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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1925年4月写了一篇文章《春末闲谈》，最初发表在《莽原》上，后来收入文集《坟》。这篇讽刺小品文中有这样一句，颇让人意外： “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 医学的不发达有何益于人种改良呢？人种改良又是怎么一回事？ 近代的人种改良思想若要追溯，不早于1869年。这一年，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出版了《遗传基因：关于其法则和结果的探究》，在书中他说：“我以最绝对的态度反对人人生来平等的借口……更合适的人种或血统被贫穷阶级的多产交配习性所湮没之前，应该增加优良人种的数量。” 优生学（Eugenics）就这么诞生了。这种学问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更有市场，因为前者迎合了所有自认为优等的人种和民族的虚荣心，而后者打击了全人类的自尊。更重要的是，弗兰西斯·高尔顿的理论本身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07年，伦敦成立了优生教育会（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发行《优生学评论》杂志，1910年，美国设立优生记录处（Eugenics Record Office），1913年则直接成立了美国人种绝育协会，对可能诞下畸形儿的母亲做绝育手术。这本来是精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有一次“胜利”，但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知识分子看来，好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国图存的稻草，这股风，分别来自欧美和日本。 严复的同学伊藤博文就是个人种改良狂热爱好者。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但知此法难行于中国，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严复不知是否受了他的影响，也是如此。严复看到尽管西洋人是近二百年来才逐步走出欧洲之境，踏遍全球的，然而二百年来却是“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与之相遇、角逐的“红人、黑人、棕色人”，不是“为 之奴隶”，就是“归于泯灭”，不由感慨“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而且严复虽然是洋务运动时的留学生，但对西洋人的“佩服”，却超越了“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顽固思想，在严复看来，“道”也在西洋人手里啊，不论是“汽机兵械之伦，天算格致”，还是“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型政则屈私以为公”，乃至“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都胜于金瓯之国。 尤其是西洋人的体质，严复服得不行，在他看来，西洋自希腊、罗马时就非常重视身体锻炼，在柏拉图所创学塾阿克德美之中就设有练身院。至于近世，则 “欧罗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而反观中国，从古至今就较少体育家精神，也不崇尚操练形骸，有了洋枪之后，还诞生了“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的健身无用论，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中国人的体质不好，在严复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陋习，如吸鸦片和缠足；早婚早育；“牢笼天下、平争泯乱”的统治传统等等。 因此，严复提出了中华民族“强种”的具体措施。主要有根治鸦片、禁缠足、禁早婚陋习、禁酒，提倡节欲、提倡晚婚、提倡女学、提倡杂婚等等。严复还推崇西洋各国的自由结婚的婚俗，认为“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严复的人种改良思想还比较正常，和当时日本盛行的高桥义雄的改良思想不谋而合，除了不敢明目张胆主张“杂婚”。 严复不敢提的事，让唐才常提出来了。唐才常是政治活动家，和谭嗣同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1897年，唐才常提出合种通婚的主张，他认为“将来之立天国，同宗教，进太平者，惟通种之为善焉”，并以植物为例，“凡木之秀良而花实并茂者，其始也必多以异木并而合之，若橘，若梅，若桑，若李，若桃，其显然者，则种学之比例也”。他和谭嗣同在人种改良问题上还真的是一对儿。 当时报刊上有一热点，长年不衰，就是挖掘混血的世界名人，比如,《浙江潮》就有飞生一篇名为《俄人之性质》的文章，提到“自有历史以来，凡伟大人种之发生，无一非混合而出者也。纯粹之斯拉夫人，性质极轻躁，此考之波兰可知者也。而今日之斯拉夫人，乃独坚实沉雄者，盖实得亚细亚人种之血液，以补其缺者也”。 而和这一派迥然不同的改良主义者，是梁启超。梁任公把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人种的优劣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黑、红、棕、黄、白五色人种相比，白人最优；白人相比，条顿人最优；条顿人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正因为英国人种优良，才可能有日不落帝国的光辉业绩，“所以定霸于十九世纪，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 这就将人种改良问题提到了左右国运的高度，那不改良是肯定不行了，他还为此专门做了一些研究，合成《中国历史上人种之钻研》一文。怎么改良呢？他认为黄白二种，“非生而有异者”，是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的，所以根源在改良社会和文化，而这种改良的希望，自然在青年人身上，了解了这层深意，再看《少年中国说》，想必有一番不同的见解。 而跟以上这些位相比，康有为就是玄学家了。康南海的人种改良思想，都体现在他的政治纲领性文本《大同书》里。《大同书》的第三、四部分，谈的就是族群、人种问题。 康有为觉得所有人种中，白种人是最好的，所以所有人都应该变成白种人。但黄种人也有优点啊，黄种人是智慧人种，黄白联手，天下我有，只要“加以二三代合种之传”，百年之内可以“尽为白人”。 而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没什么优势，把他们都迁徙到寒冷不易于生存的地方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又或者通种消灭之，对愿意和棕色人种结婚生子的白、黄人，厚加赏赐，“赠以仁人宝星，名曰‘改良人种’”，这样，可以让他们先“进化”为黄色人种，再慢慢变为白色人种，所需时间约“经大同后三数百年”。 至于非洲的原生黑人，康南海觉得“几无妙药可以改良矣”，不会有人愿意与他们通婚的，所以改良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尤其长，按康南海的推算，非洲黑人要变成白人，“速则七百年，迟则千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再不许繁衍，赤道地区禁止建设育婴堂、妇幼院。 对这一番妙论，弟子梁启超的评价是：“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康南海也很得意，还专门跑去日本商量合邦的事，以期先把这两个国家统一了，再谋其他，最终实现大同。真是无比庆幸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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