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人的洗衣店

昵称535749 201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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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5 14:02 | 豆瓣：李镜合

（材料都是从旧报纸和一些档案上翻来的。大部分人的中文名字怎么写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差不多唯一能接触到的有他们中文名字的公共材料是他们的墓碑，其他几乎全部是英文。）

和美国的排华法案一样，加拿大也在1885出台了法案限制华人移民，且逐步提高税额，至1903至征收500刀每人的人头税。纽芬兰省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未加入加拿大联邦，但也害怕“黄祸”，紧跟着在1906年6月出台了类似的排华方案，征收300刀的加币。当年5月有一批大概50多个华人在法案生效前抵达纽芬兰，30天左右从广东经香港，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且是在随官押送的状态下到纽芬兰，备受折磨的旅程之后因为避开了人头税勉强露出了笑容，而纽芬兰海关则是一脸不高兴，大约一万六千多刀就这样没了，像是游戏里追杀最后一滴血的敌人马上就能拿到人头和金钱奖励，但功亏一篑还是被对方跑回了大本营，满血回复。

但显然，华人移民们并不是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加艰辛乃至屈辱的生活。

區錦利（Au Kim Lee），1877年生，广东开平县东湖人，从英国绕道抵达纽芬兰。像北美乃至世界各地早期华人以家乡、血缘、地域（很多情况下这三者是重叠的）为纽带抱团移民一样，纽芬兰最早的一批的华人移民里，大部分都来自开平东湖區氏，或者台山县的熊氏，四邑地区之一的恩平县当时也贡献了不少移民，只是没有前两者多。區錦利在1899年抵达纽芬兰省会圣约翰斯，一开始在附近一个铁矿工作，因为身材矮小，留着长辫子，被白人戏弄，揪着辫子上下左右拎，一怒断发。

继淘金、修铁路之后，像执行计划经济的任务一样，北美的华人移民几乎集体加入了洗衣店这个行业。在中餐馆流行之前，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在纽芬兰圣约翰斯的华人移民没有例外，几乎每个人都在洗衣店工作。區錦利很快也在圣约翰斯的New Gower 街开了自己的洗衣店, 名字就叫 Kim Lee。华人能垄断洗衣店的原因无他，这行业辛苦，只有华人愿意干，或者说只有华人愿意干得那么辛苦。

1932年从广东家乡来圣约翰斯的Szeto Ping(司徒平？应该是开平县人，不确定)在1987年的时候回忆过自己在Tong Lee（我在墓地的一块墓碑上看到他的中文名字是區庭照，开平县东湖人）洗衣店打工时候的生活，“我从来没有睡过好觉，每天八点开始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凌晨一点前洗完最后一件衣服。所以我们每天的晚饭也是在凌晨两点吃的。吃完饭之后，你还要烘干和熨烫衣服，然后差不多五六点了。所以你大概你有一个半小时的睡觉时间。我们没时间去床上睡觉的，基本就坐在水桶上，然后趴在熨衣服的台子上睡觉，然后一个半小时后再起床工作。我也想离开那个工作，但哪里能去呢？你能去哪里呢？我当时一直哭的，工作的时候眼泪都掉进洗衣服的水里。” 我们不知道熊先生在老来回忆的时候是否夸张了衣服店工作的辛苦程度，但洗衣店工作和累基本上是拆不开的。

当时洗衣店的工作环境也不尽人如意，狭小逼仄，热气蒸腾，还有意外的风险，1907年8月16日Ching Song 在洗衣店工作时，被开水烫伤，惨叫声传遍整个街区。洗衣店常有火灾隐患，1919年在 New Gower 街的一个洗衣店里，一场大火烧死了 Kong Wah。而1940年12月31日，新年到来的前一天，熊華章（Hong Wah Chong)，龔遠勝（Kung Yuen Shing）双双死于Kam Lung洗衣店的火灾中。也许和工作环境有关，我在一个华人墓地的二十块墓碑上（从1920s 到1940s）统计他们的年龄，平均下来大概37岁，而相比之下在1920-1922，1930-1932， 1940-1942这三个时间段中，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分别是59岁，60岁，63岁（我的统计和比较方法漏洞很大，仅供参考）。

（尽管區錦利后来上书驳斥反对）區錦利以及其他华人洗衣店在1906年2月份年收到政府关于店内工作环境的警告。从奥布莱恩检察官（Health Inspector O’Brien）的报告里，我们可以大致窥测下当时华人洗衣店的工作环境（老外和我们中国人的忍耐力不同，不要被他们夸张的用词吓到。）

“检察官指控中国洗衣店让人震惊（shocking）的工作条件，室内所有华人的房子都没有排水设备，有些房子里甚至连水都没有，垃圾肆意腐烂。在Prescott的一个房子里，一层居然有21个中国人（后来區錦利对报告的回复中解释说检察官数错了，屋子里只有17个人，其中只有10个是员工，其他7个都是刚到达圣约翰斯暂时无路可去，而被他收留的中国人。) 他们用露天的下水道作为盥洗室。在New Gower 街238号房子，检察官发现了22个中国人，简直像另外一个世界，检察官进去之后，立刻感觉恶心和不舒服（原文 became sick）。其他一些稍微小一点的房子也都是污浊不堪，灰尘泥土在地板上甚至结成块状。检察官要求每一个户主立刻打扫清理卫生，并且下次复查的时候建议市管道检察官也一道前来。”

1920年11月一个本地居民因为担心卫生和安全，写信抱怨和反对在居民区的中国洗衣店。

中国人对空间和卫生环境的容忍度到现在也居高不下。可能西方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看印度人一样（当然中国许多农村的条件并没有好到哪里），我们其实也是如此差不多的的窘境吧。即使今天在北京的海淀昌平，小月河，唐家岭，西北旺等所谓“蚁族”聚集的群租房里，如果一个外国检察官进来，差不多还会得出和一百年前一样的评价，虽然硬件上已经有了质的提高，但我们的下限还在缓慢追赶。

就像食客对饭店厨房环境如何不感兴趣一样，可能因为只是后台环境恶劣，华人洗衣店还是得到顾客的好评，迅速垄断市场。洗衣店第一天上门去顾客家里拿着蓝色大袋子收衣服，第二天就能把洗好的衣服送回去，然后收钱。也有上门来取的顾客，华人洗衣工们用牛皮纸包好衣服，绳子打结，双手交还给圣约翰斯的顾客。靠着人力优势，价格低廉以及规矩的服务，就像中国现在的玩具制造，洗衣工（laundryman）基本也成了当时华人的代名词。没人在乎你怎么做出来的，也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去你的工厂、厂房、食堂、寝室观看，就像不会有太多人在意衣服是怎么从孟加拉国雇佣童工的成衣制造厂里生产出来的。如果不是穷，谁又愿意那样工作呢？

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之外，更让圣约翰斯的华人生活举步维艰的是无处不在的歧视，从言语，行为到如人头税这样的制度性地针对。1894年第一个到达圣约翰斯的Fong Foi 和Su Hoo Hin面对着围观他们服饰、装扮乃至对他们矮小体型感到好奇的白人们，会不会想到这种好奇心在日后很快就会转变成一些有意无意的骚扰乃至恶毒的攻击？

1908年6月8日，晚上10点半，一个醉汉闯入區錦利的洗衣店骚扰他，被赶出去之后，他故意打碎了洗衣店的玻璃。

1908年8月24日夜，Fong Wong位于Murry Street的洗衣店被盗。

1908年12月24日，圣诞夜九点，两个白人来到Jim Lee位于Carter’s Hill的洗衣店抢劫，将他严重打伤后盗走店里的钱财。

1909年3月8日晚上，Sam Hing位于Theatre Hill的洗衣店被盗。

1909年3月13日，本地媒体有一个连环盗窃案的报道，一个叫Moore的女性在过去几周先后盗窃Woo Long位于Gower 街的洗衣店和Hon Doo位于Theatre Hill的洗衣店，一个叫Snow的13岁女孩是帮凶。

1912年1月29日，又是區錦利的洗衣店，一个叫Cunningham的白人在攻击他并打伤他的一只眼睛之后，又前去Hop Wah位于Casey Street的店攻击了另外两个华人。

1912年11月17日下午3点，在Barter’s Hill 街，一个中国人在路过一群白人的时候，被其中一个白人攻击面部，之后又将他击倒并且脚踢他的背部。

1923年6月13日晚上，一个本地年轻人在Cochrane街的一个中国洗衣店声称自己衣服不见了，索要未果之后，打碎窗户并跳窗离开。

例子太多就不再列了，报纸关于针对华人的恶性事件的报道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不用担心素材不够或者来不及。华人就像牧羊人手下的羊群一样，吃草产奶褪毛以为生活很有盼头，但隔三差五就可能被抓去充饥了。白人群体对华人的敌意部分是担心华工抢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主流报纸上很多宣传华人威胁本地工作的新闻和评论），在洗衣店行业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一些无能的白人只好用耍流氓的招式来对付华人群体了。我对于歧视并不感到惊讶，地域，种族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歧视本就无处不在，纽芬兰人歧视华人，他们自己也被加拿大人歧视，Paul Watston，安大略多伦多人，评价纽芬兰人（包括拉布拉多），“他们就像瘟疫一样，他们1949加入加拿大联邦简直是亵渎加拿大。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牧师强奸孤儿，居民捕杀海鸟为乐。” Paul是海洋环境保护主义者，偏见就这样诞生了，因为不会考虑对方的生活方式和背景。

为了求得安全或者说在加拿大漫长而严酷的冬季抱团取暖，这些来自祖国差不多同一地区的华人们开始结成几个社团。按照家乡和姓氏，当时有两个同乡会，其中一个就是以區錦利所属的开平东湖區氏为主，另一个是台山熊氏。他们或买或租把房子改成了类似会馆一样的地方，休闲（打麻将赌博，生活无聊到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就像现在的留学生）议事。

第一代移民由于经济条件和移民政策限制，基本都是单身汉，从1894年第一个到达纽芬兰的华人（男）开始一直到1949年纽芬兰加入加拿大联邦并随之放松移民限制，期间55年只有一个华人女性。很多华人都在是在结婚之后为了工作或者其他原因，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投靠乡亲，打工然后汇款回国养家。

區錦利就是这样。他在家乡开平东湖结婚，有三个儿子，定期汇款到家里给妻子Tam Ying抚养孩子。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通讯中断，无法收到赡养费，且由于家乡战乱，生活困难，其中一个儿子饿死。他的妻子带着另外两个儿子逃难到她姐姐家里，在那里一直躲到战后，但随后Tam Ying自己也饿死，幸运的是他们剩下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来到了加拿大。Song Hong在1936和丈夫结婚，但一年半之后，他的丈夫就去了加拿大，来到圣约翰斯一个洗衣店工作，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孩子出生，她在广东的的家乡照顾孩子和岳母，偶尔收到加拿大的丈夫寄来的信，二战结束之后丈夫在一封信里说，他很开心可以马上回国和她团聚了。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George Hong，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回国之前死在了加拿大。一些华人最后能赢得家庭团聚，在49年之后把家乡的妻子儿女接到加拿大，Harvey Fong在1935年和他的妻子在广东老家结婚，但紧接着他就来纽芬兰了，一直到15年之后他才在加拿大再次见到他的妻子和他此前素未谋面的15岁的女儿。

华人们来来往往，度海穿洋，离乡的和守候的，妻离子散，在大洋两岸的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孤独和艰辛。生活总有牵挂，可是生老病死却变成了一个人的事情。

杜甫在《月夜》里用自己妻子的口吻写了分离后月夜凄然的孤单和对他日团聚双双望月的渴望。我不知道在圣约翰斯的华人们给家乡妻子亲人寄去的书信里都写了什么。但因为彼此距离太过遥远，他们连同一时间看见月亮的机会都没有。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加拿大圣约翰斯多雪，从10月可能一直下到来年4月，“雪降盈天地，途中不见人”，唯有守候在家，屋外大西洋吹来的海风经年不断，刀霜割人，躲在屋内，思念广东的家乡的温度。

日本《古今和歌集》收源宗于（みなもとのむねゆき）的咏冬歌（冬の歌とてよめる）一首，“山里は冬そさひしさまさりける人めも草もかれぬと思へは” 翻译过来，“山间冬至日，寂寞与时增。万物随枯草，人情也似冰。” 总说和歌很美，带有日本文学一贯的物哀（物の哀れ），可是用在万里之外冰雪困顿中圣约翰斯的华人身上呢？

很多人在短暂的一辈子之中都和家人无缘相见，葬在异乡。二战之前，北美一些华人的尸骨会由乡党出面出资送回国内故乡重新安葬，和先人在一起，有后人照料在辛劳一辈子之后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二战之后很多人永远的躺在北美大陆了。圣约翰斯的墓园里看到很多华人的墓碑，他们用中文写下自己的名字，生辰忌日，籍贯和故乡，这可能是他们唯一一次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展示自己身份的机会，而且也不必在乎别人如何的回应了。

每一个华人去世，圣约翰斯的华人群体几乎全部加入到送葬的行列，从New Gower 街或者Duckworth街或者Water街，一行人守护同胞，前往一个他乡的墓地（目的）。

在下葬前，圣约翰斯的神父们（R.E. Fairbairn或者W.B. Bugden，或者F.R. Matthews ）会带着众人唱一首赞美诗 “In the Sweet Bye and Bye（直译：好时光会慢慢来到）。张爱玲在《天地人》里调侃这首歌的歌名“甜蜜的再会”，说“大出丧的音乐队，不知为什么总吹打着有一只调子叫做《甜蜜的再会》（Sweet Bye, Bye）。这亡人该是怎样讨厌的一个人呢——和他道别，是最甜蜜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只是生者对逝者的祝愿。对于在异乡的亡者，在跋涉千里又寒耕热耘沐露沾霜却客死他乡之后，希望确如这首歌所言，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和时光等待他们。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i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To prepare us a dwelling place the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sing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The melodious songs of the blessed;

And our spirits shall sorrow no more,

Not a sigh for the blessing of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