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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人终生不离故土，如康德；也有很多人迁移若干次，在别离中斟满伤感，在相聚中畅饮欣喜。有暂时的、短期旅行的、象候鸟那样周期性的，有永久性的。 迁徙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如农耕民族因洪水、干旱、蝗虫、风沙等天灾而收成不好，被迫离乡背井；有人文因素，如从事贸易、从军、求学、入仕、传教、科学考察等。 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也常闯入其他民族的传统地盘；农耕民族基本定居，安土重迁，有时为躲避战乱等也会迁徙。 有个体的迁徙，如流放，中国古代朝廷贬黜臣下，如韩愈、柳宗元、苏轼、林则徐等，俄罗斯流放革命者，如十二月党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个人因求学、当兵等一旦离开故乡，以后可能在外定居，很少返回。 有群体大规模的迁徙，如锡伯族西迁、土尔扈特部蒙古族回归祖国等。西汉起就搞屯田，“徙民实边”（晁错语）。 古代，汉民族的更大规模迁徙有三个例子，一是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向东部多省迁移，成为现在华东大量村镇人口的共同源泉；二是源自中原的客家人向东南乃至海外迁徙；三是清末民初以来大量人口由“内陆”“闯关东”。 现代则主要有以下一些情形，分别形成不同的移民主导型聚落： 1、农垦：生产建设兵团新的屯垦戍边，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衔接，改变了北大荒等地的生态条件（不完全是改善，对湿地等的影响已受到重新评估），形成如石河子等农垦城市； 2、工交：工矿业的建设发展，形成大庆、攀枝花等资源开发、工程建设型城市； 国际上也有，如淘金热造就了一些城镇，铁路建设使一些小渔村逐渐变成了大港口，俄罗斯也有一些因建设水电站而形成的城市，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 3、特开：以对外开放、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综合性经济社会发展试验为导向，形成特区、开发区型城市或城区，如深圳、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以及爱尔兰的香农。 4、行政：北京和各省区首府为另一种类型，外地人也较多，多为行政人员、服务业者、学生、军人等。 在我国国内，移民型城市是地区和民族来源不同的人们相互接触、共事的地方，相对年轻，较之非移民型传统城市，眼界更开阔一些，更多元包容一些，更有活力。 与海峡两岸关系转暖同时，两岸人员往来大幅增加（数十万台商在大陆经商），这两者相互促进，大有利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目标。 水电建设形成或发展了三门峡、丹江口、宜昌等城市，吸纳外来建设者，同时，三峡等水库库区又向外移民，形成方向近乎相反的两种迁徙。与库区移民类似的还有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较近距离迁徙者。 主要由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国际移民，其动因有贸易、殖民、传教等，与军事政治扩张、经济掠夺、文化输出或侵略联系密切。 由此产生（前殖民地-）移民型国家：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洲、大洋洲多国。在一些移民型的国家，移民的来源国比较多，移入国被称为民族的熔炉。 前几个世纪中，可能自郑和下西洋起，国人向南的迁徙到达了南海周围各地，目前东南亚约有华人、华裔3、4千万，是海外华侨最多的地区。 自清末开始，有华工到美洲等地，为美国的西部开发、古巴的民族独立等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又有数量较多的华人到国外求学、工作、居住、旅游。 据最新人口统计结果，也有50多万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 国际间的相互移民，成为中国与世界增进相互了解、相互磨合的契机。这也伴随着不同国家的利益在对方国家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同利益，促使各方在“立场”上也逐渐相互妥协，逐渐从差异中辨认出，对方原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的“利益攸关方”，甚至同处于某个“命运共同体”中，需要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是中美间曾经达成的共识），虽然同时还会保持一定的相互戒备。 国内、国际的移民都既源远流长，又几乎是方兴未艾，在很多地区之间的相互移民还很不对称，不平衡，不成比例，有落差，所以还会流动，或像布朗运动那样混掺，直到比现在均匀得多也不会停止，继续增大某个熵值。 同时，异族通婚比例上升，经过一个时期既复杂又简单的融合过程，民族、种族间的界限将逐渐消失。那时再回过头来看今日的诸多纷争，人们恐将不禁莞尔。 迁徙、移民、“混搭”合乎自然规律，跟从泾渭分明到浑然一体的黄河一样自然，跟钱塘江水与东海潮流亲密拥抱一样自然，而潮流，比逆潮流而动的事物力量更大，因为（在另一篇博文中谈过），它甚至能让地球转得慢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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