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美国“地下铁路”秘史

特拉华州的一个地下铁路站，聚集着一群来自马里兰海岸的逃奴（1850年）图片来源：彼得·纽瓦克（Peter Newark）

美国内战打响前十年，南方杂志《狄波评论》（ De Bow’s Review ）刊载了一篇题为《疾病与怪癖》（Diseases and Peculiarities）的文章，内容与黑奴群体有关。根据编辑的观点，“这三百万人有着二十亿美元的价值”，因此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该论文的作者是著名的新奥尔良内科医生萨缪尔·阿道弗斯·卡特赖特（Samuel Adolphus Cartwright）。他从解剖学角度详细阐释了非裔美国为何人生性懒惰（肺与动脉系统中红细胞不足）、喜爱舞蹈（胃、肝及生殖系统神经分布丰富），而且特别痛恨被鞭笞（健康的非裔美国人皮肤非常敏感，就像孩子一样）。

但真正引起读者兴趣的，是卡特赖特发现的一种未知病症。他称之为“漂泊狂症”（Drapetomania），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导致黑奴逃亡的病。这一名称是他从古希腊文中寻出的，古希腊人用这个词来称呼逃奴。他接着写道，想要解决这个恼人的问题，无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对待奴隶要既严格又仁爱，若是这种方法行不通，就要用到第二种方法，“将恶魔从他们身体中鞭打出去”。

1851年夏，卡特赖特的文章问世时，“漂泊狂症”似乎已经快要成为一种致命的传染病。虽然每年至多只有几千个奴隶逃亡（多发生在与自由北方相邻的州），但对于许多南方白人来说，奴隶逃亡预示着更大的灾难。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成了蓄奴制一条磨损的褶边。这块布料还要多久才会分崩离析呢？

更糟糕的是，逃亡已经无法归咎于大规模爆发的“漂泊狂症”。一个有组织的网络更应对此负责。这一网络覆盖面极广，积极鼓励并教唆黑奴逃亡。慢慢的，逃亡行动变得光明正大起来。

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样，如今大多数的美国人听到“地下铁路”一词，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活板门、闪烁的灯笼和月光笼罩下的林间小路。如今，距“地下铁路”兴盛已经过去了150年，这更加深了它的神秘感。对于一个在美国历史上如此突出的传奇故事，其所获得的学术关注少得惊人。现存的文学作品更是模糊不清，看起来离事实依然遥远。“地下铁路”真的是一个与“领导者”“特工”“车站”有关的国家阴谋吗？又或者，这些广受欢迎的假想不过是由一系列彼此无关的逃亡事件杜撰而出的虚构故事而已？这个故事的主角到底是勇敢的南方黑奴，还是悲天悯人的北方白人呢？答案取决于你相信哪个历史学家。

即使是参与者的证词也互相矛盾。内战后，一个新生代白人历史学家采访了幸存的废奴主义者（大多是白人）。他们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伟大而错杂的特工网络，其中有3211人被指认出来，他们几乎都是白人。而黑人所述的版本则完全不同。“我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逃了出来，”激进主义首脑杰姆斯·C·派宁顿（James W. C. Pennington）在1855写道，“我自己解放了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

如今，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美国国内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他早前所著的《亚伯拉罕·林肯与蓄奴制》一书曾获普利策奖）也加入了探索这段历史的先驱队伍。数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埃里克·方纳任教的系里，一位学生在做高年级课题时发现了一本从前被忽略的纽约白人日记。日记主人曾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帮助过数百名逃亡黑奴。这一发现鼓舞了方纳，促使他撰写了这本新书。（在致谢一栏中，方纳特别提到，这个学生后来决定成为一名律师，因此这本书将不会影响她的学术研究。）

大多数读者会对《自由之路：美国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一书中讲述的故事感到惊讶。抛开本书标题，最让人震惊的是当时的“地下铁路”常常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废奴主义组织在帮助逃亡黑奴一事上压根不做任何隐瞒——事实上，他们还在宣传手册、期刊和年度报告中大肆宣传。1850年，臭名昭著的《逃奴追缉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出台时，纽约治安委员会（New York State Vigilance Committee）公开表示，“以温暖的双臂接受苦痛的逃亡者”是他们的职责。杰明·罗格（Jermain W. Loguen）曾在锡拉库萨（Syracuse）做过奴隶，他在当地刊物上宣布，自己是该城市的“地下铁路特工及负责人”。他举办了“募捐聚会”，以筹集钱财。同时，报纸也会刊载他所帮助过的逃奴数量。

尽管听起来不太真实，但当时“地下铁路”的烘焙义卖成了北方许多城镇筹集资金的方式。此外，冬假前，还会举办一些打出“为奴而购”标语的义卖，接受包括奢品和手工小玩意儿在内的各种捐赠。“无疑，”方纳写道，“废奴主义者为圣诞商业购物季的出现助了力。人们在商展上购买并交换礼物。对于广大女性来说，这样的事情也也变得稀松平常。”烘焙、购物和针线活等“女性化”元素都被纳入道德责任和政治挑战之中。

甚至那些手持宪法宣誓的政治家也开始无视他们的职责，不去履行宪法中的逃奴遣返条款。威廉·西华德（William Seward）公开表示自己鼓励“地下铁路”行动。纽约政府官员们明里为美国政府工作，私下却也用他们的地下室庇护逃奴。法官威廉·杰伊（ William Jay）是美国第一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儿子，他也选择无视逃奴法，捐款帮助奴隶逃亡。

如此反抗最终赢得了法律支持。1850年起，北方各州陆续通过了自由人法案，从逃奴法中拯救了各州和地方官员。接下来的这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并不为人熟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南方邦联分裂前夕，南方奴隶主们也像北方废奴主义者们一样，经常把州权挂在嘴边。

书中另一个出人意料之处，是方纳把引人入胜的描写集中在了纽约市。与波士顿和费城不同，纽约有着深深根植的改革传统。而与布法罗（Buffalo）和锡拉库萨（Syracuse）等偏远城市相比，这个大都会的废奴热情总是显得不够高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都是黑人。1827年，纽约最后一个奴隶被释放后，纽约经济完全依附于南方。《狄波评论》的编辑在内战前幸灾乐祸地表示：“这座城市几乎像查尔斯顿（Charleston）一样依附于南方蓄奴制。”纽约银行里的钱多为种植园主的存款，纽约商人依靠奴隶种植的棉花和糖发家致富。捕奴人徘徊在曼哈顿街头，除了依法抓捕逃奴外，他们经常非法绑架自由黑人，尤其是孩子，并将他们贩卖到南方蓄奴的地方去。

而在纽约，逃亡者奋力争取着他们的自由。在法庭，在街头，他们到处抗争。1846年，一个名叫乔治·库克（George Kirk）的奴隶偷乘了一条从萨凡那（Savannah）开往纽约的船。被船长发现后，他被上了镣铐，等待归还主人。船只停靠在岸时，黑人搬运工听到了乔治的呼救声，并通知了废奴领导。库克遇到了一位悲天悯人的法官，宣判他不必被违愿逮捕。因为这次胜利，当地非裔美国人自发组成了一支队伍，围在法院外欢呼。但不久后，市长就命令警察逮捕库克。废奴主义者将他偷偷藏在一个印有美国圣经协会标志（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板条箱里，准备将其运走。可惜行动失败，库克被拖回了法庭。这一次，他遇到了还是原来那位法官。法官找出了多条的法律依据，作出了自由判决。后来，库克坐上四轮马车安全抵达波士顿。

库克的声援者中，有一对让人惊讶的激进人士组合。一位是全国反蓄奴规范（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的编辑西德尼·霍华德·盖伊（Sydney Howard Gay）。他出身清教徒名门，娶了贵格会（Quaker）中一位激进而富有的女继承人。另一位是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一个由黑奴与纽约犹太人所生的自由人，他在盖伊的办公室做搬运工。当盖伊为出版废奴宣言并筹钱时，拿破仑徘徊在纽约码头，寻找黑人偷渡客，并穿过梅森—迪克森线引导那些逃亡者通向自由。

1855年到1856年，盖伊是拯救逃奴人数最多的人。根据那位大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中找到的资料，盖伊当时救了超过了两百人。方纳写道，这本日记“是现有最详细的一本明细账，体现了“地下铁路”如何在纽约运转……一个装满精彩故事的宝藏，帮助我们了解蓄奴制和地下铁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是盖伊把奴隶们的描述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尽管卡特赖特博士的理论已经出现，但显然没有一个人提到“漂泊狂症'。“一天只有一顿饭，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八年，”日记以第一人称如是写道，“被转卖三次，还常常被威胁会被第四次转卖……被监管人抽了四百鞭，用小斧子把石片凿进我的头，流血流了三天。”

方纳最后说，“地下铁路”这个词的用法有其“限制性”，确切地说，“地下铁路”就是一个暗喻。全国范围内的网络自然是已经建立了的，地下行动也是家常便饭。但它的轨迹不仅仅覆盖了蜿蜒的隧道，也覆盖了地面上的大路。路线和时间也常常发生变化。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地下铁路”有其领导者和站点负责人，但由于“地下铁路”行动涉及面广，帮助人数众多，简单的类比远远不够。就像拿破仑和盖伊的组合一样，这些行动常常使得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因为共同的事业联合在一起。而对不同的旅客来说，故事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浅肤色的男子逃到萨凡那，入住一流酒店，穿着妥帖的衣服在街上溜达，无所顾虑地买了一张往纽约的船票。而同时，佛吉尼亚的一位母亲和她年幼的孩子卑躬屈膝地在靠近诺福克的一所房子下狭小的地下室里躲了五个月，只为等着被偷运到自由的地方。

即使在内战濒临爆发前，这些逃奴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不多。但“地下铁路”的影响远比它的行动规模要大得多。除了推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危机，这场行动还让成千上万富有同情心的北方人准备好加入一场神圣的战争——反抗南方奴隶主。他们亲力亲为，帮助逃奴，或购买废奴主义者的烘焙义卖，或仅仅是为了书籍和报刊中的逃奴数据而激动。这使得南方首脑变得疑神疑鬼，他们强迫北方首脑选择一方，要么站在奴隶那边，要么站在奴隶主这边。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引人注目的时刻，“地下铁路”使得百万受奴隶制压迫的美国人准备好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报道称，1861年4月，南方邦联军攻打萨姆特堡后的一天，逃亡者们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涌向北方。不过数月，无数联邦士兵和水手都自发成为了“地下铁路”在南方中心地带的特工，将数以万计的逃奴运往扬基露营区。“漂泊狂症”的规模远比卡特赖特博士最糟糕的幻想还要可怕。

1863年，在《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颁布数月后，卡特赖特去世。宣言将“漂泊狂症”变成了联邦法律。那一年，一位废奴主义者发现，整个联邦的铁路线都在经历高负荷的战争交通，只有一条除外。“地下铁路”，他写道，“几乎没有任何的生意……冷冷清清空无一人。”

1864年春，不少纽约人也许都因为晚报头条的标题而震惊——纽约城的“新地下铁路”已经开始设计，但后续报道很快就安抚了他们。原来，这是一项在曼哈顿建造第一条地铁线的计划，从炮台公园到中央公园，一路向北直通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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