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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17日,深圳边防检查站向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通报:一位名叫季留凤的香港商人自本年4月16日在深圳罗湖边境通道经边防检查入境后,未能在规定的一个月时间内出境。
深圳边防检查站是我国建立最早的边检站之一,建立于1950年7月1日,当时名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深圳检查站”,正团级建制,隶属于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之后,由于需要,曾作过几次调整:1952年1月,该站划归军队系统,由中南公安部队所属公安十师领导。同年7月28日,该站易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边防检查站”。1956年9月起,由公安军直接领导。1957年5月,公安军撤销,改归广东省军区领导。到了1959年1月,划归广东省公安厅武警总队,其成员由解放军转业为人民武装警察。1963年2月l日,深圳边防检查站又转归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广东省总队领导,编制不变。本案发生时,正是该站由公安厅转归公安部队领导三个多月的时候。 据入境资料显示,这个港商的基本情况如下:季留凤,女,三十六岁,香港九龙“大德富商行”总经理,去年曾来参加过在广州举办的秋季广交会。1963年4月16日lO时45分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前往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被广交会组委会批准可在内陆逗留三十天时间,按照规定她应该最迟在5月16日出境返港。当时没有电脑,边防出入境管理都是采用卡片制,边检站为每个出入境者建立一份卡片档案,上面记录着每次出入境的时间、地点、事由、前往内陆旅行的城市等基本资料,每份卡片上设一个编号,在护照上予以记录,这样,出入境检索时就能很容易地查到。这种类似图书馆检索图书的管理方式简单实用,也没有电脑故障或者停电之虞,但有一个不足——没法像电脑联网那样异地联用。因此,当时规定无论出境还是入境,都必须在同一口岸的同一边防检查通道进出。而对于边检站来说,则有一项基本职能,即每天检查汇总出入境到期者是否已经如期往返。5月16日晚,深圳边检站在汇总出入境人员材料时,发现季留凤逾期未归,于是就按照规定于次日上班后向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通报了情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入境逾期未归是一桩很严重的事情:出境不归,就有“叛国投敌”之嫌;入境未返,那或许就是“派遣特务”了。季留凤逾期未返,这人又来自香港,自当重视。广东省公安厅随即启动了对季留风行踪的调查。这事儿,边防局是不管的,负责国家安全的政保条线也是不管的—还没断定是敌特案子嘛,同样的道理,刑侦部门也是不管的,那就交由治安部门去管。当然,省厅治安处接下了这活儿,不会自己去调查,不是说季留凤是来广州参加广交会的吗?那就指定广州市公安局去调查吧。 广州市公安局当天就完成了调查。季留凤确系4月16日从深圳来到广州,下榻于广交会为参展外商指定的宾馆;之后四天,她每天去广交会展馆参加商务活动,并与内陆商家上海外贸公司签订了采购两千台“华生”牌电风扇、两千箱“梅林”罐头食品的合同。第五、第六天,她在广州市内访客会友,委托下榻的宾馆购买了第七天前往上海的火车票。4月23日,她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往下,因为尚未立案,所以就不属于广东省警方调查的范围了。于是,季留凤逾期未出境之事就上报到公安部边防局。当时,类似这等隋况少而又少,也就特别受重视。5月18日,公安部通知上海市公安局,对4月23日由广州赴沪的香港商人季留凤抵沪后的行踪进行调查,查后即报北京。 这项调查至5月20日晚完成,上海方面查得的情况是:季留凤于4月25日抵达上海,在北火车站下车后乘坐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汽车直驶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用其香港护照办理了登记手续入住。她在上海停留了四天,其中4月26日、27日分别去了“华生”电风扇的生产商华生电机厂和“梅林”罐头食品的生产商梅林罐头食品厂实地考察生产情况,拍摄了一些照片,并向厂商索取了文字资料;另外两天的活动情况不明。4月30日,季留凤离开上海大厦,据其在办理入住登记手续时填写的文字材料表明,她将前往苏州,事由是游览。当时上海往苏州的火车票很容易买,所以她事先未曾委托饭店代购。 按照规矩,往下就该轮到江苏省警方调查了。苏州市公安局找到了季留凤在苏州下榻的光明宾馆,查明其在苏州逗留了三天,不知活动内容;然后,她于5月3日上午退房去了南京。从苏州前往南京的火车票,是她在之前两天委托宾馆代为购买的。南京市公安局接手调查季留凤在南京的活动情况,很快就查明她下榻于江苏饭店,在宁停留了五天,登记入住时委托饭店预订了前往武汉的轮船票,那天退房离开饭店时,正在门口擦拭玻璃窗的服务员听见她坐进出租车后吩咐前往长江码头。 然后,就是湖北省公安厅的活儿了。湖北省厅把调查使命下达给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局查遍了全市三镇的涉外宾馆饭店,却没有查到季留凤登记入住的任何信息。这就奇怪了,须知,按照当时的治安规定,类似季留凤那样的身份,是不能随便下榻哪家宾馆饭店的,只有拥有接待外宾或港澳台等海外人士资质的宾馆、饭店才可以接待。另外,对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是有限制的,当年的过来人可能还有印象——每个大城市的市郊接合部的某处都竖着一块牌子,上用中文和数国文字标明“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字样。因此,季留凤不可能去武汉郊区。 武汉市警方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季留凤会不会去某个亲朋好友家下榻?这在当年也是容易查到的,别说是境外来客,就是乡下大舅子、姨表姑之类的亲戚来城里做客住一夜,按规定主人也得去派出所跑一趟报一个临时户口。如果要接待季留凤这样的香港人过夜,那就更要报告派出所了。可是,查遍全市各派出所,都说没有此类报告。 于是,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说法:季留凤在南京至武汉的途中,或者抵达武汉后失踪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就顿显复杂了,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排除季留凤是敌特分子的嫌疑。于是,公安部就把季留凤的名字列入了关注名单。光关注还不行,还得立马追查这个女人的下落。这活儿,该分派给何地的警方呢?按照辖地管理的原则,有三个部门需要参与调查:南京、武汉警方以及长航公安局。不料,公安部刚刚通知下来,武汉这边就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武汉市汉阳城区北部有一处名胜所在,唤作“月湖”。这个总面积不过1.42平方公里的残月形湖泊,早在唐代就已存在,东抵龟山西北隅,南傍古琴台与梅子山相邻,西抵赫山脚,北依汉水,是汉阳的一处游览胜地。不过在本案发生时,由于还受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所以人们并无旅游精力,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前来转转,钓鱼是禁止的,打猎倒是可以。 无名女尸就是一个名叫汪兴根的猎户发现的。汪兴根属于当时比较罕见的自由职业者。他的谋生手段是捕鱼、打猎,间或替人打短工干些泥瓦木工活儿。上世纪六十年代,民间还允许持有刀具、气枪和最原始的用火药发射铁砂的猎枪,无须在公安局登记。老汪那天就是拿着这么一杆火药枪,带着一只细脚猎犬来月湖东畔的龟山脚下打猎的。他的运气还不错,先是打着了一只肥壮的野兔,片刻又发现了几只野鸡,一枪打出去,铁砂霰弹击中了三只,两只当场毙命,一只带伤挣扎,连飞带扑腾地转眼就没了影子,老汪于是向猎犬发出指令搜索。猎犬这一去,野鸡没发现,却在一口几乎掩没在灌木丛中的枯井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汉阳公安分局翠微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后当即出警,刚封锁现场把闻讯赶来看热闹的闲人劝开,分局刑警就赶来了,拍照什么的折腾了一阵,市局刑警和法医也到场了。尸体在这口直径不过一米多的枯井里,已经开始腐烂,其勘查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最后,总算把女尸弄了上来,同时弄上来的还有一个坤包。女尸只穿着黑色内裤和胸罩,坤包压在尸体身下,虽然井内无水,可是由于尸体内脏业已腐烂,渗出的尸液就把证件的内页弄脏了。,因此,只能从封面分辨出那是香港护照。 警方随即对女尸进行了解剖,确认其是在头部遭受钝器击打后被绳子勒死的;抛尸时虽然近乎全身赤裸,但生前、死后并未遭受性侵害。护照及其他身份证件,经过刑技人员的处理,也得以还原。经对照,基本认定死者与证件主人系同一人,那就是香港“大德富商行”总经理季留凤女士。 这样,江苏警方和长航公安局就省了一份力,而武汉这边,活儿就大了。这是一起涉外命案,而且可能还涉及敌特分子什么的,因此,不但武汉市公安局,就是湖北省公安厅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一番研究后,认为组建专案组那是肯定的,至于由政保还是刑侦部门负责侦查,还需要仔细考虑。最后,还是把这活儿派给了刑侦。因为凶手抛尸时把死者的护照也扔进了枯井,似乎可以推断凶杀跟政治并无关系。如果是政治案件,既然抛尸于这等隐蔽的一口枯井内,那就是为了不事张扬,所以也就不应该把护照一并扔进井里,以免警方轻易查到死者身份。 专案组于当天组建,驻地设在武汉市公安局内,由省厅、市局、汉阳分局分别抽调精干刑警共十三人组成。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命案,另外还抽调了一名外事警官凌龙法专门负责对外联系。凌龙法是这些警员中第一个正式投入工作的,他在案情分析会还没召开时,就已经接受组长张渊的指令携带了照片等一应材料登上飞往北京的民航班机去跟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沟通了。 1963年5月25日专案组成立当天下午三时,在武汉市公安局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议开始后,没把切入点往本案的性质即政治谋杀还是刑事案件方面去靠,而是直接讨论如何调查死者季留凤生前在武汉的行踪。懂行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老法师式的思路,先着手调查基本信息,虽然知晓季留凤的姓名、身份以及来内陆有何贵干,但她在武汉干了些什么、下榻何处、跟哪些人有过接触等等,目前还一无所知,所以需要了解。 尽管之前对藏尸地枯井的勘查很不理想,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刑技人员面对被看热闹的闲人破坏了的现场一筹莫展,脚印、指纹等可以成为线索的东西一样都没获得,但是,在专案组这些破案高手、资深刑警看来,要侦破这起命案也不是一点儿办法没有,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一点:死者在武汉的停留时间! 根据之前南京警方调查到的情况,季留凤是于5月7日离开南京乘坐轮船前往武汉的,那么,她应该于5月9日抵达武汉。而根据法医的尸检结论,季留凤遇害的时间应在之前大约七至十天,即5月14日至18日左右,这就是说,她在武汉待过不少于五天时间。而之前武汉这边奉命对其是否到过江城进行调查时,查遍全市也没有发现其下榻过哪家涉外宾馆、饭店或者借宿于亲朋好友寓所的线索。这样,季留凤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情况就是一个谜,这个谜同时也是一条线索,只要揭开了这个谜,相信本案的侦查就会取得有效进展。 众刑警认为,此刻手头掌握着季留凤的护照,护照上有已经用技术手段还原得很清晰的死者照片,只要把照片翻拍后冲印上千张分发到全市各宾馆、饭店、居民委员会,全市排查下来,应该是有把握查清季留凤生前在武汉停留期间的活动情况的。于是,专案组照此办理,当晚就把印有死者照片和相关信息的一千二百份协查通知分发至各分局、派出所。 次日下午三时,前往北京与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沟通的外事警察凌龙法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了沟通情况:经英国驻华代办处与香港警务处联系,已确认季留凤确于4月16日离港前往内陆进行商务活动,其家属也确认季留凤离港后未曾跟家里有过任何形式的沟通;至于死者是否确系季留凤本人,电传过去的女尸照片比较模糊,无法准确辨认,警务处已获取了季留风生前在香港医院治疗牙齿的病历资料,提供给内陆警方进行比对鉴别。凌龙法在电话里念了这份病历记录,由接听电话的专案组刑警老朱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 专案组随即请法医进行鉴别,法医最终确认死者确系季留凤本人。当时,DNA技术尚未应用于刑事侦查,所以,只能用牙齿检查的方法来作最终认定。至此,死者的身份有了权威性的结论。警方当即将该信息反馈到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于是委托香港警务处正式通知死者家属季留凤在武汉不幸遇害的消息。 刚处理完此事,江汉分局就报来了发现季留风生前下榻于该区福建街“跃进旅社”的线索。于是,专案组刑警何逊俭、李耀辉、强午生三人前往了解,获得以下情况—— 一听“跃进旅社”其名,就可以猜想得到这是一家没有涉外服务资质,而且即使涉内规模也不会很大的旅馆。这家旅馆是前几年搞“大跃进”运动时由街道投资办的,初时不过三十多张床位,后来由区饮食服务公司接管,扩展到七八十张床位,还搞了个食堂向住店旅客提供膳食。当时的旅馆是被列入“特种行业”的,公安局对涉外、涉内以及住宿条件都有一系列规定,旅馆经理每个月要去分局一趟参加学习,由治安股民警给他们宣讲规定。按理来说“跃进旅社”是不会违反规定允许季留凤这样的香港旅客人住的,可是,季留凤竟然住了进去,而且一待就是整整五天,从5月9日住到5月14日上午才退房离开。这是什么原因呢?刑警了解下来,毛病出在旅社经理夏初冰身上。 三十岁的夏初冰原是家庭妇女, “大跃进”运动时响应号召参加工作,她丈夫是参加过八路军、1950年又赴朝参战负伤立下战功的战斗英雄,而她本人也有一些能力,风风火火很会来事儿,这种角色在当年“三面红旗”(指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背景下最容易受到领导的青睐。因此,夏初冰一参加工作就被任命为新办的“跃进旅社”的经理,后来旅社被区里接管,她也因此有了饮食服务公司的正式职工编制。那么,夏初冰与季留凤是什么关系,季留凤这个海外来客怎么能违反规定入住不可以留宿境外旅客的“跃进旅社”呢? 这是因为季留凤跟夏初冰有一种特殊关系——季留凤的外婆与夏初冰的姥姥是嫡亲姐妹,因此,夏、季二位属于“二表”级别的姐妹。民间有语日:一表三千里。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儿远了,但是,互相之间还是偶有联系的。前两年内陆特别困难的时候,季留凤还数次从香港给表妹寄来食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性格豪爽的夏初冰在接到季留凤告知即将来武汉的电报时,就决定把季留凤违规安排在“跃进旅社”里,以给季留凤节省些钱钞。季留凤不是一个喜欢讲排场的人,听表妹一说,深以为然。像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旅馆业偶尔是会发生的,比如家里有外埠亲朋好友来,生怕旅馆紧张无法订房,于是就先由自己出面去旅馆预订房间,待客人人住时再用客人的证件重新登记。而夏初冰是“跃进旅社”的经理,她用自己的名义登记后,待季留凤抵达武汉人住时重新登记这道手续就免掉了。反正也没人知道季留凤是从香港过来的,她原本是湖北人,说话还带着明显的湖北口音,如果没有此刻警方全市调查的举措,也就不会让人察觉了。 向警方提供线索的是“跃进旅社”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刘妈。这天她休息在家,居委会治保委员和居民小组长带着专案组印发的那纸协查通知挨家挨户询问是否见到过照片上的这位妇女,她一眼就认出正是在旅社住了数天的那个旅客。 夏初冰被民警请往派出所,随后又送往分局,接受专案组刑警的询问。她这时还不知道香港表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见刑警这等阵势询问自己,只道季留凤是敌特分子、违法对象之类给警方拿下了,便有些着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季留凤,盯着刑警追问“我表妹她怎么啦”。刑警说先别问人家怎么了,你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 “你和季留凤是什么关系?” 这个答案如前所述。 第二个问题: “季留凤来武汉干什么?” 答案: “她说是参加广交会来内陆的,顺便来武汉转一转,看看我,在三镇游览游览。” 第三个问题: “季留凤是几时来,几时离开的?去了哪里?坐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 答案:“5月9日下午到武汉,我去码头接的她,5月14日上午走的,我没去送她,所以不知道她是坐车还是其他交通工具走的。她之前也没对我说一声,14日早上我去旅社上班时才知道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刑警马上就发现不对头:表姐来武汉你去码头迎接,离开武汉怎么不去送一下呢?季留凤在武汉的这几天里,跟夏初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就作为重点追问。夏初冰最初摇头称不知道,后来被逼得紧了,只好吐露了情由,这就需要她丈夫出场了。 夏初冰丈夫的姓氏比较罕见——钭,大名叫可贵,河北张家口怀来县人,1945年9月入伍,两年后因作战勇敢被吸收为党员,并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某部班长。1950年底,钭可贵以排长身份赴朝鲜参战,1952年负伤回国,被所在部队评为“战斗英雄”。次年复员,安排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商业局工作。说是工作,其实这位仁兄基本上是不做什么事儿的,这倒并非他懒惰,而是由于受伤的缘故,脑子有些毛病,哪根筋有时搭错了出现“短路”现象,在行为上就会呈现暴力倾向,动手打人、调戏妇女什么的。这种现象幸亏不多,一年出现一两次,那时又是—个敬重英模的年代,所以领导也就容忍了;公安局也是敬重英模的,而且那年代公安办寻常小案子都要听听当事人单位的意见,因此也没当一回事,反正又没触犯刑律。不过,其供职的单位对此总是有点儿头痛,好在这份痛没几年就到头了。1958年秋,单位组织先进工作者去南方休养,钭可贵同志并非先进,但他有资格参加,没想到这下竟然交上了桃花运。途经武汉时,一行先进们下榻于由夏初冰执掌的“跃进旅社”,没几天时间,战斗英雄竟然和旅馆经理谈上了恋爱。 钭可贵回张家口后,就给领导打报告说要结婚了,要求婚后调往武汉。商业局领导收到这份报告,就像中了头等大彩,也顾不上开会研究什么的了,主管局长连夜签批,并热情地派人代表组织前往武汉替钭可贵落实工作等问题。年底,钭可贵就去武汉做了新郎,同时也成了交运局的一名干部。 要说张家口这边在这件事上做得似乎有点儿阴,他们派员替钭可贵落实工作时,故意隐瞒了钭可贵的脑神经有时会出现“短路”的情况,还在其档案的“何时受过何项奖励”栏里为其增加了七八项内容,有的甚至完全是虚构的。武汉交运局这边接收钭可贵时,还以为他们凭空捡到了宝,乐得咧着嘴偷笑哩。结果,没几个月人事部门的头头儿就发出感叹:还是老区同志会玩啊——钭可贵因为要搭一位局领导的顺风车没成功,把领导从车里拉出来奉上了几下老拳,顺带把劝阻的司机也弄了个轻微脑震荡。他在部队是侦察兵,动动拳脚可谓行家里手。跟张家口同样的原因,武汉这边也不可能给钭可贵什么处分,只不过将其调出局本部,打发到轮渡站去当了个副站长。这是专为他设的—个虚职,实际上就是养起来了,不需要具体干什么活儿。 哪知,此举竟然解决了医学难题。钭可贵不知怎么的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每天面对奔流不息的长江,他感到心情特别舒畅,性情于是大变,不但不再出现暴力行为,而且对同事、乘客甚至行乞的叫花子都充满了爱心。没安排具体工作,他就自己找活儿干,哪里缺人就主动到哪里去,甚至打扫厕所的活儿他也去做,打扫得比清洁工还到位。因此,之后每年他都被评为先进。轮渡站职工不多,上级也就给—个名额,而大伙儿都心甘情愿地把这个名额给了钭可贵同志。 这一切,本来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直到季留凤来了武汉。夏初冰对刑警说,她直到现在还是没想通丈夫怎么会对香港表姐产生非分之想。他是战斗英雄,又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年年都评上先进的,码头上每天来来往往的女性轮渡乘客中,不知有多少比表姐好看的,他从来都是目不斜视,怎么就会对体态过于丰满、有着一张银盆大脸最多不过肤色白皙些的季留风产生兴趣?表姐抵达武汉后的当晚,掏钱在外面饭店请他们一家三口美美地吃了一顿酒席。夏初冰于是就在5月13日回请表姐。那天她特地休息,费尽心思整出了一桌菜肴,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款待贵客。季留凤其实是不喝酒的,但她不能扫了主人的兴,也就喝了点儿。钭可贵呢,有喝酒的习惯,不过也就二三两的量。可是,这天他却多喝了二两,由此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他竟然在桌底下把手伸进了表姐的裙子! 季留凤大怒,当场发作,起身离席,也没吭一声,拔腿就往外走。这一幕发生得过于突然,夏初冰甚至还没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表姐已经消失在门外。她想追上去,可是站起身后却迈不开步,寻思即使扯住了表姐,自己又该怎么说呢?钭可贵的“短路”历史,组织上并未对外扩散,更没向夏初冰说——否则人家夏经理闹离婚的话,老钭还不打上门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因此,夏初冰直到此刻还不知道丈夫有这种毛病。以夏初冰一贯风风火火的行事风格,这种事儿当然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立马跟丈夫大吵。这场吵闹不但惊动了邻居,最后派出所民警还上门来调解。民警也不知道钭可贵的“短路”情况,交运局没有必要向公安透露,免得给自己脸上抹黑。不过,民警认为这是家庭内部的小事,也不知道季留凤是香港来客,再说这时钭可贵已经醉糊涂了,要教育一番也不是时候,劝了夏初冰几句就离开了。 可以想象夏初冰那天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她肯定没有睡好,所以次日上午就起得晚了些,等到急急忙忙赶到“跃进旅社”向表姐道歉时,却得知表姐已经结了账退房离开了。初时还以为是转移下榻处,就往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拨打电话询问,却没打听到。于是,她就认为季留凤已经离开武汉了。 夏初冰陈述完,刑警何逊俭问她: “当时,你丈夫在干什么?” “他干什么?他上班去啦!” 何逊俭对李耀辉说: “小李,你往轮渡站打个电话了解一下那天他的上班情况。” 电话查询的结果是:那天,钭可贵没去上班。 夏初冰见刑警神色严峻,猛然醒悟似的发问:“我表姐她怎么啦?难道她出事了?” 刑警这才告诉她季留凤遇害的消息,夏初冰一个愣怔,随即号啕大哭。三刑警没劝她,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她。—会儿,夏初冰停止了哭泣,掏出手帕擦拭泪珠,然后,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是他杀的人!” 他,就是钭可贵了!夏初冰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夏初冰记得那天下半夜,钭可贵酒醉醒后起来喝水,然后坐着抽烟。夏初冰当时对他说要离婚,他没吭声,片刻,咬牙切齿道:“他妈的!老子哪天宰了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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