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信的事迹，据传“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篇》），西汉贤相王嘉深受汉成帝赏识，后因谏阻汉哀帝宠信佞臣董贤而被谗下狱，愤懑绝食呕血而死（见《后汉书·王嘉传》）。所以，诸葛亮认为他只适合遇明君而不能事暗主。许子将（即许劭）与其从兄许靖均因善于核论乡党人物而享誉一时。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许劭传》）。然而许劭评论别人优劣时却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他摈排许靖（字文休），为世所诟病，诸葛亮讥其“不可以养人物”，殆即指此。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许靖，他因不容于许劭，后来辗转归蜀。刘备称帝时任之为司徒，位列三公，深受诸葛亮敬重。由于许靖在当时名气很大，诸葛亮曾向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诸葛亮集·文集》）《论诸子》文中提到许劭的缺点，显然寓有褒扬许靖之意。
事实上，尾生、王嘉、许劭三人从哲学思想看，都很难列入哪一家哪一派。儒家讲求忠信，就尾生、王嘉的言行观之，其思想殆亦近之。至于许劭的品题人物，只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影响及社会习俗之所尚的一种反映而已。《论诸子》提及尾生、王嘉、许劭并非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关键是：一个人要守信，但不能泥古不变；要忠君，但对明君与暗主应有不同的方式；要评论别人的是是非非，须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看问题一定要全面，权衡利弊之后以正确解决。
综上所述，《论诸子》一文反映了诸葛亮的对立统一思想，他对诸子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实际上，是从较全面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好并非绝对的好，坏也不是绝对的坏，从而就避免了片面性，这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他撰述本文之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这些历史人物本身所存在的长处与短处，而更主要的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任长”，即扬长避短、弃瑕用瑜，使互相对立的矛盾趋于统一，从而为诸葛亮的修身、齐家、治军、治国，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 人谋可胜天时
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天有无意志？是天命决定人事，还是人力可以胜天？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诸葛亮提出了“人谋可胜天时”的观点。
（一） 人谋可以胜天的信念
诸葛亮博览群书，怀命世之才，在“天命”的问题上主要是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草庐对》中，他向刘备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袁曹官渡之战，如果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则曹操远逊于袁绍，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袁败曹胜，大大出于人们的预料之外，不少人将它归之于“天意”或“天命所归”。可是，诸葛亮却认为这不仅仅是“天时”（指“天命”、“天意”）的问题，而更主要的则是“人谋”，即人的主观努力、正确的谋划及正确的判断所决定的。稽诸史实，情况亦确实如此。官渡之战前，曹操疑虑丛生，谋臣郭嘉为之分析敌我形势，所陈“十胜”之道，无一不是从“人谋”立论，从而坚定了曹操必胜的信念。
在《草庐对》中，诸葛亮又以这一刚刚结束没有几年的著名战役，来为刘备以后的发展方略借箸为筹。刘备兵微将寡，又无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他与曹操相比，实力相差的悬殊，更甚于曹操之与袁绍，所以根本不具备“争锋”的条件。但是，事在人为而不取决于“天时”（天命），诸葛亮认为只要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采取正确战略策略，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就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与曹操争衡以取得胜利。这种“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思想，并非盲目的乐观，而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因为它是实事求是地对客观形势作了缜密的考察，再加上主观方面的正确擘划与决断，所以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二） 驳斥魏臣假借“天命”进行诱降的谬论
在诸葛亮“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鼓舞下，刘备终于缔造了三分之业。然而刘备猇亭兵败，诸葛亮受遣扶孤，又一次“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他面对着强邻环伺、国小民疲的现实而独撑危局。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没有写信一一作答，而是写了一篇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彩的《正议》一文，反复阐述了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以揭露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之流的诱降阴谋。
1. 驳斥所谓“天命”、“人事”之谬说
华歆、王朗等人写给诸葛亮的信，史籍不详，但欲诱使蜀汉“举国称藩”，即取消独立成为魏国的藩属，显然是这些人写信的目的。他们所持的理由则为“天命”与“人事”。所谓“天命”无非是吹嘘曹魏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而蜀汉僻在西隅，国弱民贫，不应逆天行事；所谓“人事”则无非是夸叙曹魏军力之强大、上下之协和，而蜀汉以一州之地，兵少财乏，难以与大国抗衡等等。
对此，诸葛亮首先举出项羽与刘邦之争。项羽虽然强大，兵精势众，又“处华夏之地”，“秉帝者之势”，看来是天命之所归了，可是，他最终却被兵弱势孤的刘邦所击败。由此足证，“天命”不足凭，“人事”不可恃，而起关键性作用的还在于“人谋”。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早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因袁绍兵强势壮，心有疑惧，谋士郭嘉也曾以楚汉之争的史实来劝说曹操，不要被气势汹汹貌似强大的袁绍所吓倒，这件往事是魏国君臣所熟知的。所以，诸葛亮此时重提项羽的败亡作为依据，驳斥“天命、人事”之说的不可信，自是寓有深意的。
2. 以王莽篡汉为例，说明“天命”的虚伪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曾经假借天意，制造符瑞，吹嘘自己是“天命”所归。然而王莽称帝后旋踵而亡，故《正议》云：“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易言之，曹魏政权的所谓“天命”同样是虚伪的，将蹈王莽之覆辙。诸葛亮还义正辞严地指出：华歆、王朗之流为曹魏唱赞歌，妄谈天命人事，是“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实属厚颜无耻，难逃“无祸”之罪。这里的“崇、竦”指陈崇与张竦。《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他们两人共同上奏，盛称王莽“功德”。《正议》将华歆、王朗等人与陈崇、张竦相比，一是斥责他们“各以耆艾之齿”，不顾名节而甘为曹魏鹰犬；二是揭露他们所说的“天命人事”，纯系一派胡言乱语。
3. 决定胜负的关键，主要是“人谋”
刘秀“创迹旧基”兵才数千，昆阳之战击败王莽强旅四十余万，足见兵力多寡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则是“人谋”，更不是什么“天命”。诸葛亮说：“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因此，“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诸葛亮集·论光武》）。君臣一心，谋议正确，终于缔造了中兴之业。光武帝创业垂统的光辉事迹，充分说明“人谋”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指出“人谋”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上下团结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坚强的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自会无敌不摧、无坚不克。所以，他重视“人谋”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认识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所谓“天意”，人的创造力量可以改变所谓“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不仅严词揭露了魏国群臣以“天命”之说进行诱降的阴谋，而且敢于以弱蜀抗衡强魏，“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深入魏境“自来自去”，魏国的精兵猛将，只能据守坚城，勉强“保全而已”（《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因此，诸葛亮的人可胜天的观点比起“敬天”、“畏天”的唯心主义思想来说，其进步性真不啻是天壤之别！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卓荦不群的杰出人物，在兵微将寡的困难情况下，为蜀汉的开邦建国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勋，其思想的敏锐性和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绝非一般笃信“天命”之说者所能相比。
三、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两句名言，一直传诵到今天。后世为了简洁、凝练起见，又把这两句话概括成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可是，其确切含义尚需进一步加以探索。
所谓“淡泊”、“宁静”，乃是互文见义。词汇虽异却表达了主“静”的同一思想。淡泊，犹言恬淡、恬静。淡，这里是安静之意。《老子》云：“淡兮其若海。”泊：恬静。《汉书·司马相如传》云：“泊乎无为。”宁静，亦为安定、平静之意。宁：安定。《易·乾》云：“万国咸宁。”因此，“淡泊”与“宁静”都反映了诸葛亮的静观万物、静心思考和冷静处世的思想及其心态。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恬淡无为的思想就不足以表明自己不汲汲于名利的志向，没有安定平静的心情即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
（一） 诸葛亮的主静思想源自道家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学派主张清静无为，把“静”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以其摒除凡尘杂念的干扰，完全顺应自然的变化。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一六章）即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目之所接，心之所寓，均应以纤尘不染、极度虚静的态度加以对待，从而使自己进入“无为而化，清静自正”的境界（《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境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五章）。庄子进一步发挥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庄子·外篇·天道》）换言之，由于清静属于天下的正道，因而人们如能保持恬静无为，不仅可以使天下保持太平，而且是道德所能达到的最高规范。事实上，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NFCA1章），也正是这种虚静恬淡思想达到高度的表现。受到老庄哲学一定影响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于《归园田居》诗中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则把这种高度宁静的思想用诗的语言加以表述，显得更加亲切自然、深刻隽永。
诸葛亮在修身进德方面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静”字。乍一看来，“俭以养德”一语似乎与“静”无关，但究其实，则关系密切。因为节俭方可清心寡欲，避免浪费。这就要求人们的内心世界始终保持宁静，不会为贪图丰厚的物质享受而分神劳力。诸葛亮在批评以求仙访道相标榜的张鲁的信中说：“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诸葛亮集·文集·与张鲁书》）指出张鲁并未能真正的静心求道，还在贪恋各种物欲。
关于节俭思想，老子阐述得很深刻。他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为了保护这三宝，老子又提出三去：“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何以非崇俭去奢不可？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统治者不从事则奢，欲壑难填，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势必造成饥寒交迫的严重后果，最终引起人民的反抗，即使严刑镇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由哲学思想转入法治思想，老子的言论确实是精妙的。因此，诸葛亮提出了“俭以养德”的主张，就修身而言，不要刻意追求锦衣美食；就治国而言，则应约己爱民。然则，如何培养俭德乎？这就要求自己能在思想上保持宁静，在生活上甘于淡泊。其实儒家也是重视节俭的，“一箪食，一瓢饮”，不以为苦。《论语·述而》说：“奢则不孙，俭则固。”将奢与俭进行了对比，强调戒奢崇俭。上文所引韩非所说“静则少费。”亦为此意。事实很清楚，所谓“俭以养德”是建立在“静”的基础之上的美德。
（二） 诸葛亮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性
1.什么是认识？众所周知，所谓认识乃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中包括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则是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途径。因此，如果承认实践对认识客观世界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而且还承认先有物质后有意识，那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之，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2.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要求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必须摒除主观成见，廓清各种俗虑杂念的纷扰，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可知，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主静思想，结合他的“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3.诸葛亮主张以俭养德、以静求学、以学广才，可以说无一不要经过实践的考验。例如节俭的美德，只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才能养成。又如以学广才的问题，虽然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从间接经验而来，但某些知识的积累也是靠亲身实践而得的。至于一个人才干的增长提高，尤其需要通过实际锻炼，由感性上升为理性。据此可知，诸葛亮的主静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并非静止的、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思想。
4.诸葛亮重视实践。他认为有些人由于“不接世”，就不能“励精”奋发（《诫子书》）。为此，他主张必须具备“强毅”的意志，“慷慨”的襟怀，才能在实践过程中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因而只要能“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又“何患于不济”？（《诫外生书》）
据此，诸葛亮的主静思想虽然源自道家，可是已不同于道家。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要面对现实与惊涛骇浪进行搏斗。他强调“淡泊”、“宁静”，是为了冷静地认识客观世界，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还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所以，他的主静思想是积极的，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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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诸葛亮《诫子书》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韬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文章引用自：
·诸葛亮（181~234），东汉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因“躬耕于南阳”而使南阳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诸葛亮的思想主要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统战等。
一、 对立统一思想
诸葛亮在《论诸子》（《诸葛亮集·文集》卷二）一文中指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这里提到老子、商鞅、苏秦和张仪，以及白起、伍子胥、尾生等先秦人物，其中老子属于道家，商鞅属于法家，苏秦、张仪属于纵横家，白起、伍子胥均属兵家，而尾生（一说即尾生高）为古代高士。至于王嘉则为西汉人，许子将（即许劭）略大于诸葛亮，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人。《论诸子》肯定了上述人物的优点，而又指出其不足之处。言简意赅，词旨鲜明。结尾说：“此任长之术者也。”表达了他弃短用长的初衷。
道家老子“善于养性”，主张顺应自然，达观随化，故依其说，一旦面临危难，除竭力趋避外，即不知如何应付。又如法家的商鞅善于以法治国，但不懂得如何“教化”人民，以致刑罚残酷误杀许多本来可以不杀之人。可见，“养性”与“临危难”、“理法”与“从教化”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矛盾，这就要求全面考虑统筹兼顾，将“养性”与“临危难”、“理法”与“从教化”和谐地加以统一。至于纵横家苏秦、张仪及兵家的白起、伍员（子胥）也同样各有长短优劣。白起为秦国名将，长平之役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人，却不知加以收抚借以扩大自己的队伍（即“广众”）。尤其是伍子胥虽为吴国立下大功，运筹帷幄克敌制胜，然而不善于保全自己，终于被谗身死，永为后世叹惜。
以上是诸葛亮对道家、法家、纵横家以及兵家的看法，反映了他各有所取各有所舍的思想。其主旨在于使矛盾由对立转向统一，借以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教益。
诸葛亮在论述先秦诸子之后，又涉及一些高士、名臣。尾生守信的事迹，据传“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庄子·盗跖篇》），西汉贤相王嘉深受汉成帝赏识，后因谏阻汉哀帝宠信佞臣董贤而被谗下狱，愤懑绝食呕血而死（见《后汉书·王嘉传》）。所以，诸葛亮认为他只适合遇明君而不能事暗主。许子将（即许劭）与其从兄许靖均因善于核论乡党人物而享誉一时。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许劭传》）。然而许劭评论别人优劣时却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他摈排许靖（字文休），为世所诟病，诸葛亮讥其“不可以养人物”，殆即指此。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许靖，他因不容于许劭，后来辗转归蜀。刘备称帝时任之为司徒，位列三公，深受诸葛亮敬重。由于许靖在当时名气很大，诸葛亮曾向刘备说：“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诸葛亮集·文集》）《论诸子》文中提到许劭的缺点，显然寓有褒扬许靖之意。
事实上，尾生、王嘉、许劭三人从哲学思想看，都很难列入哪一家哪一派。儒家讲求忠信，就尾生、王嘉的言行观之，其思想殆亦近之。至于许劭的品题人物，只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影响及社会习俗之所尚的一种反映而已。《论诸子》提及尾生、王嘉、许劭并非因为他们在思想史上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关键是：一个人要守信，但不能泥古不变；要忠君，但对明君与暗主应有不同的方式；要评论别人的是是非非，须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看问题一定要全面，权衡利弊之后以正确解决。
综上所述，《论诸子》一文反映了诸葛亮的对立统一思想，他对诸子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实际上，是从较全面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好并非绝对的好，坏也不是绝对的坏，从而就避免了片面性，这是诸葛亮的过人之处。他撰述本文之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这些历史人物本身所存在的长处与短处，而更主要的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任长”，即扬长避短、弃瑕用瑜，使互相对立的矛盾趋于统一，从而为诸葛亮的修身、齐家、治军、治国，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 人谋可胜天时
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天有无意志？是天命决定人事，还是人力可以胜天？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诸葛亮提出了“人谋可胜天时”的观点。
（一） 人谋可以胜天的信念
诸葛亮博览群书，怀命世之才，在“天命”的问题上主要是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草庐对》中，他向刘备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袁曹官渡之战，如果从双方兵力对比来看，则曹操远逊于袁绍，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袁败曹胜，大大出于人们的预料之外，不少人将它归之于“天意”或“天命所归”。可是，诸葛亮却认为这不仅仅是“天时”（指“天命”、“天意”）的问题，而更主要的则是“人谋”，即人的主观努力、正确的谋划及正确的判断所决定的。稽诸史实，情况亦确实如此。官渡之战前，曹操疑虑丛生，谋臣郭嘉为之分析敌我形势，所陈“十胜”之道，无一不是从“人谋”立论，从而坚定了曹操必胜的信念。
在《草庐对》中，诸葛亮又以这一刚刚结束没有几年的著名战役，来为刘备以后的发展方略借箸为筹。刘备兵微将寡，又无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他与曹操相比，实力相差的悬殊，更甚于曹操之与袁绍，所以根本不具备“争锋”的条件。但是，事在人为而不取决于“天时”（天命），诸葛亮认为只要能正确认识客观形势，采取正确战略策略，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就可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进而与曹操争衡以取得胜利。这种“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思想，并非盲目的乐观，而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因为它是实事求是地对客观形势作了缜密的考察，再加上主观方面的正确擘划与决断，所以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二） 驳斥魏臣假借“天命”进行诱降的谬论
在诸葛亮“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鼓舞下，刘备终于缔造了三分之业。然而刘备猇亭兵败，诸葛亮受遣扶孤，又一次“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他面对着强邻环伺、国小民疲的现实而独撑危局。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没有写信一一作答，而是写了一篇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彩的《正议》一文，反复阐述了人谋可以胜天的观点，以揭露魏国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之流的诱降阴谋。
1. 驳斥所谓“天命”、“人事”之谬说
华歆、王朗等人写给诸葛亮的信，史籍不详，但欲诱使蜀汉“举国称藩”，即取消独立成为魏国的藩属，显然是这些人写信的目的。他们所持的理由则为“天命”与“人事”。所谓“天命”无非是吹嘘曹魏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而蜀汉僻在西隅，国弱民贫，不应逆天行事；所谓“人事”则无非是夸叙曹魏军力之强大、上下之协和，而蜀汉以一州之地，兵少财乏，难以与大国抗衡等等。
对此，诸葛亮首先举出项羽与刘邦之争。项羽虽然强大，兵精势众，又“处华夏之地”，“秉帝者之势”，看来是天命之所归了，可是，他最终却被兵弱势孤的刘邦所击败。由此足证，“天命”不足凭，“人事”不可恃，而起关键性作用的还在于“人谋”。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早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因袁绍兵强势壮，心有疑惧，谋士郭嘉也曾以楚汉之争的史实来劝说曹操，不要被气势汹汹貌似强大的袁绍所吓倒，这件往事是魏国君臣所熟知的。所以，诸葛亮此时重提项羽的败亡作为依据，驳斥“天命、人事”之说的不可信，自是寓有深意的。
2. 以王莽篡汉为例，说明“天命”的虚伪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曾经假借天意，制造符瑞，吹嘘自己是“天命”所归。然而王莽称帝后旋踵而亡，故《正议》云：“魏不审鉴，今次之矣。”易言之，曹魏政权的所谓“天命”同样是虚伪的，将蹈王莽之覆辙。诸葛亮还义正辞严地指出：华歆、王朗之流为曹魏唱赞歌，妄谈天命人事，是“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实属厚颜无耻，难逃“无祸”之罪。这里的“崇、竦”指陈崇与张竦。《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他们两人共同上奏，盛称王莽“功德”。《正议》将华歆、王朗等人与陈崇、张竦相比，一是斥责他们“各以耆艾之齿”，不顾名节而甘为曹魏鹰犬；二是揭露他们所说的“天命人事”，纯系一派胡言乱语。
3. 决定胜负的关键，主要是“人谋”
刘秀“创迹旧基”兵才数千，昆阳之战击败王莽强旅四十余万，足见兵力多寡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则是“人谋”，更不是什么“天命”。诸葛亮说：“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因此，“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诸葛亮集·论光武》）。君臣一心，谋议正确，终于缔造了中兴之业。光武帝创业垂统的光辉事迹，充分说明“人谋”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指出“人谋”的重要内涵之一是上下团结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坚强的意志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自会无敌不摧、无坚不克。所以，他重视“人谋”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认识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所谓“天意”，人的创造力量可以改变所谓“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不仅严词揭露了魏国群臣以“天命”之说进行诱降的阴谋，而且敢于以弱蜀抗衡强魏，“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深入魏境“自来自去”，魏国的精兵猛将，只能据守坚城，勉强“保全而已”（《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因此，诸葛亮的人可胜天的观点比起“敬天”、“畏天”的唯心主义思想来说，其进步性真不啻是天壤之别！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卓荦不群的杰出人物，在兵微将寡的困难情况下，为蜀汉的开邦建国立下了难以磨灭的功勋，其思想的敏锐性和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绝非一般笃信“天命”之说者所能相比。
三、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两句名言，一直传诵到今天。后世为了简洁、凝练起见，又把这两句话概括成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可是，其确切含义尚需进一步加以探索。
所谓“淡泊”、“宁静”，乃是互文见义。词汇虽异却表达了主“静”的同一思想。淡泊，犹言恬淡、恬静。淡，这里是安静之意。《老子》云：“淡兮其若海。”泊：恬静。《汉书·司马相如传》云：“泊乎无为。”宁静，亦为安定、平静之意。宁：安定。《易·乾》云：“万国咸宁。”因此，“淡泊”与“宁静”都反映了诸葛亮的静观万物、静心思考和冷静处世的思想及其心态。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恬淡无为的思想就不足以表明自己不汲汲于名利的志向，没有安定平静的心情即无法实现远大的理想。
（一） 诸葛亮的主静思想源自道家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学派主张清静无为，把“静”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以其摒除凡尘杂念的干扰，完全顺应自然的变化。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一六章）即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目之所接，心之所寓，均应以纤尘不染、极度虚静的态度加以对待，从而使自己进入“无为而化，清静自正”的境界（《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境界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五章）。庄子进一步发挥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庄子·外篇·天道》）换言之，由于清静属于天下的正道，因而人们如能保持恬静无为，不仅可以使天下保持太平，而且是道德所能达到的最高规范。事实上，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NFCA1章），也正是这种虚静恬淡思想达到高度的表现。受到老庄哲学一定影响的东晋诗人陶渊明于《归园田居》诗中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则把这种高度宁静的思想用诗的语言加以表述，显得更加亲切自然、深刻隽永。
诸葛亮在修身进德方面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静”字。乍一看来，“俭以养德”一语似乎与“静”无关，但究其实，则关系密切。因为节俭方可清心寡欲，避免浪费。这就要求人们的内心世界始终保持宁静，不会为贪图丰厚的物质享受而分神劳力。诸葛亮在批评以求仙访道相标榜的张鲁的信中说：“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诸葛亮集·文集·与张鲁书》）指出张鲁并未能真正的静心求道，还在贪恋各种物欲。
关于节俭思想，老子阐述得很深刻。他说：“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为了保护这三宝，老子又提出三去：“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何以非崇俭去奢不可？老子明确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统治者不从事则奢，欲壑难填，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势必造成饥寒交迫的严重后果，最终引起人民的反抗，即使严刑镇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由哲学思想转入法治思想，老子的言论确实是精妙的。因此，诸葛亮提出了“俭以养德”的主张，就修身而言，不要刻意追求锦衣美食；就治国而言，则应约己爱民。然则，如何培养俭德乎？这就要求自己能在思想上保持宁静，在生活上甘于淡泊。其实儒家也是重视节俭的，“一箪食，一瓢饮”，不以为苦。《论语·述而》说：“奢则不孙，俭则固。”将奢与俭进行了对比，强调戒奢崇俭。上文所引韩非所说“静则少费。”亦为此意。事实很清楚，所谓“俭以养德”是建立在“静”的基础之上的美德。
（二） 诸葛亮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性
1.什么是认识？众所周知，所谓认识乃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中包括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则是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也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途径。因此，如果承认实践对认识客观世界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而且还承认先有物质后有意识，那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之，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2.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要求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必须摒除主观成见，廓清各种俗虑杂念的纷扰，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可知，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主静思想，结合他的“人谋”可以胜过“天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3.诸葛亮主张以俭养德、以静求学、以学广才，可以说无一不要经过实践的考验。例如节俭的美德，只能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才能养成。又如以学广才的问题，虽然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从间接经验而来，但某些知识的积累也是靠亲身实践而得的。至于一个人才干的增长提高，尤其需要通过实际锻炼，由感性上升为理性。据此可知，诸葛亮的主静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并非静止的、不动的与世隔绝的思想。
4.诸葛亮重视实践。他认为有些人由于“不接世”，就不能“励精”奋发（《诫子书》）。为此，他主张必须具备“强毅”的意志，“慷慨”的襟怀，才能在实践过程中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因而只要能“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又“何患于不济”？（《诫外生书》）
据此，诸葛亮的主静思想虽然源自道家，可是已不同于道家。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要面对现实与惊涛骇浪进行搏斗。他强调“淡泊”、“宁静”，是为了冷静地认识客观世界，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还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所以，他的主静思想是积极的，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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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诸葛亮《诫子书》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韬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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