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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周英杰
一 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历经坎坷的诗人。 他出生于1940年的苏联，15岁就辍学谋生。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正式工作，他先后做过车工、司炉、医院太平间运尸工、水手等13种不同的工作。 那些年，他混迹在底层社会，看惯了种种不义不公，备尝艰辛。 劳作之余，他喜欢写诗。好的诗歌是有生命的，她会自己长出翅膀飞到读者的心间。慢慢地，他的诗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趸，走上了各种诗歌朗诵会，并以民间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后来，他的诗歌出现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创办的《句法》杂志上，一些诗歌甚至流传到了国外，刊登在欧洲等地的一些正式的文学刊物上。但生活在闭塞的苏联国内的他，对这一切并不知情，依然过着窘迫艰难的日子。 当日的苏联人称他作“街头诗人”。这个称号与其说是礼赞，不如说更像是揶揄。虽然，他受到了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的赏识，还常常和列宁格勒的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但苏联官方的作家协会和大型文学杂志却并不承认他的诗人的身份。
二 没有正式的工作，却又喜欢不受约束的独立写作，在苏联当局的眼里，他根本就是一颗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脱离了正规轨道的自由的彗星！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对那个试图完全掌控全体公民的肉体和精神的巨大阴谋的公然羞辱，是对现行体制的巨大嘲讽。这个人也就天然地成为了苏联当局眼里的“敌对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个接一个的打压随之络绎而来。 他顺理成章地被苏联当局定义为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一个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代表。 从1962年起，他成为苏联警察部门重点监视的对象，先后两次被关进监狱里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医生给他强行注射镇静剂，半夜里又被粗暴叫醒，拉他去冲冷水浴，然后用湿浴巾把他浑身包紧，再将他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 常常是折磨完毕就将他释放，如此反复。苏联的专政机构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他，一个底层诗人的监视和迫害。
三 1964年，他又一次被逮捕。这一次，苏联当局给了他一次徒有其名的审判。 我们得感谢一名身患癌症的勇敢女记者。正是她偷偷地遛进了法庭，将这一次臭名昭著的审判内容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事后将它传到了欧洲的各大新闻媒体，世人才得以知晓这次审判的一些细节。 以下是他和法官的对话。 法官：你做什么工作的？ 他说：我是写诗的，我翻译，我相信…… 法官：没有“我相信”。站直了！别靠在墙上，看着我，根据我的提问来回答！现在，你有全职工作吗？ 他说：我想我有全职工作。 法官：准确回答！ 他说：我写诗。我想我的诗会出版，我相信…… 法官：我们对“我相信”不感兴趣。你只要回答，为什么不工作？ 他说：我有工作的，我写诗。 法官：是谁赏你诗人身份的？是谁把你归进诗人一类的？ 他说：没有人，但请问是谁把我归入人类的？ 法官：你大学还没学好呢！ 他说：写诗好像跟教育没什么关系吧？我觉得，我的诗是来自上帝。 任何辩护都是徒劳的。结果早在抓捕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法庭最终以“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和“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将其判处5年苦役。
四 对于他的审判，迅疾在苏联国内外的文学界引起了各种不满和抗议。 在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和叶夫图申科等苏联著名诗人、作家以及西方政治家、文学家的呼吁下，已经服刑18个月的他，得以提前获释，回到列宁格勒。 但此时的他，没有了家，没有了朋友，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和孩子。在他的祖国，他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到处碰壁，走投无路。 这还不算。 1972年6月，苏联当局有关部门突然找到他，正式告知：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并且已经取消了他的苏联国籍。 接着，他被不由分说地塞进了一架国际航班，航班目的地：维也纳。在维也纳，他受到了当地文学界的欢迎，并得到了1000美元的资助。之后，流浪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 1987年，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 那一年，他47岁，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就是诗人、散文家布罗茨基。
五 自从1972年被苏联当局开除国籍之后，布罗茨基至死也没有回到过那个令他悲痛欲绝的叫作“俄罗斯”的鬼地方。他对那个国家、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满了失望和仇恨。 他决绝地抛弃了他的祖国，因为他的祖国首先残忍地抛弃了他！ 布罗茨基的名言是：“我的家是俄罗斯的语言，而不是俄罗斯。” 2017年3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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