止的饥饿,比如队长的一句话砸了全村的锅,又一句话,全村人又都去买锅,再比如从他一开始就很苦,到了70岁,有了外孙。仍然“苦是苦,累也是累”。这种活着本身就是苦难。不管苦难多大,都要艰难的生活下去,这样才能体现苦难的本质。

福贵的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儿子死了,女儿死了,妻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孙死了,战友死了,赌友死了。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死了……这本不断死人的书,却取名《活着》。

    并非毫无道理。至少书中有个名字叫福贵的老头到书的结尾时候还没有死,一直艰难地活着。他活在死亡频频发生的阴影中。余华说《活着》“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他的意思可能是:既然你还没有死,那就先活着吧。小说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

如果离开时代以及小说涉及的时代的意识形态想读懂这本小说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一些诡异的玄机让很多人都津津乐道:因为他输了,所以他赢了。福贵跟龙二赌博,输掉了家里的田产,所以他后来躲过了被当作恶霸地主遭枪毙的厄运,代替他的是龙二,福贵因此是赢了。但这本书的深意应当是它接下来的发问:赢了又怎么样呢?这样的活着其实生不如死。果然是我去死,你去活,谁比谁更好,现在你知道。

     小说可以说是一部死亡发生学。这里的死亡是那样的多姿多彩。福贵的父亲是从粪缸上摔下来死的;福贵的“战友”老全说完“老子连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一下子死了;福贵的赌友龙二死前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福贵的儿子有庆献血时被活活抽血抽死了;福贵的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死了……福贵就是这样,已习惯了面对死亡——福贵的妻子家珍说:“福贵,有庆、凤霞是你送的葬,我想到你会亲手埋掉我,就安心了。”福贵在家珍死后,欣慰的也是:“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已冷静得不能再冷静!

    作为一本死亡亲历记。死亡被文字立体化,被文字的手触摸:“有庆躺在坑里,越看越小,不像是活了13年,倒像是家珍才把他生出来。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出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凤霞死后躺到了那间小屋子里……我站在雪地里听见二喜在里面一遍遍叫着凤霞,心里疼得蹲在地上。”没有安魂曲,没有死后世界的消息,死亡赤裸,直截了当横陈在世人的面前。让人读后酸楚之极,却无以言表。

 

                               三、     生命得艰难活着

   

      活着本身很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含义。

     毋庸讳言,世上的苦难大多数都是降临在最底层的平民特别是农民头上,而底层农民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地位的低下,要想改变自己的真实生存处境,几乎没有可能。面对冰冷的现实,面对巨大的苦难,只能任命。

     自土地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或者说就是小说《活着》所描写的时间跨度1940年—1980年这段时间里,由于长期政治需要,突出阶级斗争目的,再三强调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的战斗性及革命性。而实际情况与正常的政治话语的表面现象恰恰相反。只要底层农民不处在一种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也就是不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境地,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太渺小了,不愿也不敢冒着丧失生命、连活着都成为奢望的最大危险去斗争,他们谁也不愿以卵击石,这才是长期被政治话语掩盖的民间真实。

     话说回来,正因为这些底层民众如此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他们无法去抗争苦难,无力去否定苦难,最终只能承受苦难,此外别无选择。只要苦难压力没有超过死亡,忍受是他们唯一正确的途径,任何奇思妙想、先进行动都是不现实的。
    在小说的主人公福贵身上就表现出成了极强的承受苦难的能力,无论是国家民族的风云变幻,还是基层农村的朝令改,所造成的都是福贵来忍受、来承担,从一开始福贵下去种地,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到最后一人一牛地犁地,福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用劳动来默默地承担苦难,无论自身和生存目的受到多大打击,福贵永远不会游手好闲,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他变成了一个骨子里的底层农民,只有劳动,只有种地能让他感受到生存的脚踏实地。

     小说《活着》故事发生的时间大致是1940到1980年。按照常理: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今天的生活一定比昨天蜜甜。但落到福贵身上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他的人生中充满了死亡。死亡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死亡成为你的习惯,然后只能期盼死亡,把死亡当成一种愿望,死亡至少可以结束痛苦,比活只能继续承受痛苦。

作者在自作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结合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忍受苦难的巨大国量在保证本民族的延续性上,作用不可低估。
    忍受苦难的顽强和坚韧需要内在的精神高度的支持。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中的民间道德,困此,他们善良、仁爱、淳朴、诚实、讲义气。但仅有这些远不足以使他们在苦难重压下自适自足。在这些优秀品质之内,他们有着不无乐观的心态,也正因为乐观,他们往往承认苦难存在的同时,认可命运无可改变的同时,对未来尚存有可怜的希望。因此,福贵孤苦的晚年还能用埋葬了全家人,没有牵挂、自慰。家珍死时对于自己苦难的一生也感叹道:“做人能做成这样,我也就知足了”。他们的希望可怜而廉价,也许甚而有些自欺。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固然不会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也不会理解知识分子孤愤绝望的战斗姿态,但是如果连希望都没有,他们又比什么去面对无尽的苦难呢?如果他们看穿自己真实处境,他们还会有对苦难随力吗?这种平和、乐观的心态带来的是“顺天知命”的生活姿态,这无形之中帮助他们看淡了外界的苦难,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年复一年,他们的生命力由此也竟磨得异常坚韧。

    《活着》为读者明确了这样一个主题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在这里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 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活着”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或者说,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就是一种胜利。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事!生不可选,死不该选,惟有硬着头皮坚持活着!


                          

                  四、活着的来龙去脉
    

     作家余华创作上的突破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活着》的形成有许多背后的因素。弄清《活着》来龙去脉,才能更深层次理解《活着》主题。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余华小说中不动声色、不动感情,毫无价值取向的叙述为其赢得了“冷漠的余华”的评价,但余华这种对罪恶、死亡暴力的极端场面的描绘,实际就已经暗示了他对社会的批判。更何况当时的余华对人作为一种存在在各种条件下的异化极端敏感,因此,较前更深刻的是他对异化后的人异化场面及被异化情节的极端描绘,在其中大量显示人性恶和人性中理性的匮乏。这种姿态是与知识分子主张精神和批判意识异常高涨的大环境相符合的。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的文学姿态开始改变,由先锋趋向对民间世界的认同,叙述风格由怪异转为平实,叙述场面也由暴力、死亡等极端情景深入日常人的平凡生活姿态。这种转向当然和余华个人在风格上寻求突破有关。但是突破以往的风格以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出现更多取决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的主要变化是从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转为执著的生存意识,由关注社会变为关注内心,由“启蒙精神”统领文坛变为在市场经济冲击的文坛分化。余华在此时将支撑自己作品的精神支柱由向内寻求精英意识、启蒙思想变为向外寻找底层民众 “活着”的坚韧、生存的理念,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余华的前后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的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弥补了20世纪文学,尤其是建国之后文学在真正地关注个人关注内心上的不足,促进了文学的多样化,多少也矫正了80年代对精英意识的过于务虚现象。但是,这种“活着”的自下而上意识同时也有着内部逻辑上的断裂和外部实践上的缺失。
    在内部逻辑上,这种纯粹“活着”的自下而上意识与阿Q精神,奴隶意识是否存在本职区别呢?余华在此书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但是在作品之中,最感人之处往往不是是非曲直。讲述福贵如何忍受漫长的苦难固然以淡泊的语言和严峻的现实之间形成鲜明有力的对比,但在这对比之中,更吸引读者注意写得更好的往是对严峻现实的细致刻画,仅仅对于人物,读者记忆更深的也显然与漫长的忍受形成对比的偶尔几点主体意识的闪现。如父亲挺身还赌债,福贵领回送人的女儿,有庆死后福贵怒打县长,忍受需要界限,此界限是由主体来决定的。如果没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作为支撑,那么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在外部实践上,作者将之和为民间底层民众的一种生活姿态来宣扬也有很多问题。首先底层民众的也有很多藏污之处,其次,这样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放弃。面对苦难知识分子首先想到是抗争是战斗,而底层民众首先考虑的则是忍受,是“活着”。生存中知识分子考虑最多的是责任的问题;而底层的农民则考虑怎样避过苦难,仍是“活着” 活着是第一位的。知识分子在“活着”中寻求终极的价值,有时不免孤愤绝望;而底层民众则“为活着而活着”。这种断然放弃无论是从作品内部的精神力量来看,还是从其社会性来看,都是有些贸然的。

    这种纯粹“活着”的生存意识是9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这是90年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寻求向上发展的努力受挫后转而向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怎样把知识分子充满社会责任的主体精神同社会底层民众相联系,也就是说怎样一边避免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眼高手低,一边又从民间世界吸取真正有益的精神养分,以求达到一个比“活着”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生存状态,

     不是忍受,是“活着”。活着,是一种态度,它是一种坚强的忍耐。我们应该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这不仅仅是尊重生命,也是尊重那些离开的人,他们都希望活着的人好好地活着。正像作者自己所说:“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陪伴下活着。”一个人从生下来那记得起,死亡就无时不陪着他,但他仍然淡然地活着,这是一种从容不得的态度。哪怕是活着的过程中有人先我们而去,我们也仍应保持这种态度。

     这样说来,读者还应当关注一下《活着》的来龙去脉,这对全面理解小说《活着》的主题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2011年5月6日

   亚鲁,原名贡发芹,男,1965年10月生。大学文化,安徽省明光市政协常委,明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理事,滁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历史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当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捻军研究学会特聘理事。

通讯地址:安徽省明光市广场路38号,明光市政协办公室。邮编:2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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