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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另一面 晚清重臣、藏书大家张之洞曾说：“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其中将伍崇曜与安徽歙县以辑刻《知不足斋丛书》而闻名的鲍廷博、江苏吴县以辑刻《士礼居丛书》而著称的黄丕烈以及江苏金山县以辑刻《守山阁丛书》而名世的钱熙祚并称，而伍氏以辑刻《粤雅堂丛书》为世人称赞。 伍家贡献 资助洋人开设医院 十三行开设的西医院，最早只是外国人用来为自己提供医疗服务的，后来也对中国人行医赠药，被治愈的人多写信表示感谢，以致西医的神奇传遍各处。1825年，十三行新豆栏街原丰泰行3号的伍怡和行号开设一所眼科诊所，这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为行医传教在广州开设的第一间诊所，伍秉鉴为表示支持，收取了较低的租金。1835年11月4日，伯驾的眼科医局正式开诊。前来问诊的不仅有穷人，还有一些是官宦家属，口碑越来越好，病人日益增多，医局空间已经不敷使用。第二年春天，伍秉鉴又将附近原丰泰行7号（经营期1782年-1790年）租给伯驾。伯驾把这医局命名为“博爱医院”，后来更名为博济医院，即现在位于广州市仁济路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838年，伍秉鉴曾请伯驾为南海县知县看病，1839年，患有疝气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经伍秉鉴介绍也来试试西医的疗效。林则徐的病人编号是6565，诊治的病历载于《中国丛报》。伯驾在广州的行医生涯，开创了多个第一，包括在1844年施行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手术，1847年首次采用乙醚麻醉进行外科手术。孙中山在广州求学时曾在此院南华医学堂学习。 对“粤剧中兴”贡献莫大 伍家对粤剧中兴，亦有莫大贡献。曾培养出“粤剧中兴”功臣邝新华、崩牙启等名伶的“庆上元”童子班，地点在广州河南伍家花园。至今还有不少粤剧老人居住在伍家花园所在的溪峡大街，如90多岁的原粤剧“棚面”老人何满，现在就居住在溪峡大街25号；80多岁的原粤剧“花旦”老人李艳芳，居住在溪峡大街41号。溪峡大街25号是粤剧八和会馆的遗址之一。 1854年，因李文茂参与起义军并与太平军一起围攻广州城，粤剧教戏班的师傅兰桂、宝华曾协助起义军，而起义军中有些人是粤剧的骨干，于是粤剧曾被禁演。 1858年到1859年，伍崇曜在伍家花园提供地方给戏班师傅开办“庆上元”童子班。当时，80多名小学员的膳食和住宿及练功、排练、演出都在伍家花园。伍崇曜曾捐款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但为何又给兰桂、宝华提供方便呢？伍家人是喜欢粤剧艺术的，给政府捐军饷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咸丰年间，广州城最早的粤剧戏院是伍家和潘家共同出资建设，名为“大观戏院”，地点在广州南华西路紫莱街16号。 捐修赤岗琶洲二塔 伍崇曜建有粤雅堂、竹洲花坞于广州河南，在白鹅潭畔又建远爱楼。又与潘仕成一道捐修赤岗、琶洲二塔。 清朝嘉庆16年（1811），伍家为疏通公共水系，主动捐出房屋。当时，广州西关一带为对外贸易的繁华商业区。可是，该处地势低洼，濠涌纵横密布。若不及时清理濠涌，每逢大雨，排泄不畅，街道积水很深，市民怨声载道。因疏通濠涌事关西关“洋货十三行”商贾的利益，名绅何太清、钟启韶等于嘉庆16年（1811）配合官府对濠涌进行一次清理。事后，怡和行、广利行等十二家主动捐出13间房屋，成立“清濠公所”，目的是“永为修濠之用”。 黄兴曾在伍家治伤 辛亥革命主将黄兴的秘密寓所在伍家花园溪峡大街1号，这里现在还有台湾旅客过来拍照留念。溪峡大街25号曾是起义军的秘密军火库。黄兴起义失败后，身负重伤，当时先是在伍家花园医治，然后再转去香港养伤。 革命党人为何选中伍家花园作为秘密机关？因为伍家有两人是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一是伍嘉杰（1880～1908），他曾在日本读军校，军校记载他是病逝；另一位是伍嘉诚（1898～？），曾任民国筹饷总处处长，族谱有记载，但不知详情。1911年，伍德干和伍嘉齐（希吕）还在，他们都有可能倾向支持革命。 清后期以省城广州为中心，广东刻书与藏书之风大盛，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保存粤邦文献。商人与学者联手合作，整理、校刻、重印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在这一风潮中，“十三行”商人伍崇曜与学者谭莹的合作，堪称表率。 伍崇曜在广州城西白鹅潭畔建粤雅堂，在其间“遍收四部图书，尤重此邦文献”，先后刻印《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等广东地方文献和综合性大型丛书《粤雅堂丛书》，粤雅堂因之名声大振，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孔广陶的岳雪楼和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合称“粤省四家”。伍氏又在其中筑远爱楼，供“储书万签，贮酒千斛，相与命俦啸侣，送抱推襟，考川岳之图经，话生平之阅历。” 伍崇曜家富于财而喜结交文人，轻财好客，且致力于搜书、藏书、刻书。在同乡文史家谭莹的影响下，筑“粤雅堂”和“远爱楼”，现有《远爱楼书目》存世。《广州府志》本传：“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崇曜思刊刻书籍以惠士林。” 谭莹，字兆仁，号玉生，通览群籍，学问渊博精深。《广东藏书纪事诗》附记：“玉生为伍氏校刊《粤雅堂丛书》，每集有序文，每书后有跋，可见其熟于流略。凡伍氏校刻者二千四百余卷，跋尾二百余篇，则玉生所为，而署名伍绍棠也。”谭氏所作跋文，常在短短数百字中将书的历史源流、内容精髓、作者创见精辟道出，尽显深厚学术功力。谭莹之于《粤雅堂丛书》，不仅仅限于校书和代写序文，而是参与了搜寻购访、转借传抄、校练损并、参订异同的一系列过程。伍崇曜辑刻各书，卷末均载有“谭莹玉生覆校”字样。谭莹还于各书之后，代伍简要介绍该书的作者、年代、生平事迹、该书内容及其评价、得书经过与版本流传等。这些跋文在今天看来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有谭莹这样一位难得的学问家兼校勘家的全面负责和大力相助，所以伍崇曜辑刻各书，错误、舛讹、脱落极少，质量颇高。因此著有《书目答问》、尤精版本校勘学的张之洞对伍十分推崇。 伍崇曜虽为一商人起家，但谭莹在多处推崇伍崇曜“读等身之书，勤淬掌之业”。其所刻之书多且精审，规模宏大、涉及面广，使很多散见于各种著作的岭南文献得以搜集整理成书，对广东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 如果从道光十一年（1831）伍崇曜开始辑刻《岭南遗书》第一集算起，到同治二年（1863）逝世为止，他刻书持续了30余年，总计书260种，2266卷。以数量而言，在当时全国私家刻书者中也算佼佼者，跻身于清代广东及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之列亦丝毫不愧。 伍崇曜与谭莹相辅相成，完成了岭南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十年间相依相携沉迷古籍，一对文化知音在岭南文献丛中披荆斩棘，实现了岭南文化史上财与智的完美结合，“伍谭组合”从此成为广东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永恒佳话。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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