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过老徐的这些文章，会说老徐是贬孔扬管，贬儒扬法。
这话说的准确。
不过老徐言之有据，绝不妄言。
刘大钧老师在考证“十翼”之后，认为“十翼”与思孟学派有关系，但不敢说与孔子有关系。但在考证了帛书易之后，就把《易经》和“十翼”都论证给了孔子。因为帛书中有很多孔子论易的记载。但刘老师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帛书易是西汉田何的作品，而考察先秦所有的作品，田汉讲的这些内容几乎都没有。孔子的《论语》以及儒家的著作都没有。
相反，比湖南马王堆发现早一年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也出土了和《易经》相关的竹简，它们论述的内容就能从《管子》一书联系起来，非常紧密。而山东和湖南这两座汉墓还出土更多其他内容的帛书竹简，相当多的内容与《管子》一书有关，联系紧密。
这些都证实，《管子》对后世，对易经的影响。
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出土了近五千枚竹简。整理者将竹简的内容分为“论政论兵之类”、“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其中“阴阳、时令、占候之类”有曹氏阴阳、阴阳散、禁、三十时、迎四时、四时令、五令、不时之应、为政不善之应、人君不善之应、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占书等十二种。
研究者发现，上述数术书中很多多内容，同遗存在《管子》中的河图说（《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洛书说（《管子？四时第四十》、《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河图、洛书的真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表明，尽管河图代表的阴阳五行历和洛书代表的四时八节历早已经退出实际生活，但它们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数术学中——一直到西汉初年。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最早的历法不是根据天文星象制定，而是根据自然现象的自然规律制定的，这就是物候指时。在中国一些近世或多或少保留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差不多都有以物候指示农时的成套经验，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它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因为它所依据的现象主要与地球绕太阳的公转相关。如物候指时一样，作为上古先民的历法，阴阳五行历中的“五行”可能亦与一年中某一时期的自然（或社会）现象有关。在这方面，《银雀山汉墓竹简？禁》篇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长期以来，关于五行的起源学界有诸多说法，如“五方说”、“五材说”、“五数说”、“五祀说”、“五星说”和“五工说”等等，其中“五材说”十分流行，这种说法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代表了宇宙万物组成的基础材料。五材说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还在于它表面上更合乎西方传统上以静态元素解释宇宙组成的哲学观念——西方有的中国就要有，西方没有的中国就不当有，这是近代中国学界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
从《禁》篇中我们看到，五行的本义从一开始就与时节有关，因为五行是四时所禁的对象。关于《禁》篇有性质，整理者说：“此篇论四时禁令，与《管子》中《四时》、《五行》、《七臣七主》、《轻重己》诸篇之部分内容相近。”（《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0页）
《三十時》当是齐地遗存的河图阴阳五行历的一个分支。学者们注意到，《三十時》与《管子？幼官》同，皆属于一年三十节的“五行时令”，这对于我们理解河图阴阳五行历的源流极为重要。整理小组认为：“此篇性质与《月令》相近，主要讲一年中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同时也记录了一些物候现象。不过《月令》是给人君用的，本篇的对象则比较广泛，所以所举之事与《月令》有出入。此外，《月令》以月为单位，本篇则以十二日为一‘时’，并把‘时’分为前后两‘节’，称为‘上六’、‘下六’。十二日为一时，一年三十时，每半年十五时。上半年和下半年均自‘一时’起算，故最高时数为‘十五’。《管子？幼官》：‘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春季共八个十二，以下夏季为七个十二，秋季同春季，冬季同夏季，十二应即指十二日。分一年为三十时，每时十二日（不过《幼官》没有‘时’的名称），与简文的系统相同，这大概是齐国的习俗。”（《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9页。）
由于本篇竹简残断过于严重，我们难窥《三十時》所含历法的细节，只知它同上古五行、四时历一样，计算一年都是从冬至开始，每时十二天，一年三十时，共三百六十天，只是它强调“十二日一时，六日一节”。（《银雀山汉墓竹简（二）》，文物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1页。）
北大李零先生出色的研究工作给我们许多启发，比如他注意到，“三十时”简文除了讲了积时积日，节名气名，还讲到了各时节的物候，各时节的宜忌和相应的钟律。特别是，他把《三十时》简文和《管子？幼官》作了比较，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三十时》有明确的一年十二个月概念，并将一年十二个月分别叫作“春一月”、“春二月”、“春三月”、“夏一月”、“夏二月”、“夏三月”，“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冬一月”、“冬二月”、“冬三月”，这和《月令》等书把四时分为孟、仲、季的做法是一样的。
二、《三十时》比《管子？幼官》更接近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其中“立春”、“立秋”叫“作春”、“作秋”，“立夏”、“立冬”叫“始夏”、“始寒”； “春分”、“秋分”叫“□□”、“霜气”；“夏至”、“冬至”，叫法与今同。“分、至、启、闭”的概念很清晰。它的时节名与《管子？幼官》相差也极大，只有八个名与《管子？幼官》相同或相近，更没有《管子？幼官》中的“三卯”（始卯、中卯、下卯）、“三酉”（始酉、中酉、下酉）、“三暑”（大暑至、中暑、小暑终）、“三寒”（寒至、大寒之阴、大寒终）这样整齐的配置。
如同彝族十月太阳历存在不同的分支一样，齐地遗存的阴阳五行历亦当有不同的分支。又由于《三十时》写定于西汉初年，而《管子？幼官》时间要早很多年，这使后者更加符合河图所表示的阴阳五行历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说，时代愈晚，阴阳五行历的痕迹就显得越发模糊，同当时历法结合的程度也就越深——这当是出于时令本身指导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
这类研究资料丰富，考证细致，这里难作 一一表述。但《管子》对易经的影响可见一斑。
那么，在中国2000多年的易学研究当中，为什么只见本来没有的孔子，却不见有这么多论述和贡献的管子呢？几乎是一点也没有，这是做什么研究和学问？难道不应该颠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