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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临证每有出奇制胜之效。他温病宗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却多创见；杂病法丹溪、喻嘉言、沈尧封，对伤寒多有心得。临证用药，不以药之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若能加以灵活运用，即使是平易之药，轻淡之方，也能愈重症！今且分享一则其以平易之药愈重症的医案！ 薛生白谓：“人须修到半个神仙身份，方可当得名医二字。”王孟英先生是否当得呢？请看他治何氏妇腹胀一案。 此案载于《王孟英医案·胀门》，是一个疑难重症，治疗过程颇多曲折。患者何某，年未四旬。本病开始时并不复杂，仅是腹胀善呕，但曾经多医误治。其中有云寒凝气滞，劝其吸鸦片烟以温运者；有云冷积而用蒜灸者；有云劳损而进以温补者；等等。后来患者病情恶化转为危重症，除腹胀加剧外，还兼有腹泻，大便日泻10余行，小溲短涩，两腿肿痛，痰多善怒，不饥消瘦，闭经，舌绛无津，脉弦细数，乃至卧床不起，已束手待毙。仅不过请孟英一诊， “以决危期之迟速，初无求愈之心也”。 此时的王孟英面临如此棘手的重症并没有推却，而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都要尽力挽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平生不畏大症”，真可谓艺高人胆大也。王孟英历来善于在诊病过程中运用虚实互求法辨证，即于虚证中当求其实，实证中当求其虚，于此证之治亦然。尽管此时患者已骨立形销，卧床不起，但王孟英却从患者的眼神及声音中见到其正气尚存，“唯目光炯炯，音朗神清，是精气神之本实未拨，病虽造于极中之极，却非虚损之末传也”。尤其是他从患者所泻大便之热而且腻，断其并非肾虚脾败之泻，故可久不安谷而延之至今。接着他分析本病的病机“殆由木土相凌，为呕为胀，洋烟提涩其气，益令疏泄无权；蒜灸劫耗其阴，更使郁攸内烁；进以温补，徒为壮火竖帜而涸其津；溉以滋填，反致运化无权而酿为泻”。“固之涩之，煞费苦心，余谓赖有此泻，尚堪消受许多补剂”。从上段话可以看出，固涩、温补、滋填，治皆错误，益令疏泄及运化无权。此病证虚中夹实，而以实为主导，由实而致虚。其所谓实者，即热壅也。 接下来，王孟英结合本病例发表了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那就是关于气的流通不愆在人身之重要性，以及它与肝、肺、胃、脾的密切关系。他在医案中这样写道，“夫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本无一息之停。而性主疏泄者，肝也；职司敷布者，肺也；权衡出纳者，胃也；运化精微者，脾也，咸以气为用者也。肝气不疏，则郁而为火；肺气不肃，则津结为痰；胃气不通，则废其容纳；脾气不达，则滞其枢机。一气偶愆，即能成病。推诸外感，理亦相同。如酷暑严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尽关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着而为病，不愆则气默运而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这就是他认为治疗疾病所应遵循的法则，即“通法”（通可调愆）及“百病皆由愆滞论”。这段话不仅仅针对本病例，而是已经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从而具有更广泛的临床指导意义。 再联系到本病例来说，王孟英认为，“今气愆其道，津液不行，血无化源，人日枯瘁。率投补药，更阻气机，是不调其愆而反锢其疾也……然汛断于腹胀半年之后，是气愆而致血无以化，非血病而成胀矣。肿处裂有血纹，坚如鳞甲，显为热壅，不属虚寒”。因此，他认为其治法应当是行气调愆、泄热养血，展以轻清，忌投刚燥，须避滋腻，宜取流通，以气行则热自泄，热泄则液自生。正如徐洄溪所谓“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故其处方用沙参、竹茹、丝瓜络、银花、楝实、枇杷叶、冬瓜皮、黄柏、当归、白芍、麦冬、枸杞出入，以水露（又名甑汗水，宜临时蒸用，取其有升降之机而能养津液）煮苇茎、藕汤煎药；复诊乃参以西洋参、生地黄、黄连、花粉、苡仁、栀子之类；最后以虎潜丸方熬为膏，用藕粉溲捣为丸以善后。以上用药皆取轻清流通之品，绝不用刚燥温补。其最后的治疗结果是：肿胀皆退，肌肉渐生，便溺有节，两月后可扶杖而行，乃至健步经通，遂以康复。可以说完全达到“肉白骨而生之”的奇迹般的效果。这就是名医的真本事，是王孟英当之无愧的地方。本案同时也印证了王孟英的通法理论在临床上的良好疗效。他通过本案告诫我们，“勿以药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也”，“设知此义（指通法的灵活运用），则平易之药，轻淡之方，每可以愈重症”。旨哉言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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