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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打炮”的历史

 海德拉的贼窝 2017-03-12

炮与砲的故事

别想歪,此炮非彼炮,此文主要想讲述的是蒙元与南宋之间打炮与打礮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攻受(守)之间的大炮。通过炮与砲的技术交流,看看中国古代科技的怪圈。

为了更好的讲述,我们先从“炮”这个字说起,因为“炮”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是:“毛炙肉也。从火包聲。”按这个本意应该读 bāo,或者同“炰”读páo ,比如炮烙。现在我们读pào是假借自“砲”,“砲”是“礮”的简单写法,《康熙字典》的解释摘录如下:

“《廣韻》匹貌切《集韻》《韻會》《正韻》披敎切,??拋去聲。俗作砲。機石也。《前漢·甘延壽傳》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礮蓋出此。《魏略曰》諸葛亮起衝車,郝昭以繩連石磨壓之,衝車折,卽礮事。《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又通作拋。《後漢·袁紹傳》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霹靂車。《註》卽今拋車。《集韻》亦作??。考證:〔《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爲礮。〕 謹照原文具改械將軍下省爲字。”

“砲”这个字我们现在视为“炮”的异体字,已经逐渐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下中国象棋的时候为了区分敌我双方会使用“砲”与“炮”其他地方已经不多见。

我们就可以分析总结一下了:“炮”是从火的,本意是某种烧烤方法,“礟”“砲”指的就是机石,投石机、抛石机(抛车即砲车,砲便是古汉语动词“抛”的名词形式,这种通过声调改变词性的手段被称为四声别义,现在普通话通过审音已经不多见了),火药出现后可以用来指爆竹一类的东西或者火器,比如“砲竿”( 宋·文莹《玉壶清话》卷四: 张諫议雍知梓州 ,雍生於河朔极边,素諳守御之法,练士卒三千人,輦绵州金帛实其帑,又募勇卒千餘人守城,设砲竿、飞矢石,创械具才备,贼果至。)五代之后抛石机与火药结合,所以抛石机开始被称为“火炮”(宋灭南唐即用此物),元朝之后以火药驱动的管形火器才被专称为“炮”,而明朝之后抛石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砲”也就开始和“炮”混用了,比如“鞭炮”(《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四回:“老太太忙着张罗送蜡烛鞭炮,虽不十分热闹,却也大家乐了一天。” )清· 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敌军果舁炮至。”但是这样很容易造成混乱,比如“大礟”(《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贼初逼城急, 光弼作大礮,飞巨石,一发輒毙二十餘人。”这还是抛石车;《续资治通鉴·宋理宗绍定五年》:“时有大礮,名震天雷,以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已上。”是抛石器装火药爆炸物;清·郑观应 《盛世危言·火器》:“大礮用大粒火药。”已经是我们现在说的大炮了)至此也可以解释下“打炮”这个词的本意,一是发射炮弹,现在我们很不和谐的那种说法就从这而来,你懂的;一是演员第一次登台演出(民国《梨园佳话》:“童龄学戏,人生最苦,谓之作科;三月登臺,谓之打礮;六年毕业,谓之出师。”),进一步指远来名伶初次登台演出拿手好戏,“头一炮”就是这个意思。

而此文中主要探讨火药之炮和抛石机之砲(以后者为主),故下文为了区分用“炮”与“砲”代之。

抛石机(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称呼,本文统一为抛石机)根据中文维基的说法分为四类

1.弹力抛石机(Ballista),它属于机械弓弩的变种(原理和弓箭、弹弓类似),除了发射弓箭也可发射石弹,但是好像中国不常见,中国的床弩或者床子弩只是发射弓箭,所以咱重点不讲它。

2.扭力抛石机(名称有Catapult、Catapulta、Mangonel、Onager),也就是石弩,见下图(图片自wiki),这种就是通过扭绞绳索产生力量弹射,类似于捕鼠器的弹簧原理。《真三国无双6》里的抛石机大概就是这种,其实中国也很少,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使用,玩《帝国时代》的小伙伴们一定经常见。

Medieval Mangonel,自wiki

Side view of a mangonel,自wiki
3.人力抛石机,亦称牵引抛石机(名称有Traction Trebuchet),这个才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其实是一个费力杠杆,中学物理肯定大多做过这样的计算题,知道抛石机杠杆的比例,给一个多大的力,算一算石头抛出的初速度和射程等等。见下图(图自网络,比例可能不太对),抛得越远需要的人越多,有时候一两百人也是稀疏平常。唐代西征4的时候工匠被俘传入阿拉伯,后传入欧洲。

人力抛石机,自网络
4.重力抛石机、平衡重锤抛石机、配重式抛石机(名称有Counterweight Trebuchet、Trabutium),中文也叫回回炮,这种机械是在人力抛石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欧洲人在人力抛石机基础上改良而来,因回回人制造、使用并首先传入中国而得名。见下图(图自网络)和上图对比很明显发现无非加了一个配重物而已,但是很奇怪中国没有发展出来。

配重抛石机,自网络
当然这话并不绝对,比如《庄子》里提到的取水用具“桔槔”其实原理和配重式抛石机一模一样,《梁书》曾记载侯景叛乱时曾用木桔槔发射茅草进行火攻。特别是三国时期最牛逼的机械专家马钧发明了连续发石的机械(有人把这个也称为“旋风砲”,易与明朝“旋风炮”混淆,因为后者是和加农炮类似的火器,在本文以外的汉语环境下易混淆,不推荐使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杜夔传》:

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于楼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水经注》卷十七证明这种机械的实用性,郝昭在陈仓用此兵器打的诸葛亮得不到好处而退兵,其原理可视为扭力和配重的结合,可惜和马钧的大多数发明一样没有流传下来。原因有很多:首先,战争能触使人们发明大量种类繁多的机械,但同时和平时期这些工具就会显得累赘,秦始皇“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自然有扬威控民之意,其实也带有这种思想,至今我们都会说和平年代要裁军;其次,中国轻视工匠的传统导致工匠的地位不高,而工匠的密闭传统(比如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传嫡不传庶,不传外族等等,和中国大多数社会集团是一样的,其实武侠门派基本就也是这一传统)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无论是战乱导致人才稀缺或者自己子孙凋零都会对工具的继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大家可以脑补下武侠小说的情节嘛,某门派于战争中起家发明了天下奇兵成为武林至尊,和平年代受到朝廷迫害,人才凋零,偏偏生了个女娃,那女娃还喜欢上了敌对门派的大弟子,各种脑洞蜂拥而出啊);何况印刷术出现之前,即便有纸要大规模传播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古登堡印刷术是文艺复兴的必备条件之一。再往前纸还很贵,工匠都用不起,再再往前丝绸更贵木简笨重,工匠甚至不识字,社会环境又使得学者不屑一顾,自然也使得工具难以传承。随着文人学者对战争认识的加深和印刷术的发展,很多军用民用工具得以保存下来,不过那得烧高香了。这个原因我们先放这,下文还会用到(这句话写得真伤心啊。。。)

如前所述,早期中国的抛石机基本都是人力抛石机,具体的例子就不多举了,但是到宋朝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发展不得不提,一是曹操给抛石机装上了轮子,称“霹雳车”,增强了抛石机的机动性,这个很容易理解无论《三国志》系列还是《帝国时代》系列攻城器械都是可以运动的,但是细心的玩家会发现走的很慢,所以游戏里有打包的说法,到了战场再“解压缩”,同时候略晚发明了水上用抛石机;二是唐朝开始砲石开始标准化规模化,不再是随便拿石头就砸而是有一定的制式,砲兵开始成为军队标配,后周皇帝柴荣都在部队当过砲手;三是辽金宋时候火药和抛石机的大规模结合,比如《宋史·魏胜传》记载了魏胜多次用抛石机与金交战的情况,不仅自造如意战车和砲车,还排列弩车阵,将爆裂物和抛石机结合起来,“砲车在阵中,施火石砲,亦两百步”。北宋曾公亮撰写的《武经总要》是这一时期的军事集大成者,里面详细记载了各种抛石机的样式和制法(见下图,图片来自郑州大学张剑兵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抛石机研究》),这是我国传统抛石机的巅峰时期。当然和《新宋》里各种武器很快或贩卖或泄露扩散一样,真实的历史上辽国很快也掌握了抛石机,金灭辽和北宋后也跟着掌握了这一武器,这甚至不需要俘获工匠,挨打多了自己也就学会了(当然这是夸大之言,金不仅掌握了抛石机也掌握了宋朝火药兵器,没有工匠帮助是不可能的)。

图片出自张剑兵《中国古代抛石机研究》
到成吉思汗时期,西征时学会了配重抛石机。忽必烈继任大汗之后,采取蒙哥的战略方针再度攻宋,1268年包围了襄阳和樊城却久攻不下,这时候忽必烈想起回回炮了,1271年派人到伊儿汗国找宗王阿八哈征调工匠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赶造砲具,1273年回回炮进入襄樊战场,因此也称“襄阳炮”。很快就攻下樊城,襄阳太守吕文焕(《新宋》里的文焕就是取了这个典故)心惊胆战,而且城中已经弹尽粮绝在人劝说下吕文焕出城投降。(《元史·亦思马因传》:“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这也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发生的背景,不过杨过根本没机会杀蒙哥,蒙哥很早就死在钓鱼台了,襄阳也没有郭大侠坚守%>_<%。(不过想想杨过杀蒙哥的场景,一个独臂人用剑挑起石子抛出,击杀对方大将,是不是和下面这个图很像?个人觉得和抛石机还是很像的,只不过没找到人力抛石机动图,这个图片来自wiki,是配重抛石机的动图)

配重抛石机,自wiki
为什么回回炮比中国传统抛石机更有威力呢?首先,比人力抛石机节省人力,不需要百十人拉扯,抛出的距离更远、砲石更大,如前襄阳战所述,宋朝诸将无不心惊胆战,而据《襄阳守城录》记载射程为250步,约391.25米;其次,弹药和配重物都标准化的结果就是容易计算,可以精确确定砲石轨道,准确度大大提高,而人力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士兵的力气很难估算,何况是那么多人的合力;再次,在此基础上瞄准器的使用。拉施特《史集》(用的1983年商务印书局的译本,故“炮”没有改成“砲”保持原文)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城中有个箭无虚发的石炮发射能手。他用石头射死了很多人。异密们(指的是军事长官们)无法对付他。巴忒剌丁·鲁鲁(某个臣服蒙古统治的西亚国家的苏丹)那里也有个很机灵的石炮发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来,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来对付城中的石炮。双方的石炮同时射出石块。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碎裂成小块。双方都为两位炮手的高超技术惊异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毁了。”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能达到如此精度的只能是配重抛石机,这种两块巨大石块在空中碰撞的场景一定很壮观,读者也可以按照中学物理用最简单的完全非弹性碰撞算一算能量。

南宋也曾经仿造回回炮,《宋史·兵志十一》云:“咸淳九年(1273年),沿边州郡因降式,制回回砲。有触类巧思,别置砲远出其上”,但已经无力回天,何况兵器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绝非唯一决定因素。而明朝统一后大型攻城器械果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且较之新式火器显得笨重,抛石机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额 其实也不完全,比如2014年乌克兰的战斗种族就自制投石机和警察对抗)

而在讲新式火器“炮”之前再说一个小插曲,1338年蒙古军入侵加法城,同样久攻不下,于是想出一个馊主意,将尸体做炮弹抛入城中,这应该算生化武器的雏形,因为这一次酿成的灾难就是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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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在中国最早是指抛石机和爆裂物的结合,那么必然要说到火药和火器。《孙子兵法》里有专门的火攻篇,不过在火药发明以前都是用弓箭附上可燃物,而且必须现配现用,像吴宇森《赤壁》和新《三国》里那样大规模的火攻实在有些夸张,纵火武器哪有那么厉害。唐代炼丹术士在炼丹过程中无意发现了火药,但要过了一段时间才被用于军事,这种滞后性很好理解,即便是现在从实验室走向实用也需要一段时间,何况那时候人们怎么会想到炼丹可以炼出这么个玩意,太上老君炼丹都不知道为啥出了火眼金睛呢。

唐至五代火药的运用还不广泛,那时候比较流行的纵火物是“猛火油”,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石油,因为可以在水上燃烧,古人一看这个太牛逼了,喜欢的不得了。《辽史》就记载吴王李昇献猛火油,“以水覆之,愈炽”,有人就献策用这个打宋朝吧,辽太后白了她一眼:“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倒有点宋襄公的感觉了,其实也是心里没底,而且石油又不好开采,这时候猛火油其实已经是宋朝的武器装备了,《武经总要》中有详细记载并和火药区分。

北宋建国以后开始研制各种火药制品,到11世纪初,已经研制出了各种火球、火蒺藜、手砲,这已经有了现在手榴弹和子母弹的雏形。而且这些可以手投,也可以很多一起用抛石机扔出去。

管形火器的最早记载出自《宋史·陈规传》:“会濠桥陷,规以六十人持火枪自西门出,焚天桥,以火牛助之,须臾皆尽,横拔砦去。”在陈规的《守城录》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所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习惯把他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但其实没有发射弹丸只是靠火药的火焰灼烧敌人,是'喷火枪”,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枪身仍是木质的。到了1259年,突火枪的发明才使得火器有了新的进步,据《宋史·兵志十一》载:开庆元年“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即子弹),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约230米)”。这一类武器在历史上也称为“火炮”,但是由于对化学过程控制能力有限并没有太大的实用价值,直到元朝发明了金属炮筒,于是有了“火铳”的称呼。元政府对火铳的重视,在实战中,火铳进一步改良,由直接火药爆炸推送弹丸改成间接火药引爆后通过空气间接推送弹丸。

图片出自张剑兵《中国古代抛石机研究》
但是火药扩散到西方却比较慢,李约瑟认为是西方旅人及其仆从将火药带往西方,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是蒙古人通过战争将火药带到了西方,到了14世纪手铳和加农炮开始出现在欧洲战场。至明朝又传回中国,最早是佛朗机,然后是红衣(夷)大炮。这一段历史并非本文重点,读者想来大多知道明朝以后中国火炮已经远落后于西方

这是本文想引出的一个问题,中国诞生了砲却效率低下,被西方反哺;诞生了有生命力的火炮,宋朝的历史又一次在明清重演,这难倒真的是历史的怪圈吗?中国科技史习惯把宋元看做中国传统科学的巅峰时期,但是宋朝却不能算强国,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面临这么几个困境:文明领先当以何坐标作为评判标准,科技能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吗?科技可以比较先进与落后是在全世界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之后的事情,古代科学传统并不一样,该如何比较,宋元真的更先进吗?如果真的更先进,我们也不应该考虑李约瑟的问题“为何西方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个表述一完整立即看到其可笑之处),而该问:“为何明清又衰弱了”,为何存在不同的科学传统或者范式。同时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佩西所说,技术转移是文明间的对话过程,接收方会基于自身的经验、条件和需要,来考虑是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技术,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能否武断地说中国的理论负荷更严重,或者如大多数人想的那样,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阻碍了技术的发展?这是我之前那个回答所解释不了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不过这并不妨碍作家的想象,在阿越《新宋》中,石越直接建立兵器研究院,沈括主持下研究管形大炮,直接跳过了砲的阶段而且比陈规的“火枪”还要早。在中华杨《中华再起》中,杨沪生更是重视科技与军事,那时候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人加入,不仅开始研制飞艇、水雷还对大炮进行改进。这是作者面对两段类似历史做出的类似幻想,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我们正在进行的历史能否跳出这个怪圈,还是当局者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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