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听到这个排序后,琢磨了一下,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王勃当年在虢州做参军时,已有大量高质量的文章问世,但王勃并未因之而达到他的顶峰。在性情方面,他与杨炯差不多,基本也是瞧不起一般般人的,所以也是很少与人有亲密接触。说好听一点是耿介清高,被指责时就是恃才敖物。
杨炯的说法其实也是有他道理的。如果忽略王勃早逝的因素,就存留的文章来看,杨炯是有理由不甘居于王勃之后的。
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关于“神童”的记载的。年幼时的杨炯因善于诗文就被时人誉为“神童”。667年,17岁的杨炯中举后便被授为校书郎。
后来,在关于是否重新议定公卿以下冕服制度时,杨炯以一篇《公卿以下冕服议》说服了皇上,使一批重臣的建议未被采纳。
鉴于这篇文章的风采,《旧唐书》则全文转录。
虽然杨炯并不是一个官场得意的人,他一度因堂弟参加了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义活动而受到牵连,但他却对武则天很是敬服。
692年七月十五,盂兰节,武则天设斋分送个佛寺,并在洛阳南城楼与群臣观看。杨炯便文兴大发,欣然而作《盂兰盆赋》献给武则天。
《盂兰盆赋》如果剔除歌颂的成份,文采之飞扬并不在《滕王阁序》之下。况且,在赋中,杨炯的真正目的还不仅仅是唱赞歌,他通过赋的形式表达了士人对武则天能成为帝王楷模的希冀。
当时的宰相张说就认为“杨盈川(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但,张宰相在给他赴任盈川令时的一篇临别赠言中,还是真诚的告诫他要“才勿骄吝,政无烦苛。”
这句话确实是有针对性的,杨炯的个性是比较张扬,他曾就朝廷上一些伪善的官员进行了刻骨的形容:“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
再加上杨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輒榜杀之。”因而,杨炯与同僚们相处得并不融洽。
但很多事是要细加思量的。
如果王勃或者杨炯没了那种个性,估计他们也就不能被称为“初唐四杰”了。
文学作品与作者个人的处世风格是有极大关联的。
唐初的文风,基本是沿袭六朝时期的浮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