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书可读的年代 读书乃读书人的习惯，无论素常，抑或非常，学而不厌，手不释卷。 情有可原，得一卷不易矣。《送东阳马生序》开篇即曰：“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生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曾感叹：“巴黎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乃活力、机器以及思想的完美结合，令人赞叹。一个拥有着十万册书籍的城市，实踞世界之巅。”巴黎乃欧洲的文艺中心，不过拥有“十万册书籍”，他处可想而知。得之不易，故倍加珍惜，黄永玉《书和回忆》说自己“一上中学就遇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逃难期间，总不忘背上一捆书，“日本鬼子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了，我就忍痛一本本地把书扔掉”。多少年后，其仍动情道：“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如果说我没有堕落的话，就是因为我喜欢读书。” 彼时，读书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无论魁儒杰士、巨蠹神奸、巾帼英妙、山市隐沦，皆然，明辨是非，不徇利害，清醒理智，不肯盲从，也以读书为路数。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之外，闲书则是消遣娱乐的主要形式。张爱玲《忆胡适之》中提及抗战年间在香港：“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如兰之芳，如石之坚，王尔德所言“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很多，有趣的灵魂很少”，大概指的便是此类女子。 如此情形，如我这样读书年龄恰遇禁书年代的人，感受自不浅。虽饥肠辘辘，因书竟可忘食。内容无选择，哪里有推荐书目，也无禁区，遇到什么读什么，没头没尾，在所不惜。自无名之书读出其中精义，似破解秘籍所匿设，勾魂摄魄，其乐无穷，以致几十年后，仍在凭着印象，寻找书名。然书中所写，眼中所见，心中所现，皆已大有出入。“文革”时，钱钟书下放“五七干校”，杨绛指着窝棚道：“可否终老于此？”“没有书读。”干校无书可读，钱钟书只得反复翻阅随身携带的字典与笔记本。我经历的禁书年代，即此年间。 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战争状态下，尤其如此。越是艰难，越发渴望拥有诗意的世界，书是穿窬逾墙的一扇窗户，窗外有景，绿林染而烟云散。求知青年，敏而好学，追新逐变，最是关注外部世界，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是多数青年怀有的愿望。最是一年春好处，心壁涂鸦，得以清洗；读书不觉已春深，时光不负，似有所悟。 如今，海量消息，无以适从，娱乐至死，绚烂之极，来源异常多端，书只是其一，便不再那么重要。微博微信客户端，网络阅读因其准入的开放性、无序性，渐由图书控而手机控。“到哪里找回我们在知识里丢失的思想，到哪里找回我们在信息里丢失的知识”，超前的惠特曼曾为此忧心忡忡。读书时代，无人论及其重要性，书籍从一种近乎神话意义的精神食粮，变为大众消费品时，反倒提倡阅读，且要立法。天下事，多悖理。 坐拥书城，无书可读，只因缺少读书的时间，缺少读书的专注，缺少认可的好书，致使有书不读。读书人反倒怀念起无书可读的年代，因而对苦楚时光，始终怀有敬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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