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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有特朗普内阁中“鹰派中的鹰派”之称的纳瓦罗近日宣称,一些美国的贸易伙伴用从美国身上赚的钱,购买美国的公司和技术,降低了美国的竞争力,美国要夺回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领导地位,扭转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下滑趋势。 纳瓦罗很可能开错了“药方”。 在特朗普政府高举“逆全球化主义”和“美国优先”旗帜的背景下,美国真能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吗? 不得不强调的是,本质而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恰恰是全球化深度整合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二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表现突出,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中间产品贸易增多,全球生产由跨国投资驱动、服务贸易对生产网络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了“全球化”的核心驱动力量。本世纪以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由此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制造”正取代“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成为新的大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和依存度大增,一国产业结构必须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互联互动,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动态调整和升级,才能获得资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红利。 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市场需求极度低迷,模块化产业布局基本完成,跨国公司回归本土趋势导致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重组,全球经济“碎片化”对传统全球价值链的割裂,全球生产缺口持续扩大,对经济全球化拉动效应减弱,这是导致全球市场进一步萎缩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若要重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则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不是依靠“回归本土”、“美国优先”的策略来隔离全球价值链。 毋庸置疑,以全球价值链重构来推动新型全球化乃大势所趋。近几年,世贸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APEC等纷纷致力于建立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全球价值链政策的研究制定,旨在改善全球价值链效率,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私人部门的公私合作,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进而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在全球贸易中的中间产品贸易份额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对全球贸易存在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没有压缩,反而给其他经济体创造了更多贸易机会。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演变,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分工网络体系,如果继续沿用传统贸易统计来分析、决策贸易问题,那么误读、歪曲现实就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网络与增加值贸易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特别是当前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数字化”,大大改变了国际贸易形态,改变了原有贸易利益的内涵,这需要新的贸易统计方法和框架,即以增加值贸易统计来支撑相关的分析与决策,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研判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与贸易利益分配,而不能再局限于在一国边界内研究产业升级了。 全球价值链为世界各国开辟了促进增长、提高竞争力和创造就业的前景,是理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而全新视角。然而,近几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重重打击下,全球化呈退潮之势,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去全球化”逆袭,出现了具有排他性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这不仅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但全球化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以新一轮技术革命、数字革命为代表的产业重组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为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积聚新力量和新动能。可以预见的是,包括亚太区域在内的全球经贸格局正在步入框架重构的阶段。在特朗普誓言将重新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强调本土主义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摩擦、冲突、碰撞或将呈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的局面。 鉴于特朗普政府对贸易及汇率等问题上的言辞,西方媒体估计今年的G20公报起草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比往年高得多。三天后将在德国巴登-巴登市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想必就会有初步“答案”。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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