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述》

《周易述》

　　作者：惠栋　年代：清　□解读　孙中旺

　　在清代学术史上，吴派经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但构筑了恪守古训、尊信家法的汉学壁垒，而且摒弃了宋明理学空谈不实的浮华倾向，最终完成了朴实的考经证史新学风的建设，确立了乾嘉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方向。稍后的皖派、扬州学派乃至晚清学术，都可视为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在此过程中，吴派经学的领袖人物惠栋功不可没，其代表作《周易述》更是影响深远。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厓，学者称之为小红豆先生。吴县人。出身于经学世家，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及父亲惠士奇均为著名学者。惠栋自幼博览群书，对经、史、诸子、稗官野乘以及佛、道等方面的典籍，无不涉猎探究。曾参加乡试，因不守朱熹《四书集注》而是引用《汉书》立论，为考官所黜，从此绝意科举，专注于教授弟子及撰写著述，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成为吴派经学的创始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惠栋一生致力于易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周易述》一书中。本书主要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并且参照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并自作注疏。原目录凡四十卷。卷一至卷二十一，内容为训释经文，体例复《周易》之旧，经、传分释；卷二十二至二十三是《易微言》，均是杂抄经典论《易》之语；卷二十四至卷四十为《易大义》《易例》《易法》《易正讹》《明堂大道录》《禘说》，均有目无书。今本《周易述》为二十三卷，仅《易微言》附于其后，《易大义》《易例》《明堂大道录》《禘说》皆单行，而《易法》《易正讹》均缺。《周易述》本体（前二十一卷）亦非完帙，缺下经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后来江藩和李林松相继补之，各撰《周易述补》。
　　《周易述》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自明清鼎革以来，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众多学者，针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倡导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经世致用之学。以易学而言，在惠栋之前，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学者就已经从文献考证和古籍辨伪出发，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易象数的本来面目，使易学逐渐转向了复兴汉易的道路。
　　同时，惠栋的家学渊源也为《周易述》的撰写奠定了基础。惠栋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及父亲惠士奇均为著名经学家，重考据，尚古训，尤精《周易》，著述众多，这些都对惠栋经学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惠栋对诸经注疏、诸史旧注、小学音韵、汉魏碑帖及谶纬之书等，无不广为涉猎，为其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周易述》中体现了惠栋的治《易》特色。一是推崇汉人易说，重视象数之学。在《周易述》中，惠栋大量引用汉儒之说，并以孟喜“卦气说”及京房“八宫卦说”等象数之学来解经，构成了完整的汉学体系，并促成了汉易的复兴，走出了一条与宋学不同的治《易》之路。二是重小学，以文字、音韵、训诂知识解《易》。在《周易述》中，惠栋实践了“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治经方法，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正是在惠栋的倡导下，这种方法才得以成为乾嘉学术的主流。三是贯通群书，纳入多学科以解《易》。《周易述》中所征引的古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并把天文、历法、律吕、礼制等多学科知识纳入了解《易》体系中，颇具现代科学所强调的实证精神。四是追求古义，改易经文。为追求古义，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在《周易述》中，惠栋以汉儒之说和《经典释文》所载，对当时通行的《周易》文本进行了大量校改，并提出了自己的证据和理由，对了解汉易有一定启发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志在恢复汉易，但惠栋对其中的阴阳灾异等神秘主义的内容并未简单搬用，而是坚持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易学传统，这是难能可贵的。
　　《周易述》是惠栋一生治《易》的结晶，是乾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易述》及惠栋其他《易》学著作为保存、整理汉易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引导了乾嘉《易》学的发展方向。乾嘉时期，易学的发展从偏重义理的阐发，转向了对汉易的整理和解说，以汉儒之说重新注解《周易》，这和惠栋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就学术史而言，惠栋在《周易述》中，提倡学宗汉儒，溯其古而求其源，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以求义理，继顾炎武之后开辟了新的学术蹊径，形成了显著区别于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特色，对乾嘉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正是由于惠栋的倡导，才形成了以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为代表的吴派经学。他们大多恪守惠栋的治学风格和宗旨，崇尚汉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重要性，在经学、史学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在解经方法上，《周易述》采用汉儒之说，自为注而自疏之，开启了清人十三经、诸子新疏的先河。诸经自汉魏人作注，唐宋人为之疏解以来，至明代依然因袭。惠栋打破了这种局面，另立新疏，其中的创新意识颇具积极意义。
　　《周易述》的版本，主要有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卢见曾雅雨堂刻本、《四库全书》本、道光九年（1829）广东学海堂刻《皇清经解》本、民国初年学海堂石印本、《四部备要》本等。