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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村落水口文化
徽州建筑的民居和村庄，从布局、造型到色彩、装饰，都给人一种独具魅力的印象：得天独厚的徽州天然环境，加上风格迥异的徽派建筑艺术，导致徽州村落传统庭院都掩映在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园林之中。徽州民间建筑基于顺应自然和装点自然的观点，卜地测居的风水信念，十分重视村头组景，随山采形，就水取势，配置以坊碑、亭塔、桥廊、楼阁，形成水口园林景观。徽州水口和园林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与徽州建筑是相依相伴的。
所谓水口，指水源所从出之洞口。这在徽州村落建设中是一项重要设施，对绿化和生态环境优化有着典型意义。“水口”在目前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中系源于风水术书的称渭。水口理论在明代已十分盛行，清代的《地理大全》、《地理五诀》(按：赵翼《陔余存考》云：“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上，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觅龙要真、察砂要秀、观水要抱、点穴要的、定向要吉，是谓地理五诀)、 《入地眼图说》、 《阴阳宅》等书也都明确提出水口概念及其作用、意义。如《入地眼图说》卷7“水口”一节曰：“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乾位)，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巽位)，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奉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财用之不竭。”可知水口本有两种：一为水流入之处，一为水流出之所。对这两种水口的要求也不一样，前者要开敞，后者当封闭。即如《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所云：“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
在风水意愿的影响下，水口不仅具有出入口的功用，更是村民命运、前程的象征。因此，徽州人建村落讲究水口，不惜一切地在此处营造、劳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为了弥补自然环境不合风水家所设想的理想模式，就需用人工造景来加以调整，使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以满足世俗心理的需求。如绩溪县的冯村“自元代开族以来隅庐豹隐，尚未能大而光也。后世奉堪舆之说，因地制宜，辟其墙围于安仁桥之上，像应天门；筑其台榭于理仁桥之下，像应地户。非徒以便犁园，实为六厅(族分六支，支各有厅)关键之防也。所以天门开，地户闭，上通奸国之德，下是泄漏之机。其物阜而丁繁者，一时称极盛焉。”“’这冯村的“天门”、“地户”之设，便界定了整个村落的外部区域，再衬以四周的龟、蛇、狮、象几座山，狮象守天门，龟蛇守地户，极为强烈地烘托出村落的安全感。是见水口在村落建设以及表达吉凶观念的风水理论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它的建筑和对于在水口位置上进行绿化就具有典型的“障空补缺”意义。
一、水口的定位
一般风水中说的水口是一村水之流入或流出处，但对照宗谱与实地考察：一村流水之入口多从山上或地势高处居高临下地流来，自能成开敞之景，仅需稍加疏理即可通畅，而水流出口则常与村之入口方向一致，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逐渐称水口就专指这水流出口之处了，在风水书中称“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人们习惯于将下山、下游的方向看作村庄的入口，俗称“村口”；实际上，水口既是泛指一村水的流出处，则村庄水口的位置就在村口附近甚或与村口相同。水口的具体地点则依山势或山脉的走向而定，一般多落在山脉的转折或两山夹峙、清流左环右绕之处。徽州地形地貌的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故一村之水多在作为“龙脉”的山之东或东南方向流出，因而水口的大致方位也多在一村之东南，即风水中“巽”位吉方。这与现代建筑理沦家诺伯格·斯卡尔兹在阐述“路径”时曾转引路德福·雪瓦耳兹书中一段话：“我们将景观比之为住宅，则山岳是墙壁；……而山区的最低点则为门”，在做法上有异曲同—仁之妙。“水口乃地之门户”，风水以地形的最低处东南方“巽位”为水口，称做一村之门户。理想的水口应“狮象蹲踞回亘于水上，或隔水山来缠裹”；“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
水口距村庄的远近，“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秆，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里者，为中地；若收—二里者，不过一山”—水人财地耳”。实际的村落水口大多在离村数百米处，风水书中的“大地”或许是指大村镇和城市而言。从此可知水口到村中心房舍区的距离长短，还反映出“地气”的大小，据之可决定村落发展达饱和前的规模，即指该地的承载实力，用今天的话说，称它为“环境容量”。一进入水口，就进入一村的界地，其附近的环境便称为水口环境，除天然山川形态外，大凡几百年以上的村庄都还须建造桥坝楼塔及挖掘池塘等以增加锁钥之气势，名为关镇之物，使得尽量彻底地扼住村庄门户这一关口。
二、水口的营建
风水认为水即是财富之气，为了留住财气，在选中好的水口位置上，最常见的是以桥为主作“关锁”，辅以亭、堤、塘、树等镇物。如休宁古林：“……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亘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其实，撇开风水的吉凶观，单从建筑学角度看，桥在组织村落的外部入口序列的路线和景观上，都起着良好的作用。对此，诺伯格·斯卡尔兹也认为；“需要对方向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而‘桥’就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路径。因为它将两个范域连在一起，并还拥有两个方向，所以常处于动态平衡的强烈感觉之中。……桥梁使得人之占有河流空间成为可能，在这里他同时感觉到外部及内部自由，且被保护在属于同一整体中的两个范域内来回移动。”
其次，有较高人文层次的地区则以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祠堂等高大建筑物为主，辅之以庙、亭、堤、桥、树等。
如考川《仁里明经胡氏支谱》卷首《文昌阁记》：“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堤起处出入孔道两旁为石板桥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阁，高倍之……榜其楣曰文昌阁。”
又如，黟县西递水口有文昌阁、魁星楼、风水塔、观音庙等”。
这些高大建筑物立于水口的营造，与其说出自一种象征意味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弥补自然环境，使得自然的构图趋于稳定，获得一种千和感。
三、水口的类型
从研究宗谱记载，风水术书所述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徽州传统村落水口模式可归纳为5种基本类型”：
（一）防卫型
这是一种古老的水口模式，徽州族居村落基本上依赖于封闭型的自给自足农耕经济来满足生存以求发展，故早期在村基的选择不对：厂维持生计的资源如土质肥沃、溪流水量充盈等，以及易于防卫的地貌条件，就成为以环山作为天然屏障的理想村落环境。在此四周有山环卫，山口狭小，溪流在谷地穿越，流经山口；水口便是村口，水口实际上成了山口的同一地点的不同称渭。山口便是村口，它是与水口合为一体的地点。
在这种村落的水口，加筑上防卫性建筑，便易守难攻了。这样一来，防卫型地貌再加上防卫型建筑就构成了防卫型水口。如祁门的奇岭是偏远的山村，处于山抱水环之中，村口由二山夹峙，天然成一狭小的谷口，谷口内有溪水流出，构成水口与山口地点的合一。在这天然合一的山口，有一座体量颇大的重檐歇山顶楼阁，骑架在小溪之上，俗称之为水口亭；亭两侧有二层屋宇数楹，面对楼亭山面，位置与楼亭迫近，屋宇与楼亭山面等宽。楼亭前后墙与两侧屋宇山墙用垣墙相连，垣墙上开有拱券，门洞上有砖砌嵌方。三瞳建筑连成一体，把整个山口堵得严严实实：屋宇背后已紧靠山麓，楼亭前后二面都无门，若不是垣墙上设有门洞，岂不是成了“此路不通”。三幢建筑的砖墙以及门窗的位置，作为防卫设施的特性很明显：外墙底层高处有二圆形小窗分置两边，后墙正中有一矩形大窗洞，底层的门开在两侧。这种外向封闭，内侧稍为开敞以及门设在两侧的做法，从防卫的角度来分析都是别具匠心的。它所含有的界定、封闭、防卫和关镇的隐喻也十分明显。
（二）生产型
山区溪流落差较大，为防旱季水量不够用，常在水口设拦水坝以提高水位、控制流失量。拦水坝的落差水流作为一种能源被利用，在传统村落中置油榨、建水碓，以满足生产、生活之需。如(民国)吴吉祜撰歙县《丰南志》载有“茶园水舂”一景，休宁双溪流口八景中有“野碓舂云”之景，均系此类水口，被村民赞美而载入宗谱。《双溪李氏族谱》云：水碓在流口向阳桥右侧的白果树下，并有诗赞曰：“断水何劳掘地成，临流机巧走雷霆，玉粒每看云里捣，寒声偏于月中听。”
（三）交通型
村落面临水流，或通舟楫，或筑桥，以继通陆路。一般说来，坐落于较大河流旁的多设简易码头以通舟楫；溪流较小而村里族民财力两旺者多架桥以通两岸，于是构成交通型水口。歙县古桥村村口所建观音桥是小村中交通型村口的一例：桥称“观音”，可能桥亭供祀观音菩萨而得名。桥为梁式桥，石砌桥墩，迎水面设水榭。桥孔低平，这是山区小溪不行舟之故。桥上建有廊屋三间，敞廊内为抬梁式梁架，山墙与隔墙均为圆顶。二侧采用叠涩出跳为墀头，有轻巧之感。
交通型水口上的桥梁均属明清所修建，因徽商致富，一些宗族大村的水口桥十分考究。如祁门大坦村水口桥名“安浮桥”，桥上起屋，西首起楼，二层，造型采用马头墙形式。东首、西首各有圆券门，门上刻有“东维揽秀”、“西俪昭华”的青石题额。阁前后有窗，形为八角、葫萝等十锦花窗，造型秀美多变。桥阁西侧紧靠山麓，林木茂密，环境幽静。当地族人在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立村口关帝庙碑上载有里人对此水口环境的评价：“宅之东偏环拍水以为带，而月山以为屏，遥接竹林，苍翠欲滴，近邻桥阁，盘舞若飞。巍巍焉，煌煌焉。”
（四）生态型
生态型作为一种模式的水口大多并不独立存在，但在当年深受风水影响使水口林木被奉为风水林而严加保护，例如《羽中麓齐氏族谱》规定：“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还有风水通过帝王间接发生影响，《明史纪事本末》就载有因南京钟山孝陵来脉的关系而禁止江南宣歙等地砍伐山林。这不仅促使徽州广大山林得到保护，而且也强化村民护林保龙脉的意识。
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人合一”强调“人”须与“天”相认同、协调、一致，既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能动适应，也意味着人对其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崇拜而只得顺应自然。这就决定了先民采用类比与直观外推的方式来表现认识与判断，树木与祸福正是通过“以树木为衣毛，盖广陌局散，非林木不足以护生机；赂谷风重，非林障不足以御寒气。……惟其草茂木繁则生气旺盛。护荫地脉，斯为富贵垣局”“’等生态环境为中介而感应的。这种形气感应关乎祸福的观念，在实际上是属于传统伦理哲学与环境观，即属于天人感应的范畴。其中含有生态良性反馈的合理成分，值得认真发掘并给以正确评价。
以上列举的水口模式，在徽州村落中往往体现为几种模式的功能兼备，一举数得，仅是程度不同而已：表明这一地域性传统建筑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在其上面尚能找到纵向历史遗传基因，中原人士南迁时的心态残留痕迹，而更多的则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时尚、风俗所打下的烙印。而风水作为一种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对水口环境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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