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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星空广袤，曲径幽深，人的命运殊途同归。过往的人们在故事中再现，栩栩如生。在一种机缘之下，散碎的记忆被一把小提琴穿连起来，变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他们是一件传世乐器的“守护者”，是人文艺术历史上独特的一群人。 尼克洛·帕格尼尼，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是古典音乐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师的一生，以非凡的个人魅力深刻影响着热那亚的民众和制琴家。大师去世后，那些醉人心扉的艺术华彩在一件意义非常的乐器上凝聚！这就是帕格尼尼赠予故乡的文化遗产：“Il Cannone” ，被称作“大炮”的耶稣瓜奈里1743年制小提琴。从此，这把琴成为了热那亚制琴家们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模仿“大炮”，也成为他们证明自身艺术才能的必修课。 帕格尼尼的生于1782年10月27日，降生地点位于临近热那亚圣母街区的山谷路1359号(via Fosse del Colle)。在短暂的学习了吉他和曼陀林以后，他开始学习演奏小提琴。但至今我们很难弄清楚帕格尼尼的第一把小提琴来自于哪位制琴师(也许，来自于18世纪末某位热那亚地区的制琴师吧)。帕格尼尼和“大炮”的情缘开始于1802年：一位被称为“Livron”的里窝那商人在欣赏了帕格尼尼大师水准的表演之后，将这把小提琴赠送给了20岁的帕格尼尼。从此，帕格尼尼和这把小提琴再未分离，小心翼翼的保护着它走过了整整40年遍及全欧洲的艺术生涯。
维奥（J.B Vuillaume）曾有机会彻底的观察和研究帕格尼尼的小提琴。由于这把琴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坏，维奥于1833年秋天开始了修复工作。这位被帕格尼尼称为“著名制琴家”的巴黎大师跟这把琴相处了好几个月。这期间，维奥不但成功修复了面板上的裂痕，也制作了一些非常精美的仿品。帕格尼尼对这些“大炮的克隆版”非常欣赏，他用大约500法郎购买了其中的一把。后来在他去世前不久，卖给了他唯一的学生卡米洛·西沃利（Camillo Sivori）。如今，这把维奥制的小提琴和“大炮”一起，被保存在热那亚的图尔西宫(Palazzo Tursi)。同时代的意大利制琴家中间，只有鲁道维克·拉斯泰里(L.Rastelli)和安东尼奥·基贝蒂尼(A.Gibertini)有机会在帕格尼尼的允许下接触这件著名的小提琴。拉斯泰里很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复制这把琴。事实上，他只是提取了琴头以及音孔的样式。而基贝蒂尼因为修复这把琴的原因，显然拥有更多研究和复制的机会。
说几句题外话：帕格尼尼和制琴家们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商业性的。在帕格尼尼和其律师留下的信件中，我们注意到帕格尼尼是怎样成功“逃避付款”的方法：那就是颁发奖状给制琴家——以夸大的方式赞扬其专业才能！作为“交换”，制琴家和帕格尼尼之间达成了某种微妙的默契。而且，帕格尼尼也许是那个时代第一批在音乐领域被赞助的人。比如，他曾大力推广过法国维奥发明的金属琴弓，他盛赞这些琴弓为“远远超越了木制琴弓”。但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明确的是他从没有在重要的音乐会上使用这些金属弓。事实上，就连维奥自己也认为这些金属弓属于“相当粗劣”的产品。 回到正题：1840年5月27日，帕格尼尼在法国尼斯病势沉重，由梅毒引发的喉癌已经让他全失声并不久离世。他的遗嘱在此三年之前已经写好，大师决定将陪伴他一生的瓜耐里小提琴赠送给故乡热那亚永久保存。但是，这个捐赠的过程却是漫长和复杂的。实际上，热那亚市政当局在大师去世11年之后，才取得了这把小提琴的所有权。首先，帕格尼尼之子巴罗内·阿齐勒·帕格尼尼（Barone Achille Paganini）从没有对于“赠琴”一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与热那亚市政当局的联系从1845年以后才逐渐开始。而当热那亚的市长提出希望继承这份“迟到的捐赠”之时，巴罗内·阿齐勒虽然承认已经做好了遵从遗嘱的准备，但他仍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推托着。
大师之子的迟疑似乎有着他的道理。他认为，市长在捐赠事宜上有所保留，特别是那些语焉不详的担保承诺。1847年秋天，经双方的同意，决定将赠琴一事的经办权力委托给热那亚市议员米格内先生(Migone)，一位公认的负责任、正直诚实、廉洁的人。在米格内的努力下，直到1851年的5月，大师之子最终同意将瓜耐里小提琴赠予热那亚市政当局，并提议：“… 以我和大众皆知关于艺术品的经验，弦乐器非常特别，因为很多部件是用胶水拼合而成的，所以如果贵方没能在至少每两个月对其进行保养的话，乐器就会存在损坏的危险，当然这需要必要的费用和极大的耐心…，我建议市政当局除了接受小提琴以外，还可以接受一樽由我特意向著名雕刻家Varni定制的再现我父亲形象的半身大理石雕像，而且我为这雕像配备了雕工精致的黑色大理石底柱，并刻上永恒的碑文…”。 1851年7月14日晚七点，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交接仪式在市议员米格内先生的家中顺利完成。在场的嘉宾都是曾在帕格尼尼在世时就见过这把琴的人，其中包括：巴罗内·阿齐勒·帕格尼尼，热那亚市长普洛夫莫，热那亚塞拉市立乐团指挥，公证人等。仪式结束后，小提琴被带至热那亚的图尔西宫(Palazzo Tursi)，但不幸的是这把琴被放在琴盒里直到1859年2月份才面向公众展览。当时，此琴被陈列在一个用蜡密封的钟型玻璃罩之中。 直到19世纪末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存状况几乎成谜。没有确凿的文件记录证明在那几十年历史中，存在政府委任的“乐器保管人”。曾有人提出假设：从都灵来到热那亚的朱塞佩·罗卡，似乎有可以成为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管人。但因为每一次小提琴从琴盒里取出后都会有公证人开具的纪录，所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一假设。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似乎和那个时代的观点相距甚远。因为当时这把小提琴被认为是“具有神圣价值”帕格尼尼遗物，他应该被保存在玻璃柜里，尽量少的触碰它。当时热那亚高层公共财产管理部门的官员们曾是这把小提琴命运的唯一负责人。他们对提琴保养之事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避而不谈，而邀请制琴家担任“乐器保管人”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完全多余的。在当时很多报刊文章中似乎都在宣传着这样的理念：“大炮是不可触碰的”。 帕格尼尼的小提琴 耶稣瓜耐里1743年制 在帕格尼尼小提琴落户热那亚之后，第一位有幸演奏它的人是“卡洛·菲利切”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安杰罗·玛利亚尼(Angelo Mariani)。1868年3月17日，玛利亚尼在热那亚市政大楼的“红色会议室(Sala Rossa)”举办了个人音乐会。此后有机会使用这把琴的热那亚演奏家还有比奇格鲁伯(Bacigalupo)、维尔麦(Verme)和卡米洛·西沃里(Camillo Savori)。其中的西沃里被认为是帕格尼尼的学生，他在1882至1892年之间曾四次演奏过“大炮”。有记录显示，在那个时期，只有那些演奏这把琴的人，才有机会对这把琴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包括换琴弦和简单的表面清理）。目前为止第一份表明制琴家曾参与帕格尼尼小提琴保养工作的纪录，来自于1900年3月14日小提琴演奏家恩里科·拉罗萨的演出纪录以及出席音乐会嘉宾的名册之中，签名是：“E.Praga Liutista”(制琴家艾屋基尼奥·布拉格)。从布拉格制作的小提琴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似乎已经在那之前的几年中已经对“大炮”有过系统的研究，而那种近距离的理解是单从图样上无法模仿的。
在20世纪的开端，涌现出更多的呼声希望可以临听和演奏这把琴。这些请求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市政当局总是委婉的拒绝。他们只希望将这样的“殊荣”授予那些已经成名且无可争议的艺术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关于这把琴的保存状况。由于长期缺少必要的保养，这把琴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至于演奏家佩西诺·胡博曼(P.Hubermann)在音乐会上更喜欢使用自己的琴，而只是在个别较短的片段时才用“大炮”演奏。1907年，来自制琴家雷昂德罗·比夏赫(Leandro Bisiach)的意见引起了剧烈的争论。那一年的7月31日，比夏赫以“调音师”的身份陪同演奏家Kocian在热那亚准备音乐会，期间比夏赫复制了大炮的轮廓线(虽然市政当局在官方媒体上予以否认)，随后他对外声称，他认为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可能已经被白蚁蛀蚀。这样的言论引起了当时媒体对于“大炮”保管情况的广泛关注。 迫于舆论的压力，热那亚当局在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成立了专家组对大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热那亚当时最权威的制琴家恩里科·罗卡（Enrico Rocca）完全否定了帕格尼尼小提琴遭受蛀虫侵害的质疑。另一次争论则发生在1914年夏天。当时的坎迪兄弟(Candi)认为在腮托位置的琴边和镶线中间的地方存在微小的蛀虫痕迹。此事引起了大众的高度关注，很多人给市政当局提出了除虫的建议和办法。在随后的20年间，关于乐器保养的纪录文件又是少之又少。这期间的音乐会非常少，多数时间里小提琴在玻璃罩里静静的陈列着。 帕格尼尼的小提琴 耶稣瓜耐里1743年 琴箱内部 问题产生于1937年初，热那亚市政府决定接受邀请参加斯特拉迪瓦里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切萨雷·坎迪(Cesare Candi)被邀请为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做简单清理，同时也需要把面板上端与侧板之间的小开裂粘好。引用坎迪的原话是：“在我刚刚把加热过的小刀探进开裂的部位时，因为粘合面板与侧板的胶水都已经”粉末化”，突然，整个面板从侧板上脱落了下来。这一幕多么让人震惊与沮丧！”
1937年3月10日，坎迪被委托完成了这把琴的修复工作，整个过程在热那亚市政大楼备好的房间里有条不紊的进行。这次修复针对于提琴的内部结构，重新粘合了角木、衬木以及侧板薄弱的部分，在粘合面板之前重新做了低音梁。此外，对琴颈的结构进行了加固，离力求保持帕格尼尼时代的原版配件。修复工作持续了4天时间，从10日至13日，每天从早九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为工作时间，这对于一位70岁的制琴师来说略显仓促。但即使如此，坎迪还是为我们今天仍旧可以聆听到帕格尼尼小提琴的美好音色做出了积极贡献。切萨雷·坎迪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官方委任的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管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躲避轰炸的危险，帕格尼尼小提琴曾被保存于热那亚银行的金库之内。后来又转移到了热那亚银行在卢卡的分行，几经辗转后，它又被带回热那亚。战争结束后，被保存在热那亚图尔西宫至今。 切萨雷·坎迪于1947年9月去世。为了填补“乐器保管人”这个位子，市政当局迫切的需要选择一位继承者。这时候，一位曾是坎迪学生的保罗·德·巴尔别里(Paolo de Barbieri)被临时任命。原因是感念于他在战争期间对于小提琴转移工作的协助。然而在1949年，市议会接到了对于“委任事件”不满的抗议信。随后，市议会评审了三位热那亚制琴家提出的申请。除了刚提到的德·巴尔别里，还有罗兰佐·贝拉丰塔纳(Lorenzo Bellafontana)，以及朱塞佩·莱奇(Giuseppe Lecchi)。最后，市议会决定改由莱奇担任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管人，原因可能是莱奇提交了一份曾多次获奖并被广泛赞誉的简历。最后的结果导致了其他两位制琴家的不满，特别是德·巴尔别里对外声明这是对于他专业的严重冒犯，而且此后，他凡制作新的小提琴都只采用“大炮”的琴型。
从朱塞佩·莱奇接手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管工作以后，这把琴命运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从1962年9月开始，罗兰佐·贝拉丰塔纳逐渐代替了朱塞佩·莱奇的工作，原因是莱奇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1967年8月，莱奇去世后，贝拉丰塔纳正式成为帕格尼尼小提琴的保管人，直到1979年6月他去世为止。接着，制琴家塞斯多·洛奇(Sesto Rocchi)接任此工作，直到1988年再由制琴家雷纳多·斯克洛拉维扎(Renato Scrollavezza)接任。2000年，帕格尼尼小提琴保管人由著名修复家、鉴定家布鲁斯·卡尔松（Bruce Carlson）接任。他谈到：“帕格尼尼小提琴目前的声音状态是良好的。历史上不同的独奏家演奏过这把琴，包括Joshua Bell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94年Guarneri del Gesù’展览上的演奏等等。我相信，每个演奏者都从“大炮”中获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容易，有些困难。但即使是短暂的演奏，也会应证一个论点，即小提琴必须不断地被发挥，否则将失去它的声音！我们将保存这把小提琴视作主要目标，因为这样的乐器产生的宝贵信息将作为不可替代的历史文件流传于后世。 ” 至此，我们可以整理出帕格尼尼小提琴保管人的传承一系：
1954年，以“尼克洛·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为标志，每一位获胜者都可以在热那亚图尔西宫里演奏“大炮”。尼克洛·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黄滨教授曾谈到：“当手握帕格尼尼的小提琴的时候心情难以言喻，但也许是因为在1994年仓促的时间里，我没有完全理解它可以创造怎样的音乐。直到1995年，当第二次我使用它演奏了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甚至现在，我任然可以回想起那令人垂涎的美丽E弦，以及深沉和共鸣丰富的G弦。它的音色辉煌而甜蜜，强大而精致，丰富而轻巧，深沉而通透。有些时候甚至会产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色彩和美妙的细微变化。它提供给了我永不枯竭的表达力和可能性。当2000年我在东京第三次演奏它时，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来给它“热身”，随后它产生了我听过最华丽的乐音……”。
结语 两百年多间，西方人为了一件乐器劳神忙碌。发展的是音乐，延续的是传统。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迅速变动，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那些西方所传入的文化成果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酝酿或成熟。小提琴作为舶来之物，在近几十年间走进了大众的文化生活，蓬勃的乐器市场随之兴起。手捧着精美的乐器，我们应试着细细品味，精心比较，或理性的思考。通过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让这积淀深厚的西方艺术品在我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古往今来，只有两样东西意味着永恒，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二是人内心的信仰。帕格尼尼小提琴的守护者们，守护着文化与传统，代代相传。他们像是一束光，点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们的内心。 ps：笔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称“艾屋基尼奥·布拉格以及恩里科·罗卡曾为帕格尼尼小提琴的官方保管人”。经过细究，发现这个结论似有偏颇，特此更正。 －End－ 本文撰写 ： 杨小洋 感谢布鲁斯·卡尔松先生以及阿尔伯特·乔尔达诺先生对于本文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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