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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哪里来？ 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谜题的追问从未停息。但，仍无定论。 1921年，在河北省阳原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位法国传教士偶然发现了一些第四纪的动物化石。 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在村庄周边3公里内，人们发现距今约200万年的人类活动遗迹，这对亚洲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提出了新的命题。在村庄周边2000平方公里内，遍布着二百余处早期人类遗址，其中40处达百万年以上。密度中国仅有，世所罕见。 这，就是全世界史前考古的圣地之一，记录东方人类起源、演变过程的天然博物馆——泥河湾。 泥河湾河北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河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谢飞，是近30余年泥河湾遗址群考古的重要亲历者。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积累下的考古发现，让他相信，东方人类从泥河湾走来。而且，这里很可能是除非洲之外，人类长期生活的另一个“老家”。 泥河湾村 从无名小村到史前考古圣地 3月1日上午，在河北省文物局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65岁的谢飞。笔直的身材，清瘦的脸庞，看上去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谢飞 与泥河湾的缘分，谢飞说，“是自己争取来的”。在泥河湾还没现在这么“红”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盯”上了那里。 1982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层古生物专业硕士毕业的谢飞，放弃了多个留京工作的机会，想方设法来到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上学期间，讲到第四纪地质学，必提世界标准地层泥河湾。我当时就琢磨着，毕业了就奔泥河湾碰碰运气。” 让谢飞好奇的“第四纪”，被称为“人生代”，是地球历史纪年中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从约260万年前开始，延续至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灵长目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而当时的泥河湾，被认为是古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 让这位北大高才生没想到的是，他竟险些被省文研所拒绝。 “领导一开始不要我，说你一个搞地质的、找水的，哪能干考古？”最后谢飞好不容易才被接收。 其实，谢飞所学的地层古生物专业有正对口的考古领域——旧石器考古。 只是作为史前考古圣地的泥河湾，当时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双古所”）负责，而省文研所开展的所有项目都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考古，“一个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都没有”。 1983年9月7日，中科院双古所贾兰坡、卫奇两位旧石器考古学家到泥河湾进行东谷坨遗址的考察发掘，省文研所派谢飞陪同并参与了发掘工作。从这次起，河北省文研所才代表河北，正式参与到泥河湾遗址考古工作之中。 而在这之前的60余年里，泥河湾遗址的发现、命名和考古研究，是由一批闻名史前考古领域的中外专家学者接力完成的。 如今，在位于阳原的泥河湾博物馆长廊里，8位考古学家的画像依次排列，分别是杨钟健、裴文中、王择义、贾兰坡，以及柯德曼、德日进、巴尔博、桑志华。他们是为泥河湾考古做出杰出贡献的4名中国考古学家和4名外国考古学家。 20世纪初，人类起源“亚洲说”正风靡世界。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因此来到中国，寻找“人类的故乡”，而目标之一就是今天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被认为在百万年前有着最适宜人类起源的自然环境。 泥河湾村，当时阳原县化稍营镇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就处在这个过渡地带上。 1921年，法国传教士文森特来到泥河湾村传教，他在村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贝壳、蚌类和哺乳动物化石。 就这样，泥河湾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程，拉开了序幕。 对史前考古有一定了解的文森特，把化石的发现和泥河湾村一带特殊的地质地貌告诉了同在中国传教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和美国的地质学家巴尔博，几位国外专家先后前往泥河湾村进行地质调查、化石采集和发掘。 1924年9月，巴尔博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刊》发表地质勘查报告，第一次将以阳原桑干河沿岸的晚新生代湖相沉积命名为“泥河湾层”。 自此，“泥河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名字成为了考古学中一个专用学术名词，进入了科学的殿堂。 紧接着，“泥河湾动物群”“泥河湾盆地”“泥河湾裂谷”……随着越来越多与泥河湾相关联的专有名词出现，泥河湾的考古学价值受到中外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瞩目，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 但当时的专家学者们，将泥河湾考古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地质和动植物化石研究上，这里是否存在远古人类，在当时还没有考古证据。 然而不久，另一项来自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发现震惊了世界。 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首次发现了距今50万年到2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周口店，泥河湾？敏锐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两地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而且，紧邻周口店的永定河上游分成南北两支，南支便是发源于山西、流经泥河湾的桑干河，二者一脉相承。 会不会，北京猿人从泥河湾迁徙而来？在泥河湾，是否存在着更古老的人类族群？ 裴文中，这位日后泥河湾考古的奠基人，在1937年出版的《史前考古学基础》一书中大胆提出：北京猿人以前，人类有发现之可能的地方就是泥河湾。 1957年，长期主持周口店发掘研究的考古学家贾兰坡明确提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 两位考古学家的假设和推测，极大鼓舞了像谢飞一样的年轻考古人，一批又一批考古工作者因此奔向泥河湾，找寻更古老的人类遗迹。 “大象餐桌” 百万年前的人类在此聚餐 在张家口，沿109国道到达阳原县化稍营镇后，向西南方向走出几公里到达官厅村，就可以看到一个写着“泥河湾地质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竖碑。 放眼望去，这里，黄土大片裸露，在岁月和风雨犁成的沟壑中，粉红、翠绿、黄红各色泥岩形成多彩地层。眼前沟壑纵横、植被稀少的景象，让人不禁困惑——这近乎不毛之地，怎会是最适宜远古人类起源和生活的家园？ 然而，考古告诉人们，在百万年前，泥河湾是另一幅图景。 那时，泥河湾一带是一个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水域几乎占据今阳原全部、蔚县大部和山西省雁北地区一部分。大湖四面环山，烟波浩渺。岸上气候温暖潮湿，有辽阔的草原，高耸的山峰，可谓古动植物和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天堂。 借由泥河湾发现的古生物化石，谢飞描绘了一幅泥河湾远古的“动物世界”：温暖湿润的湖畔，生活着体型庞大的草原猛犸象，威猛张扬的剑齿虎，外表狰狞的披毛犀，性格温顺的转角羚羊，还有善于奔跑的三趾马、三门马，行动笨重的野猪，天生美丽的各种鹿，机灵好动的五指跳鼠。 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湖底上升干涸，只剩下现在的桑干河。干枯裸露的湖底受河流侵蚀，变成了丘陵、台地、盆地。 今天东西长80余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的泥河湾盆地，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著名的“泥河湾地层”，也因此裸露出来。 顺着竖碑一旁修建的木栈道下坡去，就到了泥河湾最重要的遗址群之一——小长梁遗址。1978年，经过中科院双古所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这里出土了1000余件石器及三趾马、古菱齿象等古动物化石。 在泥河湾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时出土的部分石核、石片等石器，它们尺寸都很小，重量在5至10克之间，最小的不足1克，属于轻型打制石器。考古工作者经过比对发现，这与时代比它晚的“北京人”使用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被认为是“北京人”文化的先驱。经年代测定，小长梁遗址距今136万年。 “这是在泥河湾第一次发现百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址，它一下坚定了我们在更古老地层中寻找古人类遗迹的信心。”谢飞说。 终于，2001年，泥河湾考古工作者取得了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发现。在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的马圈沟遗址考古中，以谢飞为领队的考古队发现了约200万年前古人类群食大象的“餐桌”。 今天，在泥河湾博物馆里，当时的发掘场景被生动复原。 在发掘探方的南部，散落着一些大象的骨骼，周围有石制品、动物遗骨和天然石块等遗物密集分布，在多数动物的遗骨上，还可以看到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更有趣的是，其中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大象肋骨之上，生动展示了古人类群食大象，刮肉取食的瞬间。谢飞的蜡像也跪在发掘现场，正用小毛刷清理着一处大象肋骨的化石。 经古地磁年代测定，这一遗址层距今约200万年。 “我们猜想那是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口渴来到湖边沼泽喝水觅食，其中一头年老体弱的大象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恰巧，一群原始人来到此地，机会难得，立即从岸边搬来石头，捡来棍棒，连砸带刺，将在沼泽中挣扎的大象捕杀。之后，他们又在现场打制石器，剥皮割肉，敲骨吸髓，饱餐一顿后离开。之后，他们又反复数次来此进餐，直至食物殆尽。期间，还有鬣狗曾经光顾过。今天所揭露的这一生动而真实的远古人类进餐遗迹，是对当时人类捕杀猎物、开膛破肚、茹毛饮血等餐食过程的逼真写照。”谢飞娓娓道来，200万年前远古人类的一场盛宴似乎就发生在眼前。 “当时的人类只是生物链中的一环，力量弱小，是打不过大象和鬣狗的，所以只能偶尔吃些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余肉、腐肉，平时则主要以植物的草叶、果实和种子为生，像这样的盛宴是百年不遇的。”谢飞解释说。 马圈沟遗址“大象餐桌”复原图 谢飞在马圈沟遗址考古现场 马圈沟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层位最低、时代最早的泥河湾遗址，远古人类就餐场景的发现，一下将人类在东北亚存在的事实前推至200万年前左右。 在史前考古学界，目前普遍认为位于非洲坦桑尼亚的奥杜维峡谷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这一带，发现了很多早于距今约200万年的早期能人遗迹和遗骨化石。而马圈沟遗址“大象餐桌”的发现，在那里并不多见。 泥河湾，这个“东方之奥杜维峡谷”，有可能是非洲之外，人类早期繁衍生息的另一个“老家”。 事实上，泥河湾发现的旧石器遗址数量远远超过了奥杜维，但唯一遗憾的是，泥河湾迄今没有发现早期人类化石。 对此谢飞解释：“与远古时期的象、马等动物群相比，人类数量稀少，生活很被动，要跟自然环境、野生动物艰苦抗争，而且泥河湾是旷野遗址，远古人类多数居住在树上，与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的周口店洞穴遗址不同，这里不利于人类化石的形成、埋藏和保存。这种情况下，人骨保存下来且在适宜条件下变成化石的几率非常小。” 但谢飞相信，未来在马圈沟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遗址不是一个文化层，而是十多个，说明人类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目前泥河湾遗址发掘面积非常小，随着发掘的继续，发现人类化石应该是早晚的事。” 两百万年 远古人类的“长信”从未中断 读考古史很短暂，人类的进化却很漫长。 泥河湾所跨越的旧石器时代，约200万年。而在泥河湾盆地这片广阔的区域内，要寻找细小的石器、化石，不难想象，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吃不了苦，考不了古。”谢飞说，考古人员在大山之中住工地、宿帐篷、风餐露宿是常事。在泥河湾考古的这30多年，他几乎走遍了当地的每一道山沟，有时为寻找遗址，一天能翻五六座山头。 而且，史前考古工作者要掌握的技能，与一般历史考古工作者不同，需要广泛的地质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知识储备。 即便如此，寻找遗迹化石的过程仍是非常艰难。“在挖掘区域内，需将探方划分为若干个1平方米的方块，每个方块再进行逐层深度搜索。”谢飞说。 “在区域内发现的石器、化石、残骸、遗迹等，每个小物件都要编码，记录坐标、方位、倾角、最高点，并进行出土前拍摄，最后带回单位进行研究保管。”谢飞说，遗址是不可再生资源，只有精细记录，才能还原每一块文物出土时的情况。 而让谢飞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哪一处遗址出土的遗迹，而是那些曾与他“作伴”多年的虱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阳原农村，虱子是人们身上、头发上最常见的寄生虫，头发里的是红胖子，衣服里的是白胖子。”当时谢飞免不了满身虱子，在工作之余，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捉虱子！ 由于当地土地贫瘠、新鲜蔬菜少，当时，谢飞和队员们每天主要的菜就是腌制的萝卜、白菜。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考古工作者的生活艰苦、清贫。 史前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这样费心劳力，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五千年，而人类的进化史，以人科形成为起点，已有数百万年。史前考古，换句话说，考的是人类99.999%的历史，通过它，我们可以触及到人类原始、本质的特征，进而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谢飞说。 泥河湾，正是这样一封远古人类寄给现代人的“长信”，“信”里蕴藏着丰富、珍贵的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信息。 更可贵的是，泥河湾遗址群没有年代断层，也就是说，远古人类书写给未来的这封“信”从未中断： 在马圈沟遗址发现的远古人类遗迹和遗物 有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100万年的山祖庙咀等遗址、78万年的马梁遗址、12万年的山兑遗址、10万年的侯家窑遗址、7.8万年的板井子遗址、2.8万年的上沙嘴遗址、1.16万年的虎头梁遗址、4000年的周家山遗址、3000年的丁家堡垒泥泉…… 在过去近百年的泥河湾考古中，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二百余处，出土数万件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这，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过程。 “今天的泥河湾，如何在更大的视野下，形成统筹科考、挖掘、保护、合理利用的文化建设、旅游开发整体性规划，是亟待厘清的问题。”谢飞强调，解决遗址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的矛盾，找到远古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链接点，提升科研成果的产出和遗址的影响力，是学者、文保工作者、地方政府都应关注的方向。 “泥河湾遗址幅员辽阔，来自人为的、自然的破坏每天都在发生，而现在科研队伍人手少，发掘面积小，地方的遗址保护从人力到财力都不充足，要保持已发现遗址的完整性和原始风貌，防止地下潜在遗存被破坏，需要做更系统的思考和规划才行。”谢飞不无担忧。 2013年，“东方人类探源工程”的启动，就是为了统筹解决科考、保护、对外合作交流等问题。“我们期待着把国外的高水平考古单位吸纳进来，形成泥河湾考古发掘的合力。”谢飞说。 面对泥河湾的千沟万壑，借由考古，我们实现了与远古祖先的对话。在无声的交流中，似乎能感受到他们生命的脉动。这让我们更深刻理解到，在中华大地上，不仅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有百万年的人类延续。这是中华文明不间断的历史承载，也是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 （图片均由泥河湾博物馆提供 （图片均由泥河湾博物馆提供 文章来源：河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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