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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帽子”考
今天所谓“绿帽子”，源自古代的“绿头巾”。而古代绿头巾的颜色，除了纯正的绿色外，也包括偏蓝的暗绿色乃至深蓝色。古代诗文中常有绿、青、碧三色混淆不分的情形。《荀子·劝学》有“青出之于蓝而青于蓝”之语，白居易《忆江南》也有“春来江水绿如蓝”，可知绿、青、碧、蓝的色调在古人心目中是很接近的。由此而“绿头巾”也曾被称作“青巾”“碧头巾”“碧绿头巾”“绿巾”“绿帻”等。 汉魏以后到元代以前，绿头巾实际上曾被世人广泛使用，在多数地方、多数时期不含令人不堪的耻辱性贬义，只是戴绿巾者的社会地位可能偏低而已。晋代的沈莹有一支五千人的强悍队伍，因头戴青巾而称作“青巾兵”；北周尉迟迥手下有一支上万人的亲军，史称“皆绿巾锦袄，号曰黄龙兵”；唐宋时期，“绿帻青帔”常常是仙道中人的标志，宋代关拭《隐真道堂记》中提到一名姓刘的道士，“戴青巾、披青氅”；也有士大夫戴青巾的，有位大臣给皇帝上疏时就称士大夫著“青巾紫袍”，有失文化人形象；又，《文献通考》记载，契丹“丈夫或绿巾、绿花穿袍”。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于头巾是否绿色，一般没有特别的顾忌，绿头巾与其他颜色的头巾一样，似乎也没有明显的社会地位上的区别。 然而，也有例外。在唐朝东南一带，曾有将戴绿头巾视为屈辱的习俗。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奇政》记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隨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延陵约在今江苏丹阳、常州、江阴等沿江一带。李封对有罪的人的处罚，是让其头戴绿巾，罪重的戴的日数多，罪轻的戴的日数少。这事后来便演化成东南吴地的一种观念，认为头戴绿头巾是一种耻辱。 为什么李封用这种方式处罚人呢？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认为，李封这是借鉴了春秋时期同类的事情。他说：“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其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按这种说法，李封借用了史籍所载春秋时期的一个娼夫戴绿巾的例子，而用绿头巾让犯罪者感到屈辱。如果这说法成立，那应是李封临时起意，并非常制。 而郎瑛称春秋有“绿巾裹头”的“娼夫”，不知其依据何在。不过，战国时期确有以青布裹头的士兵，被认为与众不同，且等级较低。《战国策·魏策一》记载苏秦为了“合纵”而向魏襄王进言，提到魏国军士有不同类别，包括“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宋代鲍彪注解“苍头”为“以青帕首项”（即从头到项部裹以青布）。《史记·苏秦列传》记述同一事情，唐朝司马贞索隐也解释“苍头”为“以青巾裹头，以异于众”。《史记·项羽本纪》也有“苍头特起”一语，索隐引晋代学者晋灼的注解，称“殊异其军，为苍头，谓着青帽”。无论是说青巾裹头，还是着青帽，都是强调头上裹有青布，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志。因此汉末应劭早有这样的看法：“苍头特起，言与众异也。苍头，谓士卒卑巾，若赤眉青领以相别也。”而“青领”与此相关，同样成为布衣徒隶称呼，《洛阳伽蓝记》中就有“青领之士竞怀雅术”语（意为平民布衣也竞相装得很高雅）。 裹绿头巾的人地位不高，到汉代仍是贱者的特征。馆陶公主家的庖人董偃第一次拜见汉武帝，头裹绿帻。汉代蔡邕《独断》卷下说：“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卑贱者不允许戴帽子，用绿布缠裹头发。所以对于《汉书·东方朔传》“董君绿帻”一语，唐代颜师古注释说：“緑帻，贱人之服也。”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的苍头之服。宋代叶廷珪称：“汉官奴苍头冠绿帻。” 东汉以后，“苍头”成为私人部曲和仆人的专称，地位较低，但未必以头裹青布为标志。换句话说，自汉末直至明清，“苍头”不再是因为头裹青巾而有此称，只要是家奴，即可以此名之。《魏书·甄琛传》说甄琛喜好下棋，常常通宵达旦，让手下的苍头在一旁举蜡烛照明。苍头不时犯困，影响照明，甄琛即用棍棒处罚。这苍头，就未必一定头戴绿巾。 由此可以推测，唐朝李封用碧头巾辱人，应是受到战国秦汉因“青巾裹头”得名、在后世地位又较低下的“苍头”启发，有了这一举措，并影响了江南人对绿头巾含意的引申。 大约受吴地这种习俗的影响，到元代，绿头巾的贬义竟被国家制度确定下来。元朝明文规定乐户、倡优家男子必戴绿头巾，以作这类卑贱人家的标志。绿头巾自此成为世人周知的贬义词。《元典章·礼部服色》：“至元五年，准中书省札，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元史·顺帝纪》：“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馬。”宋代曾不含贬义的“青巾紫衣”，到元代则成了低贱乐户特有的服饰。《御定曲谱·诸家论说》引赵孟頫关于戏曲曲谱的论述，也提到“院本中有倡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倡夫与绿巾相关联，这是元代才流行起来的。 此制到明代依然如故。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按祖制，乐工俱戴青字巾，系红绿反搭膊。常服则绿头巾，以別于士庶。”明·谢肇淛《五杂组》也称：“帻本贱者之服，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着绿头巾，亦此意也。” 因为卑贱，乐工的妻子多沦为歌妓，被人玩弄，故对乐工而言是莫大侮辱。明代以后世俗遂泛称妻子与外人有奸情为给丈夫“戴绿头巾”。《五杂组》又曰：“国初之制，绿其巾以示辱，盖古赭衣之意。而今无矣，然里闬尚以‘绿头巾’相戏也。”前所引《七修类稿》也称，“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今吴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这样看来，此称已被用于挖苦、贬低妻子不检点的男人。明代以后，非乐户的男人如果也被扣上此称，那不是因为他头上真的戴了绿头巾，而是暗示他的妻妾有偷汉子行径。可见“绿头巾”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羞辱人的象征语。这种屈辱的象征，此后一直沿袭，至今犹然。 一些古典小说中，常有围绕这个词语的相关描述。《醒世姻缘传》第72回描写一个叫魏三封的武生娶亲，新婚之夜发现新娘程大姐不是处女，将她一顿暴打，并送回程家退婚。原来，程大姐的老娘“老程婆子孙氏也料得魏三封已有武举头巾戴了，又要这顶绿头巾做甚？”可孙氏还想蒙混过关，结果却未能糊弄过去，把事情搞砸了。又第96回开篇一首诗，讥讽媒婆一类的妇人不可信，“善缝青眼罩，惯送绿头巾。生出无穷事，骗去许多银”。意指媒婆即使给人介绍一个淫妇，也会说得天花乱坠，让人既损钱财，又戴“绿头巾”。 清代以后，“绿头巾”的贬称仍被沿用。《镜花缘》第12回中有两个充满道学气息的人谈风论俗，说男人一定要对自家的女人严加管束，否则就有“绿头巾”之虞：“诸如哄骗上庙，引诱朝山，……良家妇女因此失身的不知凡几。……此固由于妇女无知所致，但家长不能预为防范，预为开导，以致‘绿头巾’戴在顶上，亦由自取，归咎何人？”清代习俗，男人脑袋前部剃光，后部留长辫，不便于裹头巾，因而戴瓜皮帽一类的帽子成为主流，于是“绿头巾”又引申出了“绿帽子”一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中就有这样的描写：“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可见“绿帽子”这个称呼是清代才开始流行的。 “戴绿头巾”被认为是男人的耻辱，而令人瞠目的是，有些男人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居然还主动把这种屈辱的象征扣在了自己头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晚清讽刺小说中都有候补道为谋升官而将妻女送去讨好总督的描写，反映了清代官场中上司的鄙陋和下级的无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3回有两句联语：“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就是讽刺这类人为了升官，获得红顶戴（较高官员的帽饰，象征高官），宁愿“戴绿头巾”也在所不惜的情形。晚清获得红顶戴的来路有九种，称作“九红”，其中通过自己的妻女姐妹等女性亲属卖身于权贵而得到的红顶戴，被称作“肉红”。由此不难看到，有时候，有人是主动把“绿头巾”无耻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绿头巾”一称直沿用到近世，而“绿帽子”之称则沿袭到了今天。人们常常在讥笑人和咒骂人的场合用上这种说法。1916年7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载《奉天官界之四不》一文，说到军阀倪嗣冲“戴了绿头巾”，文中说：“倪嗣冲之爱妾现奔至奉天，改名曰爱珍珍，以优而兼妓业，见人辄自称为‘倪夫人’，门首贴一联云：‘岂有文章惊海內，要留清白在人间。’有好事者为之改易曰：‘文无文，章无章，娘子竟效红拂女；清不清，白不白，將军甘戴绿头巾。’”真是令人喷饭的笑谈。中国人特别看重女人的贞操，一个女人失贞，不只是女人本身的羞辱，而且也成为女人的丈夫的耻辱，因此，在人们发生激烈口角时，说女人偷汉、男人戴绿帽，就成为最能让对方感到无地自容的有力武器。这在一些人的对骂中，可见一斑。王实味《杨五奶奶》一文中写到两个女人为看戏挪挪板凳那点鸡毛蒜皮小事，发生争执，对骂起来，她们的骂词就都离不开男女之事：
“前面放不下啦，你就放在后面吧！”那妇人说话也不大中听，微含怒意。
其中不难看出“失贞”与“绿帽子”在世人心目中的份量。要让谁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这两者是最容易瞄准的攻击点。无论对方是否真的失过贞操，是否真的“戴绿帽子”，只要强辞夺理，把这样的污水朝对方猛泼，就自然会形成强烈的效果：骂者以正人君子自居，可以取得道德制高点；被骂者不得不为此辩白，洗刷污点，内心必然焦躁不安；周围凑热闹的看客最渴望听到这样的八卦消息，可为他们无聊的闲散日子平添扯淡的笑料。胜利的天平倾向于何方，就此不难判别。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骂街时都乐于使用这一撒手锏的原因所在，对骂双方都热衷于采用这相同的骂法也就毫不奇怪。 “绿头巾”“绿帽子”一称用于骂人，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陋习。其本质，实际是以历代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为立论根基的。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一切动摇这一纲常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绿帽子”是男人受屈辱的象征，之所以受屈辱是因为妻子与他人有染。妻子是从属于男人的，与他人有染自然就是背叛男人了。这是礼教文化所不能容忍的事情。 日知君曰：偷汉子固然伤风败俗，应予谴责。但在中国世俗文化中，人们总是用调侃、嘲笑的口吻对待这现象，竭力扩大其负面影响。俗世的嘲笑声，不在于要维护社会和谐与家庭稳定，而在于从无聊中获取一份茶余饭后的闲扯快感。“绿头巾”“绿帽子”的嘲讽，不会形成有益风化的风尚，而只会让人看到那些对此津津乐道的人的卑劣情绪的宣泄。 （本文发表于《寻根》2016年第5期，此处文字略有修改） 天津市国学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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