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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荆川父子与方志学 徐瑞清
常州人唐顺之，字应德、义修，号荆川，明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家、史学家和军事家，嘉靖年间的抗倭英雄。同时他富于文化底蕴，著述颇丰，有重要的史论著作《两汉解疑》《两晋解疑》和《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儒编》《稗编》传世。地方志方面，作《江阴县新志序》《石屋山志序》，阐发对方志学的独到见解。其子唐鹤征，字元卿，号凝菴，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子承父业在朝为官，亦著有《周易象义》《桃溪札记》《辅世编》《宪世编》等，主持编纂历史上首部《武进县志》和《重修常州府志》。 一般认为，唐宋以后一些史学家对于地方志书编纂的论述多不完整也不系统。明清两代我国古方志才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清代经过章学诚集大成式的总结提炼和再造，创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而明代唐荆川父子有关方志学理论的建树，实际上为章学诚形成方志学体系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在中国方志学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贡献之一，对方志的性质作出具有独到性的论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常州巡抚都御史欧阳必进、巡按御史陈九德敦促江阴知县赵锦修志，赵于是辟延陵书院为馆，聘张衮主纂，从次年春2月始至冬12月止，《江阴县志》成稿。唐荆川十分关注地方志，为之作序：“江阴于常州为属邑，而枕江之冲，为苏常诸郡北门，以故视他邑独重。”曾经有研究者称，以前的学者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直到清代，章学诚才提出方志是地方史的重要创见，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其实不然。正是唐荆川在这部序言中指出：“郡国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谓随其郡国州邑之所有而籍记之，其常也。”通过方志记载地情以存史，是自古以来的惯例。序中评价主纂张衮称：“先生以其国史之余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一邑之史”表明，方志不属地理书而属史书范畴；“随其郡国州邑之所有而籍记之”，又表明方志要对一方之所有作出全面记载。②可见，方志是一方之全史。 唐鹤征对修志以存史有着强烈的意识，在纂修首部《武进县志》、《重修常州府志》时说：“晋陵、武进，在唐称望县”，“鹤征幼闻诸故老谓：武进未尝有志。”“先是常州府有志矣，百余年而未修。武进自入国朝，二百五十余年矣，竟未有志，人人谓之缺典”，“数十年来，人咸叹息”。为弥补缺憾，他在各方邀请下接受了修志重任。对于方志性质的定位，他继承父亲的思想，指出：“夫世之言志者曰：‘志者史也，史则文而已矣。’” 清代我国方志学正式成型时，理论界分为两大派。一为地理派，又称“旧派”，以戴震、洪亮吉等为代表，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另一派为历史派，又称“新派”，以章学诚等人为代表，认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指出“志属信史”、“志乃史裁”、“志乃史体”、“方志乃一方全史”。当时社会以有权有势的地理派占主导地位，后世大都认同草根学者章学诚的主张，并且成为方志学主流，一直影响到当代。而在明代，章学诚的前辈唐荆川称方志是一方之史，唐鹤征称“志者史也”，否定了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的传统观点，提出方志属于地方史的重要创见。提出这一真知灼见，唐氏父子不算最早，但也是最早之一。可以说，章学诚继承了包括唐氏父子在内一些有识之士关于方志性质的重要思想。 贡献之二，对方志的功能作出比较科学的定位。唐荆川在《江阴县新志序》中说：“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观美；国邑之有志，本以经世而非以博物，则得之矣。”所谓“经世”或“治生”，就是方志或家谱的资治、教化功能。虽然家谱与方志发挥治生功能方面含意不同，编纂体裁也不同，但求其“实用”而非“观美”“博物”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唐荆川一生所涉无论文学、理学、史学、军事学，都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比如：“《左编》者，为法治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其纂《右编》也是“以资经世之局”，为“经国之士研精毕智”，“语云‘人情世事古犹今也’，岂不然哉？”他既然将方志归入一方之史，按照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强调方志为资治、教化服务，可谓顺理成章。所以，他高度评价赵锦所修《江阴县志》：“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记，后人因其所籍记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兴而不墜。予欲使后之为江阴者，因赵君之所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他认为后来接手县志主纂成编、繁简删存的张衮，能体现赵锦的用心，所以张衮所纂《江阴县志》可以“著之以为后来治邑者之所据准”。 唐鹤征也认为方志的功能首先是提供决策的依据，指出“天下有变，则敌之得失、胜败，我之制变、出奇，不下堂皇而决策矣。古人之贵图籍，必以是也。”可是，许多方志编者没有认识到，以致“乃检之各志，无一言及之者。”他在《武进县志》自序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表达对方志功能的看法：“士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以辨地物，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与其财用，周知其厉害，使同贯利。则知图志者，无非为政教计也。”这些真知灼见，充分阐述了方志所具“为政教计”即资治、教化功能。他认为若无志书以存史，“失今不纪，后益无征”，而为修成首部《武进县志》感到欣慰。 章学诚论及方志功能时说：“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即将求其实用也。”他指出方志在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风教”的作用，“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乎！”二是存史，为国史提供资料的作用，“国史于是取裁方志”。章学诚的这些主张，与唐氏父子关于方志功能的论述所见略同，可是他对方志资治功能的认识，却逊于唐氏父子。对方志功能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试图作出各种新的阐述，而真正为大家所广泛接受的，仍然是“资治、教化、存史”。 贡献之三，对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作出了科学合理、独具远见的研究。唐荆川在其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对方志体例的确立与入志内容的取舍，有着旗帜鲜明的见解。他作《江阴新县志序》，先以家谱的编修为例指出，“凡其田畮租甔钱贯丝缕豉合酱罂僮指之数，此纤勤治生者”应当详细记载，至于“凡其池馆花树狗马图画古物珍器之数，此游闲华饰者”就该从略。“家之所以为家者”，在于“纤勤治生者”，而非“游闲华饰者”。可笑的是有的家谱本末倒置，内容取舍和详略以“游闲华饰”为详，以“纤勤治生”为略，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他批评最早的国邑志《禹贡》《周职方》也是如此，体例内容“有琐细而俚俗者”，不该记而记了诸如“筱簜箘簵、淮蚌江龟海错之纤细”，把志书等同于“草木虫鱼之书”。更有“多男少女、多女少男”的记载，几乎沦于市井村俗之谈，“古人何若是之琐琐也？”唐荆川还列数此后方志仍然存在的流弊：“其叙山川也，既无关于险夷瀦泄之用，而其载风俗也，亦无关于观民省方之实。至于壤则、赋税、民数，一切不纪，而仙佛之庐、台榭之废址、达官贵人之墟墓、词人流连光景之作，满纸而是。”他感叹道，这种做法与专记“图画狗马玩具为妆缀”、忽略“租甔钱贯所以需衣食之急者”的家谱有何两样？对治家有何可取之处呢？他还说，当代朝廷组织修《一统志》时发生争执：“其一人欲载科目之数，则曰此非进士录也；其一人欲载户口田赋之数，则曰此非黄白册也。”他明确表示：“科目则别有录矣，不载宜也；户口田亩固天下之大命，而经国者所必稽也。”及至过去的江阴县旧志，收录内容也都欠当：“旧虽有志，而宜书不书，不宜书而书，大率如所论诸志之弊，无足征者，至今令余姚赵君始更修之。”为避免志书“宜书不书，不宜书而书”，唐荆川进而明确提出“列而载”“载而详”和“其所不载”的标准，“田赋高下之异等，坟垆黎赤之异壤，九镇九泽之异名，而五戎八蛮之异服，其列而载之可也”，“盖苟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阴阳而蕃孶息，固不得以其秽杂而略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载而详者固然，则其所不载者亦可知矣。”他所谓“列”，就是设置门类体例，“载”，就是内容记述。他赞扬赵锦所修新志加强经济部类，以此改造以地理名胜浮文为主的旧志体，“所载田赋徭役、户口食货、谣俗水利、防江治盗之源委本末，节错丝棼”，十分详尽，而对于“浮文羡费，则屏去不事”，这归功于赵能够昼夜尽心，“才敏而虑周”。唐荆川还形象地称赞赵锦安排志书的内容“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绝耳目之玩，而毕力于家人生事之智算举无遗者，于是一切以其精神思虑之所及而登之于籍。”显而易见，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就该致力于“家人生事”之类有意义的门类，做到“举无遗者”，坚决排除“耳目之玩”。唐荆川以志书功能为出发点，对志书体例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科学合理，极具远见，对于提高志书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鹤征有着编纂《武进县志》《重修常州府志》的实践，对于方志体例、入志内容有真切而系统的体会。他以为旧志只注重地理，使方志失去应有的价值，“志地理者，亦仅可为幽人游览之胜、词客吟咏之助，徒文具而已。”为此，他修《武进县志》分为地理2卷、钱谷2卷、人物2卷、职官科第武备1卷、词翰摭遗1卷等共8巻，“与前此郡邑之志，体裁稍异。”唐鹤征说：晋陵和武进“地大人众，政繁务殷。入版图二百三十余年(注：指从明初起)，其间利弊之兴革，贤哲之奋庸，不知凡几。”“武进为财赋奥区，民生舒惨，惟是焉系，故于财用特详。”他不拘泥于地理沿革，对于经济、人文等重要内容和有着地方特色的事物加大份量，打破常规，或在记述时“特详”，或“必指其事而详之”，总体设计篇目采用多达4卷的篇幅，分别记载经济与人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远见卓识。得益于县志编纂的经验，他受命《重修常州府志》的任务得心应手。为了充分体现常州地方特色，他通览全府5县县志，并在所属各县实地考察调研。他说：“少不自揣，尝有志尽括郡县之志而本之画野分圻之初，以观其棋布星罗之局；审之沿革离合之后，以判其连络涣散之情。或相使而为臂指首尾，或相错而为犄角犬牙，或相依而为辅车，或相峙而为鼎足。又察其厄塞险要以佐战守攻围，要其陵谷沧桑以妙因应变化，呈之以图，缀之以籍。则形势之轻重，钱谷之虚实，户口之繁耗，有不了然心目之间者哉?”在此基础上，他从体例到内容为《重修常州府志》作出科学安排，突出记载财赋、钱谷、户口、水利、人物等重要内容，使这部府志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在编修地方志中他奉行的方法，是“收拾遗文，咨询舆论”，而后“断以鄙见，述其一二”。这就确立了方志编纂在体例、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几大要点：一是编修志书需要广征博采，不仅要有文字材料，还要进行社会调查；二是对资料要进行鉴别、判断、整理和取舍；三是经过综合分析后，作出有选择的著述，而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当然，对所修县志，他也承认“时日稍促，咎在挂漏，阙在修润，则尚有俟乎君子。” 清代章学诚提出“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对资料要“博观约取”，就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编写中要“决断是非”“笔削文辞”。志书分为“三书”即志、掌故、文征。要以志为主体，使之在对各种原始资料鉴别筛选后，成一家之言的综合性著述。当然，这种著述要“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在记述内容上，章学诚反对戴震“志以考地理”“不必侈言文献”之说，“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并抨击方志不设标准滥收艺文的弊病，指出“近代方志之艺文，其猥滥者，毋庸议矣。”章学诚上述有关方志体例与内容的观点，大都能从唐氏父子所言中找到契合点。 贡献之四，对方志人物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唐荆川对于《江阴县志》为人物列传，并且详细记述给予肯定。他举司马迁《史记》之例，说明人物传的作用：“又如计然、任公之徒精于治生，而太史公萃之为传，凡其仰俯拾取、废居弃与之法，与夫卮茜萩漆之细，莫不具载，能得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为治生家者所必资。” 唐鹤征修志时尤其重视人物传，深感“武进自季子以礼让为教，千载而下，至阖城死国，其灵秀之所钟，郁为人文，何可数记。他志于人物，略举大端，鹤征必指其事而详之”。为此，他为首部《武进县志》设置人物传2卷，占全志8卷的四分之一。他还就详载人物的原因作出解释：“俾读者如见乎其人，景行思齐，所由切矣。语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大都使为吏者，得视已成；为士人者，不忘前事。则于政教，未必无少补云。”然而，人物入传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唐鹤征对于《重修常州府志》的人物如何入传与评价持审慎态度。他说：“人物一类，作志者无不难之。盖以众论之难合也。余鹤征，仕也未尝操贤否之目，退也未尝为月旦之评。人伦冰鉴，实非所长。闻见几何，而欲扬榷今古乎？《春秋》一书，圣人犹以知我、罪我听之人，矧荒耄如不谷者乎？”意为修志者都认为写人物传难，难在众人意见不一。他自谦，为官时不曾有分辨是否贤人的眼光，退居时没有做过褒贬品评，明察人品实在不是我之所长，阅历有限，岂敢评价今古呢？就连作《春秋》的孔圣人，还有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何况像我这样的昏愦之人呢？唐鹤征遇到有人请托以求列入人物传时，坚持原则，严格标准，显示了优秀的史德：“虽欲托声文具，有所不敢，矧曰信史？近年之载与不载，以时为限，非有去取也。” 章学诚主张志书分为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他指出：“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入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他反对“请托作传”的志坛歪风：“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托作传，全无实征。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 章学诚关于人物传的审慎态度和科学方法，与唐氏父子把方志人物传写成“信史”的观念与实践，可谓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唐荆川父子在关注或参与方志工作的同时，围绕方志理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为方志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清代学者章学诚继承、吸收包括唐氏父子在内的方志理念精华，同时提出许多前无古人的创见，在亲身修志实践中予以系统化，使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章学诚同时代的常州籍著名方志学家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对方志学说提出不少高见，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作为当时方志主流学派，不仅未能继承前辈加老乡唐氏父子的主要方志思想，反而成为唐氏父子和章学诚观点的对立派，这充分证明了在任何时代都有创新之难的命题。 【说明】本文原题为《唐荆川父子对方志学的重要贡献》，原文有注释，此处略去。 天津市国学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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